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对雾霾危机的看法

   网上铺天盖地的柴静新闻，咱也不能免俗。看过之后，都是常识而已，对我没有任何新意。2008年，我在美国从事节能减排工作，研究过一系列能源领域的综述总结文章，所以对她的看法基本明了。只是觉得能源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她的记录片能够说清楚的，所以我来总结一点关于雾霾问题的哲学认识。

   首先，要向柴女士表示敬意。能够为健康问题思考的人不多，大家大多不敢出头，女士出面比较容易一些，比如Rachel Carson，社会没有很大的压力和阻力。希望她的看法能够带来某些改变。中国不缺执行力，而缺的是上下的共识，一旦达成共识，信息流通解放，青山绿水非梦。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一个社会的发展，不是某一点决定的，而是一个社会的Economical，Institutional 和Cultural形势决定的，在这里，我还要加上Geographical和Climatological，才能更好地认识当前的雾霾形势。

第一，  中国烧煤烧油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动采取的做法。为什么要烧煤？因为没有技术和资金去进口其他的能源。美国在能源危机期间，每年要送大把的美钞给中东，任何人都心中感慨，沙特人凭什么把5美元一桶的原油当100美元卖？给他们的钱是真金白银，不是我们的GDP，还要扣除原料和技术支出，到手的是零头。现在你看我们的深海采油平台到处打井，这技术可是当我国拿渤海油田一半的石油换来的（准确说49%归美国）。碰到技术的门槛，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就是从头开发，还有专利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烧煤来积累资金。能源具有自增值属性，没有第一桶金，就谈不上后续的节能减排技术。所以，环境污染大，那是为积累资金作出的代价。所以，工业发展的路是没有捷径的，你必须承担代价，才能有足够的经济去改革。印度的环境已经很烂了，可是印度还要引进制造业赶超中国，这一步资本和技术的原始积累之路是省不了的。

第二，  环保问题的实质，说来说去是标准执行问题。标准为什么能够过，却不能执行？柴静说这是执法机构推诿，其实这就是技术革命的机构组织问题。我国的管理问题全部归国企，对他们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该罚谁呢？政府卷入市场，市场就没有公平公正的标准可言。美国发展专业协会100多年，才能够注意对协会成员保持平衡，随时让教育领域的专家参与协会工作（因为没有利益，可以相对公平嘛），保持协会的技术和政治的平衡。我国的专业协会是国家指定的，既不参与市场竞争，也没有自立自传自养的压力，他们能作什么？你又能指望他们做什么？中国在专业化组织上仍然有很大的欠缺，不是指定负责单位就把问题解决了的。

第三，  技术革命的重要因素是信息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可是中国缺乏保护专利的观念，谁敢让技术自由流动？谁敢投入科研经费？这是文化决定的结果，不是消灭垄断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国内对云计算的推动似乎很有力，可是云计算的市场领导者谷歌和亚马逊却被排除国门之外，仅此一项，中国将来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钱来弥补。现在每一项技术的进步，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我们赶超的瓶颈和绊脚石，这笔账有谁算过？有人说，这是为了保持稳定付出的代价，我只是觉得代价未免太高了。小小操作系统，美国基于Linux的方案不知推出多少种，中国只有一种，还羞答答地挂在Ubuntu下面让人使用。中国有6亿网民，有多少智力被网上长城浪费掉牺牲了？15-16世纪是荷兰人的黄金岁月，他们的技术优势，是建立在信息的自由流通基础之上的。

第四，  雾霾问题的产生，有很重要的地理条件问题。我们总想赶英超美，可是没有想过中国的地理条件是否合适去赶英超美？我们要搞城镇化，可是北京是否值得城镇化？也许当年伟大领袖的看法是对的，应当把故宫拆了盖工厂。现在虽然没有拆，但跟拆了有什么区别？北京定都，是明成祖朱棣一人坚持的结果。1421年的故宫大火，差一点改变了中国的京城，可是朱棣听取了所有的意见，就是把所有反对迁都北京的人一一加以严惩。接下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中国不得不倾全力造长城，完全错过了技术革命和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红利和机会。1421年是中欧技术大分裂（GreatDivergence）的关键点，对此有无数的讨论总结文章。因为该年明成祖逝世，就停止了郑和下西洋（还有一次不算，是被迫的，把上一次的客人送回国），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收缩和保守，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当年的豪情。现在举国全力保北京，比如南水北调工程，还是在重复明代错误的地理选择带来的决策困局，这是芝麻与西瓜谁重要的技术性问题。一步错，步步错。

第五，  雾霾问题的产生，有气候变化的贡献。如果光从源头来治理，无论多大的投入，也不能改变雾霾的结果。如果雾霾的改造成本是无限大，柴静还会推出这一纪录片吗？雾霾问题，是全球性的，只不过在中国表现得严重一点。不能做长久的计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我最担心的效果。理论上说，中国的集权体制是考虑最长远的，可以作最优化的最长远的计划。可是如果大家只能认识到雾霭的眼前危害，而不能有全局的观念，中国的体制往往会带来很大的浪费。中国太需要有人唱反调了，多样化带来全局观和多重的选择机会。

以上是我对雾霾问题的经济性、组织性、文化性、地理性和气候性的一点认识。戴蒙德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矫枉过正（lurching），任何看上去美好的解决方案，有可能带来极端恶化的连锁反应，所以需要从战略角度来认识，后者正是柴静纪录片的短处。不错，人人的健康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发展与健康面前取得平衡，这是大家都想作到，往往认识不足的地方。人人都说，不要管闲事，不管闲事的结果，就是雾霾危机。所以，我们还是要管闲事的，至少对我们的健康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意见多了，也会推动政策，故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