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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云会案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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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对钱云会案争吵不已，让我看到了政府应急管理的困境，不能动用有效的正当途径，而是试图用高压来解决问题，动不动使用政府的信誉来担保，造成目前公信力降低到极点，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我看钱云会案，首先觉得离谱，暗杀一个人，用大型货车，还是刚刚买来，没有偿还贷款的货车，这不是很奇怪么？这么违反常识的判断，居然有人相信，这未免是借题发挥，问题不在车祸，而在其他方面了。
政府方面的应急管理非常离谱。如果是车祸，就按照车祸处理，公布调查结果，按照经济或者刑事案件处理。有关方面采取压制政策，坐等危机扩大发酵，实在是咎由自取，十分失职。现在通过舆论来辟谣，却没有就事论事，深入详谈车祸的技术细节，如车重，车速，肇事者与被害人的关系等等，让人怀疑有关方面在掩藏什么，这又是一次“瓮安事变”和“杞人出奔”事件的翻版啊。
我看中美的政府管理，差别在于技术细节。美国政府为了信誉，总是请学术界的高手来破解谜团，顺势给民众作科普。航天飞机失事，诺奖获得者费因曼教授被请出来调查和报告，让人人对于技术细节有所认识，更增加了民众的科学素养。人人都知道辛普森有罪，但李昌钰博士的证词让陪审团放过了辛普森，这是技术的胜利，也是制度的胜利。和制度的缺陷相比，个人的错误不值得一提。
我看“让领导先走”，首先觉得怪异，有正常人会在危急关头说出这种话么？千万不要告诉我，领导不是人。因为我们相信领导不是人，所以才会加上“让领导先走”的想象。事实上，乌鲁木齐来的教委领导23人，死亡17人，受伤6人，伤亡率100%，因此根本没有“让领导先走”的问题。我们相信这句违反人类逃生本能常识的话，要么是缺乏常识，要么是不愿接受真相。后者的成分更大一点，由于政府应急管理的失当（赔偿过低），受害人不愿意接受真相（政府也不希望调查真相，调查清楚了还是政府的错（政府卷入了太多的生产活动，是最大的保险公司），所以真相不明），所以两方面共同造成了谣言满天飞的局面，带来的结果就是不相信政府，导致“瓮安事变”和“杞人出奔”，现在还有一个“主任车祸”案件。
1993年，德州Waco的大卫教事件之后，也是一次对美国政府滥用公权力（ATF特工和FBI特工）的质疑的高潮。马里兰大学消防系的Q教授（当时是国际消防研究会的当值主席）受雇替政府解难，他从燃料的特征，建筑的特征，点火源的特征，火势的发展过程等环节，论证了该建筑是内部纵火，而不是催泪弹失火。政府在这方面投入的咨询费是每小时500美元（听说给微软打反垄断官司的律师收费600美元，笔者没有听说比这更高的咨询费了），包括任何不在法庭的相关的思考时间。那么到底是纵火还是点火？FBI特工在建筑内部偷偷地植入了窃听器，记录了建筑内部打破油瓶的声音和纵火之时的说话声，因此是铁板钉钉，很难翻案的。那么大卫教为什么要告政府呢？两个原因：扩大影响（博取同情）和取得赔偿（数亿美元），另外他们也真有钱，不怕官司。而政府不得不应战，以便维护社会正义和程序公平。虽然最后还是公民买单，但比那个几亿美元要少多了，当然各方也都吸取了教训。
和美国政府相比，国内的当局者显然缺乏经验，动不动派政府官员拍胸脯保证：这是谣言，而不调查一下谣言产生的背景和谣言内容的解决办法。官员不可能说真相，因为他的位置决定了不能站在民众的那一边，而专家没有官职，比较在乎技术（关心以后有没有人继续请他），因此造假的可能性不大。法庭之上，不是讲求真相，而是强调输赢的地方。但专家的证词，至少比官员的拍胸脯更有可靠性。有关方面的管理水平，显然还需要改进。有来有往，民众也从过程中得到有益的科普教训。从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我看不到程序，也看不到制度的作用，这是管理的问题。
说句题外话，美国的法律界，对于专家意见的约束越来越多，教育、资历、文章、研究、时间等，都是专家有效性的判据。这样做，有助于理清专家队伍，保证质量，也有助于提高专家的收入。知识就是力量，美国更重视这种力量。我在衡阳大火的法庭辩论中看到一点专家的作用，其他灾难处理都缺乏专家的参与，只有政府官员的参与，这是一个问题。谣言来源于系统内部的共振，只有引入外部力量，才有助于消除共振，重新达到平衡。
有道是，领导先走有影响，办案程序有问题，应急管理集权化，决策错误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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