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希腊的民主政治

希腊的政体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经历了一个由王权向民权发展的过程。

希腊民族的祖先是古老的游牧民族，当他们由北方进入希腊的时候，还是处于由部落首领统治的原始状态，各个部落间既联合又相对自由。他们为着寻找更美好生活的家园来到希腊半岛，相比北方这里气候温暖，适于人类生活。他们走到了陆地的尽头，再向前去便是大海，他们的各个部落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互相连接却又交通不很方便的地方，各个部落都找到了自己的一小块地方，部落变成了国家，部落首领成为国王。新的地理环境虽然不适于放牧，却很适合他们原来的部落结构。因为地理上的相对独立，他们不可能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正适合这些原来的游牧民族热爱自由的天性，使他们性格的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各个国家在这个半岛上靠着自己的努力，建设他们各自的家园。

虽然希腊没有全面统一的政权，却也经历了地区性的战争，建立了局部的统一政权。

多里安人进入希腊半岛的时间比其它三个希腊民族晚1000多年，因此，他们建立的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城邦国家带有更多的原始色彩。

多利安人由北方进入希腊时由三兄弟率领，在征服了波罗奔尼撒半岛后，三兄弟率领的部落各自分别占有了一块土地，这三块土地分别是阿尔戈斯、美塞尼亚和拉哥尼亚。

公元前800年，斯巴达统一了它所在的地区拉哥尼亚。

公元前735年，斯巴达对西面的美塞尼亚发动了战争。战争持续了20年，斯巴达胜利了，大多数美塞尼亚人沦为奴隶。公元前600年，美塞尼亚人起义反抗斯巴达人的统治与压迫，经过了十几年的战争，起义失败了。公元前464年，美塞尼亚人不堪忍受压迫，又再次发动起义，战争进行了10年，不分胜负，斯巴达人只好与美塞尼亚人谈判，起义的美塞尼亚人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他们祖辈的土地。获得自由的美塞尼亚人渡海来到西边的西西里岛，建立了自己的城邦。

同一血缘的不同部落成员的后裔，有人成为奴隶主，有人沦为奴隶。奴隶主都是公民，而奴隶则没有公民资格，从属于他们的主人。

斯巴达的公民都是战士，他们的天职就是战斗。斯巴达的每户公民由国家分配一份土地，斯巴达公民不耕作，战争中的俘虏成为斯巴达人的奴隶，为奴隶主耕种土地。平时奴隶要为主人耕种，发生战争时，奴隶要随主人上前线，为主人服务。

除公民和奴隶外，斯巴达还有自由民。斯巴达统一拉哥尼亚后，其他部落的成员成为了自由民。在斯巴达统治美赛尼亚后，美赛尼亚的自动投降者也成为了自由民。国家分配土地给自由民耕种，而自由民在收获后向国家缴纳一部分粮食；自由民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但是却没有政治权利。

因为小国林立，战争频繁，王族的集权统治不利于增强人民的力量与团结，斯巴达国王的权力逐渐减弱，贵族掌握了主要的权力。世袭国王的权力被简化，国王成为单纯的军事首领。出于战争的需要，军事首领职能演化为由两位“王”共同担当，战争时期，一个“王”出征，另一个“王”留守王位。这样，即使当一个“王”因故不能正常履行职能时，还有另一位“王”保证国家军事机能的正常运转，增强了斯巴达国家的军事力量抵抗风险的能力。

全体斯巴达公民年满30岁的男子组成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由贵族中选出28位60岁以上的终身制“元老”，与两位世袭国王组成“元老院”。公民大会还选出5位“监察官”，负责城邦司法的监督与实施。

斯巴达人崇尚俭朴而反对奢华，他们不用金银作钱币，而是使用铁币，因为铁币价值低，不易携带，避免了贪心的人购买价值昂贵的物品。

斯巴达人为了平等，设立了公共食堂，集体就餐，以增进公民之间的交流与增强集体感。

斯巴达人在立国的过程中，将每一个斯巴达男子都训练成了战士，斯巴达人的天职就是战斗，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战士的训练。

在斯巴达，婴儿新出生就要经过检查，只有健康强壮的孩子才会被抚养长大。儿童到了7岁，就要开始体育锻炼，男孩子还要接受军事训练。20岁的斯巴达男人就成了战士，过集体的军营生活，进行正规军事训练。只有到了60岁，斯巴达战士才能退役，离开战场过平民的生活。

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更多地发挥了平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贵族的权利受到限制。后来的西方学者赞扬雅典为民主政治的起源。

雅典和它附近城邦的居民多数是原来的迈锡尼人，在多利安人到来之前，他们在迈锡尼生活了1000多年，多利安人的到来，使他们被迫向东迁移，来到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

公元前800多年的时候，雅典征服了阿提卡半岛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国家。与斯巴达一样，雅典居民也分为公民、奴隶和自由民。在公民中，又有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层。

从公元前752年起，雅典废除了国王，改为由贵族中选举执政官为国家最高领导，任期10年。公元前683年起，执政官的任期改为1年，并且增加到9名执政官同时执政，分管内政、宗教、军事与司法各个方面的事务，各自履行不同的职责。

执政官在任期期满后，卸任进入元老院，成为元老院的终身成员。元老院决定国家大事，并且监督执政官的履职行为。

斯巴达人以战斗为生活唯的一内容。雅典人则是喜爱和平胜于喜爱战争，雅典人更多的是以战争作为保卫自己国家的手段。雅典城由来的传说可以说是一种象征。

传说雅典城建立时，海神波塞冬和智慧与正义女神雅典娜互不相让，都想成为这座城的管辖者。最后他们来到神王宙斯的面前，宙斯说，谁能给这座城的人民带来更有用的东西，这座城就属于谁。

波塞冬用他的三叉戟敲了敲岩石，出现了一匹战马，人民没有反应；雅典娜用长矛敲了敲岩石，大地上长出了一颗果实累累的橄榄树，这个城的人民欢呼起来。于是宙斯让雅典娜成为了这座城的保护神，这座城也得名为雅典。

公元前621年，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将雅典人的习惯法进行整理，并用文字记录下来，雅典人有了第一部法律。

公元前594年，执政官索伦为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进行了社会政治与法律的改革。为消除严重的贫富不均，索伦改革将因债务被抵押的土地归还原来的主人，解放因为欠债被卖为奴隶的公民，并立法禁止欠债人被卖为奴隶。

索伦恢复并改革了古已有之的公民大会，建立了四个部落，各选出100人组成400人议会。

由历任执政官组成的元老院负责雅典的各项事务，元老院提出的议案先由400人议会讨论通过，然后交由公民大会进行表决。

索伦设立了陪审员制度，每个公民都可当选为陪审员，参加案件的审理。

公元前507年，为了缓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首席执政官克利斯提尼对雅典的政治进行了全面改革。

他将雅典国民按照地域划分为30个行政区域，沿海地区划分为10个区域，内陆地区划分为10个区域，雅典城及市郊地区划分为10个区域。新的行政区划建立了10个行政单位，每个行政单位由沿海、内陆与城郊三类地区的各1个行政区域组成。这样，新的行政组织取代了原有的4个部落。

新的行政区划打破了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体制，削弱了贵族的权利，使得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身份。

在新的政府组织中，由每个行政单位选出的50名议员组成500人议会，任期一年。500名议员分为10组，轮流在1年的1/10时间里，负责处理国家日常行政事务。

每个行政单位选出1名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负责军事事务。

9名执政官不再是推选产生，而是改由抽签产生。

克利斯提尼还发明了“陶片放逐法”。当雅典人认为雅典社会内存在危险分子，可能会对雅典的民主政治造成破坏时，议会和公民大会便会召开会议，决定是否启动“陶片放逐法”。如果会议通过启动该程序，就会召开公民大会。在一个特别的会场，每个公民都会向一个容器内投入一块陶片，上面写上他希望放逐的人。

投票结束后，如果总有效票数超过6000票，那么这次投票有效，执政官进行计票。得到票数最高的人，必须在10天内离开雅典，并且10年内不许返回雅典。被放逐人的财产和公民权仍然保留，返回后自动恢复。被放逐的人一般都是有能力角逐权力的人，所以在紧急情况下，城邦也会召回被放逐的人让他为雅典服务。

克利斯提尼发明了“陶片放逐法”，他自己却成了第一个被放逐的人。也许这正是雅典人勇于试验的表现吧，既然你发明了这个方法，就先在你身上使用一下，否则其他人怎会认真对待？

“陶片放逐法”后来也被其它希腊城邦所仿效。

历经100多年的立法与数次改革，雅典建立了在希腊诸城邦国家中最充分的民主体制，雅典日益发展强大，成为希腊文明的翘楚。

古代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发展到进入国家形态时期，社会阶层分化是必然的，贵族与平民是互为依存的社会阶层，两者都不可或缺。没有贵族，社会不能发展；而没有平民，贵族亦不能为贵族。在由部落发展成为国家的初期阶段，国王、贵族控制国家的权力，在某些环境里，这种权力会一代代产下去，平民始终是被统治者。

在希腊这样一个多国林立相互竞争的特殊环境里，希腊人创造了“民主”的概念。平民与贵族共同参与政治，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民主政治保障了贵族和平民等不同阶层公民的利益，代表了每一位公民的利益。希腊的民主统治充分发挥了全体公民的力量与智慧，增强了国家的力量。

这样一来，平民与贵族享有同等的权力，实质上是减弱了贵族的特权。而平民与贵族阶层的实际差别则是不可能很快消除的，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平民与贵族的权力怎样划分，关系到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因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平民自然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而贵族中亦不乏有识之士，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不郁于阶级偏见，接受民主思想，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和人民的代表。

伯里克利就是这样一位有远见卓识的贵族政治家。

雅典的平民政治民主潮流高涨，在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伯里克利的父亲是雅典海军指挥官，母亲是曾经的首席执政官克利斯提尼的侄女，伯里克利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口才出众。公元前466年，伯里克利加入民主派，公元前461年，民主派掌握了雅典的政权。

伯里克利作为民主派的领导人物，公正廉明，赢得了雅典人民的尊敬。伯里克利成为雅典政界的领袖，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的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被选为首席执政官。

伯里克利进一步确定了民主在雅典政治中的地位。他明确规定公民大会是最高立法机构，大会对国家高级官员进行任免，对国家重大事务拥有决定权。元老院的权力被限制为管理宗教事务，元老院成员的终身制被取消，不称职的元老可以被剥夺元老身份。

伯里克利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实行公薪制，使平民可以担任公职。为提高雅典公民的文化修养，国家给公民发放“观剧津贴”。国家还向贫困公民发放粮食，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提高雅典公民的社会地位。据估计，在伯里克利时代，超过半数以上的雅典公民从国家得到补贴。

雅典的民主政治促进了雅典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源头。

阿开亚人、艾奥尼亚人、伊奥里安人和多利安人在进入希腊半岛之前都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天性里就有民主的因素，希腊半岛的独特地理环境加强了他们的民主思想，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创造出了民主政体这一社会政治制度。

斯巴达类型的贵族式民主，与雅典类型的平民式民主，形式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有元老院与公民大会。

在斯巴达，物质上的平等多于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也许这是因为斯巴达的战士训练辛苦，没有过多的精力再去参与政治事务。

在雅典社会里，每个公民具有比在斯巴达社会内更为平等的政治权利。贵族的特权被降到最低，贵族的权利几乎与平民等同。然而，雅典的政治平等与充分民主化却可能导致权力机构的目光短浅，使一些有才能的雅典人被放逐。

与雅典人相比，斯巴达人脱离游牧生活进入希腊半岛晚了约1000年。由于发展的历史较短，并且是后来者，因此他们在文化传统与心理上更趋于原始与保守，更多地依靠王族与贵族进行统治。他们的国家经济成分比较单一，主要是农业与较少的手工业，国家着重军事力量的发展，军事力量成为国家统治与生存的手段。

后世的历史学家中也有人赞赏斯巴达人的单纯军事民主制，似乎在这样一个不太发达的国家里，物质的均匀分配更容易实行，更接近共产主义的思想。然而，斯巴达人的治国理念无疑是阻碍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经济状况决定了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又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斯巴达是经济与政治互为制约与适应的一个例子。

雅典因为经济与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因为经济地位的提高，不满足于贵族政治，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因此雅典的平民式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要求并且导致政治上的平等，政治上的平等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斯巴达的贵族式民主和雅典的平民式民主虽然各有不同与差异，然而是与他们各自的经济发展状态相适应的。政治状况是经济发展状态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或限制了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