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珮春和关愚谦在国庆招待会上

作者高关中（汉堡）2016/6/29

不久前欧华文学会首届国际高端论坛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我参加了。中国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王列耀教授在会上致辞时谈到华文文学边界的问题：华文作品不限于华人作者，非华裔的外国人如果用华文写作，也应该纳入华文文学研究的范畴。王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德国人海珮春（Petra Häring-Kuan，中文报章上有时也写成海佩春），她的中文著作《德国媳妇中国家》，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而且已进入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视野。

海珮春，德国很多华人都熟悉！她是著名作家关愚谦教授的夫人，温文尔雅，贤惠善良，为人低调。也许是关教授太出名了，笼罩在关老师的光环下，珮春本人的成就反而被忽视。为此我感到有必要撰文向读者介绍一下她的人生，讨论一下她的著作《德国媳妇中国家》，叙述她的劳绩，特别是在中德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 。

热爱中国文化

海珮春来自巴德奥德斯洛（Bad Oldesloe），这是一个北德小城，在汉堡和吕贝克的中间。她的父亲曾任银行总监，家中满是藏书，海珮春从小就喜欢阅读，整日书不离手，打下了扎实的文学根底。

上世纪70年代初，20岁的德国姑娘海珮春，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认识了中国人关愚谦，当时尚在汉堡大学就读。两人开始交往，他教她英文，她教他德语。通过关愚谦的开朗性格和苦干，海珮春产生了对中国的兴趣，入大学后，把汉学选为自己的专业，不仅练出一口地道流利的汉语，还关注中国从文学，历史，到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的一切。关愚谦则以刻苦学习的精神，在短期内掌握了德语，沉醉于德国的文化，两人相互做学生，当老师。感情日益加深。

海珮春决定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但当时她的父母不同意：“我们非常喜欢这个人，但他是远从红色中国来的，你怎能和他做朋友？”按照德国的法律，孩子到21岁就完全独立了。在21岁生日的那天早上，海珮春拿了一个箱子跟爸爸、妈妈说：“再见，我现在独立了，决定搬到汉堡去，我要跟这个中国人在一块儿。”

父母听说她的决定都要晕倒了，但下定决心的海珮春当天就搬到了汉堡，还给关愚谦打了个电话说：“我现在独立了，我要跟你在一起。”虽然喜欢海珮春，但关愚谦当时并不支持她这种鲁莽的做法。他责备海珮春不该如此对待父母，第二天开车把她送回了家。海珮春的父母很感激关愚谦，并且由此接受了他。

海珮春慧眼识珠，关愚谦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出身于名门大家，在上海长大，在北京工作，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写得一手好文章，艺术体育也样样熟悉，能弹钢琴，拉小提琴。他不仅英语娴熟，而且是俄文的科班，曾在财政部为苏联专家当翻译，为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人做过口译。他曾在青海“流放”（反右时被打成为“中右分子”），后因文革动乱而出走，来到德国时身无分文，还在码头打过工。但他凭着深厚的学术功力，在汉堡大学一边读书，一边教授汉学。1976年，完成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头衔，获得汉堡大学终身教职。海珮春等了他七年，1977年才与他喜结连理。汉堡中国语言文学系全体师生为他们在大学俱乐部举行了二百多人参加的婚礼。

1981年，海珮春随夫前往中国探望公公关锡斌（1896-1995，又名管易文，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也会见了丈夫的姐姐关敏谦（时任全国妇联国际部长）、哥哥关迪谦(当时的北京记协主席)，从此进入了一个三代同堂有几十口人的中国式大家庭。这个家庭既传统又开放。海珮春对中国风俗、民情的了解日益加深，对中餐、茶艺茶道也发生了兴趣，能烧地道的中国菜。她后来在南京和成都中医学院攻读中医，学会针灸，并且在汉堡获得正式行医执照。海珮春如此感悟说：“我觉得中国文化理念，对西方人来说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就这样，海珮春由一个对中国所知甚少的德国少女成为一个中国通，也是中国家庭里公认的好媳妇。她以一双客观、善意的眼睛，好奇地观察和研究这个中国家庭以及中国的一切，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和这个国家。

海珮春与丈夫几十年相濡以沫，几十次到过中国，甚至“在上海买了房子，每年大约有一半时间都在中国度过。”她深深地了解中国人、中国家庭和中国文化，看到了中国的飞速变化。海珮春曾对我说，现在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几十年前她和丈夫到中国，带了很多箱的礼物送人，而现在他们到中国来，每人只带一个小箱子，反倒是从中国回德国的时候，箱子总是塞得满满的。

她的经历和感受太丰富了，她要把这一切写出来与德国人分享。几年辛苦，2004年她出版了德文书Meine chinesischeFamilie，dreißig Jahre Wandel inChina,意为《我的中国家，30年的中国巨变》，在德国广受好评。她深受鼓舞，又继续搜集材料，加以扩充，进一步用中文写出《德国媳妇中国家》，2010年出版。全书分为德国媳妇，中国家，国在变、家也在变，三个部分。300多页，共24万字。

《德国媳妇中国家》好评如潮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收到海珮春的书稿，一口气读完，顿感一股鲜活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作者独具的才情和书稿的鲜明特色使他拍案叫绝，迅速回复“大作已拜读，总的印象是:一个字，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好极了”。该书一下就印了一万五千册，在香港、北京举办了盛大的新书发布会。上海《新民晚报》，以及《欧洲新报》都进行连载。海珮春还在香港尖沙咀商务印书馆演讲厅，上海图书馆，安徽大学、银川大学、暨南大学等高等学府进行了演讲；在青岛网络电视台与河北电视台读书节目也接受了访谈。丈夫关教授一向唱主角，而在这些活动中成了配角，但他为妻子而骄傲。该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关注。用“德国媳妇中国家”这个词“谷歌”一下，就能搜出十多万条信息，“百度”一下更多。

看看普通读者的反应吧！浙江嘉兴吉水小学的俞伟娟老师在博客上发文：《德国媳妇中国家》读后感。她认为，这是一本奇妙的书，“从一滴水可以窥见大千世界。或许就是因为丈夫、媳妇和家庭这三个要素都‘非同一般’，这本书便得以用一个特殊家庭几十年的变化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社会变迁和精神变迁。通过描写关家三代人的生活道路，清晰、深入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尽管书中讲述的只是一些夫妻、父子、兄弟姐妹间的琐事，但作者娓娓道来，故事仍然很抓人，让你时而为主人公的命运牵肠挂肚，时而为书中的趣闻乐事报以会心的微笑，读后掩卷遐思，竟是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

再看看名家是怎样点评的吧！

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称赞说：“她像讲述家长里短一样地讲述着中国、德国、二十与二十一世纪。她毫不预设立场与观念地、绝对客观地讲出了如此动情的沧桑故事。她参与了这样多、这样深的政治事件，成为如此地翻天覆地的历史的见证。也许这只不过是爱情，只不过是平常的人性，只不过是正常的喜怒哀乐，只不过是一个女性的非常个人的生活经历。有这样的经历，分享这样的经历，我们有一种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的感觉。”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这样评论：“一双‘德国媳妇’的眼睛，诚恳、善意地观察并眷顾着她的中国家。通篇客观、率直又不乏幽默的语言，讲述着两种文化的相遇、试探、碰撞与融汇。这是她的个人命运与一个中国大家庭复杂、跌宕的传奇，这传奇从细小之处出发，却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跨越世纪的变迁，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目。作者不带偏见的明澄之心，以及朴素、丰满的活泼描绘，使她的故事饱含可以触摸的有温度的生活质感，亦呈现出别样的历史价值。”

著名作家，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写道：“一些学者警告我们，未来的世界将要因文明的不同发生冲突乃至对决，本书的一对主人公却用相互的爱否决了这种可怕的预言。就像音乐是超语言的，爱是超文化的吗？这是通过一种明智的努力，还是缘自爱的本身才达到的？这个太难的问题，我的朋友珮春会很轻松并微笑着回答你。”
　　专家学者们也加入了评论的行列。2015年10月28日，广州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专门举行了“《德国媳妇中国家》与华文文学的边界研讨会”。

专门探讨《德国媳妇中国家》的学术论文也涌现出来。如辽宁大学的姜丹在《学理论》2014年第11期发表了论文“从跨文化视角解读中德文化差异——以德国媳妇中国家》为例”，评价说这本书展现了中德文化在家庭观念、爱情观念、等级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为我们了解文化差异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接着姜丹用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从5个跨文化维度来阐述中德文化差异。1，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中国与德国相比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海珮春书中写道“我们住在德国，但是我总感觉到，愚谦的心永远悬在中国，他时时刻刻希望给中国多做点事，希望中国脱离贫困，为什么他不能够多集中一些心思来改善我们在汉堡的生活呢？”2，权力距离，这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人群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中国被封建社会统治了几千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根深蒂固，传统的等级观念强调，在家尊重父母，在单位尊重领导，因此权力距离感更高一些。如在关先生的大家族里，小字辈都要听命于长者，只有海珮春这个外国媳妇敢“顶嘴”，说出自己的看法。3不确定性规避，这是对于不确定性和含糊性的容忍程度，德国人说话直率，中国人更倾向于模糊地表达自己的想法。4事业成功与生活质量。海珮春在书中写道：“我发现这个民族的确非常勤劳敬业，努力钻研，愿意吃苦，和我们德国人有相像之处。这也是中国在这么短短几十年能够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吧！”但如今，德国这个追求事业成功追求物质主义的国家愈来愈重视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质量，这就值得我们反思。5长期-短期导向，即对传统的重视程度。长期导向的文化，看重传统；短期导向的文化，看重眼前利益，做事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海珮春即察觉到中国人对传统的重视。专家学者的评论使我们耳目一新，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这本书的了解。

为中德文化交流做贡献的海珮春

海珮春总是惊讶于中国的快速变化。每隔一段时间夫妇两个没回中国，再来就要揉揉眼睛，因为无论哪个城市里，高楼都长得太快，路修得太快。可是，她对中国的评价并不是一味地赞扬，她怀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那些像迷宫一样四通八达的胡同，挤着几户人家的四合院，怀念那些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可是现在的北京楼太高了，车太多了，她幽默地批评：“这个城市就像是专门为开车的人建的，过马路简直就像自杀。站在长安街的一侧不知怎么能到对面去。”因此，在书中专门有一章“CHINA，拆哪！CHINA，拆哪！”，批评中国。她解释说，因为爱，所以才有批评。

《德国媳妇中国家》书中“第一次被约写书”的叙述也很精彩。1980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关愚谦浏览了德国大出版社科尔哈默（Kohlhammer）的展台，这里陈列着几十种各国文化旅游指南，唯独没有发现介绍中国的指南。于是他毛遂自荐，并说夫人是德国汉学家，可以联手写作。出版社经过考察后，与他们签订了合同。海珮春虽然文学功底不错，但从未写过书，在关愚谦的动员下，两人开始了合作。他们走遍中国各地，搜集大量资料，亲自查看古迹名胜，用三年时间，写出了厚达850多页的《中国文化及名胜指南》（China，Kunst-und Reiseführer）。当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国门，西方人迫切需要了解中国，这本书的出版正当其时，几年内就印了三版，而且引起欧美国家的重视，又出了英文版和意大利文版。海珮春非常高兴地说，“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来”，“凡是到中国去旅行的人，都会人手一册，我们会在德国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

出于谦虚，海珮春在书中没有多讲出书的事。事实上，《中国文化及名胜指南》这本书一炮打响，鼓励着海珮春和夫君再接再厉，联手写出了更多的作品。迄今已出版8部书籍，从方方面面介绍中国，其中包括《香港澳门文化旅游指南》。最有意思的是Die Langnasen,was die Chinesen über unsdenken ，中文意为《大鼻子——中国人眼里的德国人》，通过对120位两国各界人士的采访，以生动有趣的实例剖析了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关愚谦夫妇的朋友、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看到书稿大加赞扬，主动为此书写了序言。

海珮春本人单独完成了3本书，除了《德国媳妇中国家》和德文《我的中国家》以外，她还写了Chinesisch fürAnfanger，直译《初学者的中文》，听书名像中文课本，其实是一部小说，描写德国女记者尼娜在中国的奇遇。海珮春还积极参加了《鲁迅选集》的德译工作。

海珮春不光写作，还做了很多实事，为中德文化交流搭桥献策。当年组织“欧华学会”，她全力辅助关愚谦，堪称幕后英雄。他们在汉堡的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人在德国聚会的一个中心，接待过许多中国各界代表团和著名人士，如钢琴家郎朗、牛牛及他们的父母，画家刘海粟、黄永玉、邓林、陈家泠、陈鹤良等，作家王蒙、刘宾雁、白桦、王安忆、古华等，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海珮春和丈夫一起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用她自己的话说， “我心里常常笑话自己，我已经由‘关愚谦的奴隶’变成了‘中国的奴隶’。几乎从早到晚，都是围绕着中国转。”但她乐在其中，甘之如饴。

读了海珮春的书，了解到她的事迹，我开始考虑海珮春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定位。据我所知，在中外交流史上有几位杰出的外国妇女做出了贡献。例如：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曾多次造访中国，写下不少作品，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就是在她的采访中发表的。

美国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莱特（Agenes Smedley，1890-1950）在中国战斗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她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华事实的记者，并用英文写出了朱德传，定名为《伟大的道路》。她和斯特朗以及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一起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3S（三人姓氏均以S开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S.Buck 1892-1973）在美国出生，很小就随着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后来写下了《大地》等描写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英文作品，对东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自己的贡献。

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Anna Wang，1907-1990）曾在中国度过20个春秋，回德国后写下了德文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叙述了抗战期间她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经历。

海珮春在为中外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可以与这几位著名的外国妇女比肩而立，而且只有她用中文写出了自己的书。事实上，海珮春是德国成千上万作家、乃至汉学家中唯一的一位用中文创作出作品的人。一个外国人用中文写作，要下多大的功夫，来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啊！长达40年的持之以恒，一个难以跨越的语言、文化障碍，终于被她逾越了，她的毅力和她的事迹一样，永远令我们敬佩。

补白，中西文化的差异和碰撞举例

在安徽大学的演讲中，海珮春女士举例说：

 德国人跟中国人的文化差别很大。我觉得中国人太客气了。有一次在家里请客人吃饭，我整整忙活了一天，做了一桌子的菜。晚上来了很多中国客人，他（均指关愚谦教授）居然说：“对不起，今天没菜。”我很生气，因为桌上明明有15道菜，他竟说没菜！他和我解释说中国人就是这样客气，我很不能理解。

除此之外，中国人性格比较随意，不会锱铢必较，而德国人就非常严谨。有一次，我们家需要一个书架，因为请别人做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动手。很快就做好了一个，但是摇摇晃晃很不稳固。我的一个德国朋友来家里做客时告诫我们这个书架太危险了，而且制作很不科学。于是他便拆了书架，德规德矩、目测尺量，事先画好图纸，重新做了一个。这般严谨的态度做好的书架非常结实，扔一个炸弹，房子没了可能书架还在。

德国和中国还有一点明显的区别在于德国非常注重法律。比如德国的法律规定：行人随便过马路、乱闯红灯，一旦被撞，个人将承担一切责任，与司机无关。同时德国的法律也不允许随便超车等等，德国人很注意遵守。

关愚谦教授说，

我想就“德国人的严谨”这一话题补充两个例子。我们俩曾经一起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文化指南》。在书中我们要介绍国内一些重要的文化符号，包括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上镶嵌着诸多浮雕，最后一块浮雕雕刻的是“胜利渡长江”。在书中介绍这块浮雕时我们不确定解放军拿的是什么枪，我说随便写个“枪”字就好，她坚决不同意。让我写信给我的外甥专门去天安门前看个究竟，几经折腾最后终于确定是卡宾枪，她就非常开心地写进书中。

还有一次，我们书中的内容涉及到浙江的灵隐寺，灵隐寺的大雄宝殿里有尊高大的阿弥陀佛木雕。她让我亲自去查一查这尊佛的高度，之后我从三本中文书内查到了三个高度。她并不满意，觉得数据不够准确，不能写到书里。我听了很恼火，难道让我找人去实地量一量？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她自己便固执地去德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最后终于查到，这尊佛确实有三个高度：佛身的高度，佛身加莲花座的高度，佛身、莲花座和台基的总高度。她非常满意地将这些结果准确而详尽地记在了书中。我对老婆做事情的严谨非常佩服，但有时又觉得过于啰嗦了。这也成为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显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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