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长根

      如果上级叫我提个建议：中国哪个文化遗产什么的可以申遗？那么，我想我会提议文言文体系。真的，中国最可以申遗的其实是中国存在二千多年（或说从有汉文字以来）并且已不见诸实际应用的（或说极少有用——就像其它申遗物）文言文体系。
      在知识分子中，文言文体系常用代名词叫“之乎者也”，这应来自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调侃，在古代，这是十分严肃的文体。自从上世纪初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政府替代清政府，在五四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努力下，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随后的岁月里，文言文逐步淡出最广大人群的视野，白话文成为新生活新时代的载体。到了新中国成立，文言文不再出现于工作与日常之中，这时标准汉语叫普通话，工作中使用的叫“书面语”。文言文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它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文言文成为专家们工作和生活之伴，比如，为了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就说《论语》吧）还得让文言文上个场作个引子。但是，文言文体系的确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今天的白话文中还可以看到文言文的踪影，而且它让文章增加了历史感和知识深度。它是值得保护的，不管它有没有被申遗。
      有人可能会说，文言文这一套东西它符合不符合申遗标准呢？我查了一下，在《世界遗产评定标准》中，说“凡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方可获得批准”。其中第3点要求，“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第6点要求，“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看起来，文言文体系是符合这些评定标准的。当然，是不是可以算符合这两条或其它的条款，要由这方面的专家说了算。
      其实，不会有人叫我提建议，而且，我的“文言文”几乎是空白，勉强认得一些句子，好像也没有资格说这个事，至少是十分勉强，提出“文言文申遗”，只是因为我觉得提提这件事，对于指导博士生，拨开博士生面前一些“迷雾”，解除人们的困惑，说明其中的道理，许是有用的。说穿了，就是杀鸡用了一把牛刀（其实，找刀子也不容易）。
      文言文都可以申遗了，那么当然就是过去的事了（这其实只是我想在本次“杂谈”中说的话）。把手中过去的东西换成今天的，是十分简单的逻辑，似乎最明白最浅显不过了。然而，要丢掉过去的落后于现阶段的一些东西，也不容易，有时甚至是难死了，虽然这中间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
      当一个人习惯于某一状况时，改变习惯十分不易。许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学开汽车的机会，这个机会不过一周左右，在此之前，我也开车，只不过是自行车而已。会开车的当然会深刻地了解，汽车转动得比自行车快多了，对待路上的状况绝不能跟骑自行车时的习惯一样。说来你不信，我就出现了拿“骑自行车”的习惯“开汽车”的现象：教练每次让我减速，我总是像骑自行车那样慢悠悠地踩刹车，好几次教练急了，评价我——“你不知道汽车有多快！”（你会说我笨。）
      这的确是我的问题。顺便说一句，脑子中只懂或只存着文言文的人是不能开车的，尽管文言文中有“快”、“慢”的概念，但是，把“快”和“慢”加在一起，叫“速度”，这是文言文中不可能出现和接受的事。我们在生活中不接受的情况多，有时就有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在我学开车这件事中，自行车和汽车的速度产生了质的不同，而我在实践中拒绝了这个不同，这恰恰是我的问题所在。
      正在攻博的博士生们，对于已经经历的小学、中学、大学一共16年中对自己的要求是十分熟悉的，有些已经习惯了，在做博士生时要想轻易丢掉也就不容易了。在对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诸多要求中，考试是大家最熟悉的要求了。围绕考试，大家养成了许多习以为常的做法。所有这些做法统统加起来，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主观能动性”的对立面：“被动等待”。许多同学在小学、中学、大学时十分优秀，是因为养成的习惯在对付考试时，具有"优秀"的特征。然而，这种“优秀”的习惯，恰恰是博士生不该有的。博士生要处处有主观能动性，因为你的人生进入了一个质的不同的阶段，如同自行车到汽车的变化。
      有的博士生导师对于优秀博士生考生，进入正式攻博后的行为总感到困惑，有一些可以归因于上面所说差不多的道理。因此，博士生导师应该千方百计让博士生丢掉原先的学习和思维模式，尽快在脑子中建立“科研”模式。在这方面，最有效的是让博士生直接进入导师正在做的项目。这样，学生原先的思维模式很快就成为“过去”且得不到“复活”的机会。这就和今天拿文言文申遗有了一些一致性。
      今天，不会有人拿文言文作为媒介来思考问题了，“辩证法”、“唯物论”这样的科学思维，即使从形式上，也不是文言文能包容的。文言文能申遗也好，不能申遗也好，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博士生的、博导的思想）。要用现代的科学的思想和适用的方法、技术来进行科研和攻博，唯一不能有的，是“过去了的”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