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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没有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已有 524 次阅读 2024-5-19 13:26 |个人分类:回忆|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空没有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我比较喜欢读现在当代中国人物的传记,可以体悟知人论世的智慧。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就曾说过: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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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物传记我们可以了解名人的思维方式,效仿名人的时间管理,找到人生的学习榜样,获得鼓舞的精神力量。我最早读过的名人自传是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的《洪波曲》,它是郭沫若的长篇抗战散文,主要追忆了作者1937年的一段真实经历。在郭沫若波澜壮阔人生中,《洪波曲》“留下了一些时代的波痕”。 该书记录了郭沫若抗战初期所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也是抗战初期抗日救亡运动的宝贵历史资料。抗战初期,郭沫若曾较长时间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长。我家有先人在国民党政治部第二厅任高官,《洪波曲》在那个黑暗时代里透露出一丝展现先人足迹的光线。

那是在文革中“文攻武卫”最激烈的时代,我有机会从省商业厅的图书馆里,从天窗爬进去,“借出”几本从封面看上去有点意思的书,未经任人许可私自取出,带回家读几天,然后偷偷地还回去,再找几本书。如此循环,大约有半年时间,后被发现了,窗子被堵死才终止了孔乙己式的“借书”行动。在“借出”的书中,印象比较深的是除了郭沫若《洪波曲》,就是他的话剧剧本《棠棣之花》《聂晏》、《屈原》等。我被最为著名的《雷电颂》所激励,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的历史剧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刺破当时的政治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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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代人物的自传仍然是一种十分稀缺的资源。《四十自述》是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生前唯一亲笔撰写的记录其早年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自传,也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名篇之作。该书是胡适先生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的“心灵对话”,我们可以从中感受胡适先生特有的睿智、幽默与文化气质,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胡适,特别是胡适青少年时代的心路成长历程。              

不过,我一直以为自述或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是一些知名人士或者有故事的大人物撰写才有意义。胡适的《四十自述》一书支持了我的这一看法。他在序言着重提到的,林长民、梁启超等都是五十多岁就英年早逝,原本答应写的自述只好作罢。胡适还提到一位名叫张元济,尽管我不知张元济是谁?不过,知道他是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应该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像钱穆这样学问家都没有首批当选,张元济应该更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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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井绳”经历体验,改变了我的固有观念。在2020年5月,我重病住院后,在月底出院回家后,在给儿子写家书时,五、六百字,几乎写了一周。完全不知道从哪儿写起,不仅写不出,而且是想不起能写什么,头脑就像被冰箱冷冻了。几乎完全丧失思维能力,就像一个卧床多日第一次下床走路,心里想走路,但是两条腿就是迈不出步,恐惧、担忧、无能为力。后来发现,我还可以通过手机阅读微信上的短文,看多了还会有一点感想与看法,就试着写点短句,在转发时将评论一并刊出。开始时不仅表达有偏差,就是文字出错也在所难免。当这些点滴文字写多了,写作思维能力逐步恢复,还能在刷手机中唤醒对自己自己经历的往事的回忆,例如,看到人们对油菜花的赞美,就联想到当年这个季节正是青黄不接、忍饥挨饿的时候,哪有心思观赏花美?再如,看到钱钟书与杨绛在牛津的那张神采飞扬的照片,想起我第一次在先生家的茶几上看到时的场景,那是我研究生入学时拜访导师的经历。此外,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临近。说走就走,根本来不及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这是,才强烈地迫切需要将我的大脑记忆资源加以文本化与社会化,成为一种公共文化意识的产物。同时,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写回忆录有助于老人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大脑得到保健,精神更好,有利健康。写回忆录或者家史,是进入写作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能做到的,有意义的一件事。

当经过几个月的恢复性训练之后,将几十条点评与回忆片段串联起来,先直接写出不一定能成文、类似详细提纲的口述文字,然后再核查、补充、修正等一系列工作,按照口述史的方式写出回忆文章。唐德刚(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的口述史《李宗仁回忆录》,在经过唐先生的文献考证与整理后,大概15% 是口述, 85% 是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考证而成。我的回忆录与之相反,大概85%是回忆记录, 是从15%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经过多轮删改终于成文定稿,交由相关合适的公众号,例如《新三届》《民间口述史》《兵团战友》《30号院》《凤凰台上》《金陵回声》《人民作家》《金陵作家》《今日作家》《新长江文学》等公开发表,如有想起来,还在不断地补充与完善。例如,读到有人介绍农村相亲的细节,我也想起我插队时位别人相亲提供道具,“蒙骗” 相亲对象以及不用担心“蒙骗”被拆穿的心理过程,我将这段补进了《在寒凉的时代感受光芒---70年代插队生活琐记》一文。关于给中学图书馆写读后感一事,开始只是用了100多字回忆,后看到到更为详细的材料立即扩充写成一篇文章《差一点就“万劫不复”》。当然,也有被平台删去或者被屏蔽的文字,关于对于地主的认识,我坚持自己对自己多年的思考与研究得出的看法,并不接受“正统”观念,整理文稿时一一补上,立此存照。键盘在我手下,我怎么写都行。就像锻炼身体一样,无论你做什么运动都无所谓,持之以恒是成功之道。

齐邦媛的《巨流河》、何兆武的《上学记》、杨苡先生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给了我讲记忆的片段汇集起来的想法,积累了有20万字左右,现在编订的《求学记》就是这么来的。在生活中,始终不曾停息地将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连续地标记在时间点上。但是这些事情往往又成为了我们格外宝贵的回忆,在我们大脑里隔一段时间就会周期性的蹦出来一下,可惜这些回忆都是零散的片段,往往只有最幸福的回忆,而平淡的回忆则逐渐被我们忘却。因为,往昔是一个连续的非周期信号,而回忆是一个周期离散信号。就像傅里叶级数在时域是一个周期且连续的函数,而在频域是一个非周期离散的函数,回忆录就是在文字领域的“非周期离散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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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记》基本是按时间顺序排列,中学、插队、上大学、读研究生四个阶段,以《“汇文书院”曾读书》《在寒凉的时代感受光芒》《艰难的大学之路》《跟随先师读原典》《读研究生时的“风流韵事”》构成本书的主要的五章,每章有一个附录,主要是回忆与我相关的人,我的父亲、我的外婆、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师妹等。最后两章,与求学有点相关,根据当时留下的大量笔记资料,修改而成。当年写作时的色彩比较重,主要是实录,次要是回忆。

我的《求学记》不是“痛说革命家史”。我没有什么辉煌的革命经历,没有什么光荣传统的可以留给下一代,激励他们发扬更大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丰功伟绩,只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让逝去的时光永运不要在回来!仅以回忆录祭奠我被埋葬的青春!但愿我们的孩子他们不要再经历我们所受的屈辱与痛苦。

我的《求学记》不是我的忏悔录。我一生胆小怕事,做事小心谨慎,不是愤青,没有疾世愤俗;没有什么恶习,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东西,写不出卢梭那样《忏悔录》。他历数了孩提时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描写了他进入社会后所受到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和不平,愤怒地揭露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以及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该书名为“忏悔”,实则“控诉”、“呐喊”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 倾注了深切的同情。我的回忆录除了重温和也有点炫耀美妙的时刻,主要是发起人生最后一次进攻。试图以一己之力从正统历史学家笔下夺回自己的时代的尝试:“不,我所经历的时代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我的《求学记》只是记录了我曾经走过的路程,有过的心态,也无需反思,因为时间不可倒流,环境不可抗力,在那个悲剧性的时代里,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煎熬过,挣扎过,挺过来了,仅此而已。留一份记录,证明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我思故我在”,我的回忆录写是我人生之路的重走,是我与我的灵魂的深度对话。我一生经历过风雨,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是我们送给自己的独特礼物。毕竟,我们一生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爱过,恨过,沮丧过,快乐过,痛苦过,迷失过。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精彩的电影。当宏大的历史车轮在每一个体的生命历程中驶过的时候,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并由此埋下他或她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我们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同样也是历史的见证人。即便在险恶、污浊的的环境中,同样有被人性的光华照亮的时刻,有令人难忘的情与义。leave no trace of wings in the air,but I am glad I have had my flight. “天空没有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泰戈尔《流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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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中的记忆是什么?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在《乡土中国》中就已做出解释:“‘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忆’是为了当前有关而回想到过去的经验。”(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用当代科学的语言来描述,记是大脑对经历事物的收录与存储,忆则是从脑库中有选择的检索与提取。在我撰写的回忆录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环节特别值得关注:关节点: 一是转变即由某些重要的生活事件所造成的人生转折,如1970年自主择校进入南京十中,1977 年参加“高考”; 二是轨迹即由此带来的对其后人生的持续影响,我大学受到技术意识的训练,以及研究生阶段两位研究生导师的影响,使我从一个纯粹的理工科学生转变成一个跨学科的政策研究者。正是这个剧烈的转折及其发生的时间和与之伴随的事件,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产生持续不辍的影响甚至重新定向。这一成长历程的“转折点” 构成了我独特的生命历程,有助于我人生轨迹中的延续性和断裂性。那些在客观上可能“不真实的”陈述,在主观的心理上或许恰恰是“真实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亲历者在社会表征和个体认同两个方面的交织作用下,是如何对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事件加以理解和记忆的。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在历史时间、区域地理、社会关系以及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个体也被这些时间、关系和事件所塑造。

个体经验不仅仅是社会框架拼图的一部分,正是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们不断转译的个体经验聚合与汇流,形成了大写的历史。需要关注个体认知、情感和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个体经验是大写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可能在某些时刻形成对立叙事,甚至可能颠覆大写的历史。一个人要对自己人生作一个整体的反思,梳理出自己的人生足迹,留下自己的认知。包括自己值得自豪的人生经验与人生感悟,留给后人参考,这就是人的文化贡献所在。每一个普通人,只要用心,都能记录下自己、亲朋好友、家庭、单位、社区、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经历与记忆。相对于宏大而正式的历史叙事,这些个人记录,更加鲜活、更加多元、更加具体,因而更加具有生命力和反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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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则是我们时代的通病。对回忆录来说,它们都是最大的障碍,跨不过这个障碍,很难达到真实的境界。只有真实的感受,真实的体验,才会是有血有肉的回忆录。当然,以格式化的历史重塑自己的经历,也是没有意义的、不足取的。需要说明的是,《求学记》是表达我对当时的事件与人物的主观看法与感受,不是组织部的干部鉴定,也不是追悼会的盖棺悼词。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与侧面提出看法,必然是深刻的片面,而不是肤浅的综合。

吴晗是我国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一生始终追求真理、坚守信仰,是一位铁骨铮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是在《上学记》中,何兆武(1921年9月14日—2021年5月28日)先生对吴晗先生印象颇为不好,对他却之不恭,不太喜欢。比如,他回忆到,作为二房东的吴晗,因为房租的事情,动不动就要赶人离开;在警报袭来的时候,不像梅贻琦校长那样安步当车,疏导学生,吴晗先生却是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连滚带爬往山上跑。在何先生最有价的回忆录里,这个神话一般的人物,落下了神坛,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了。

只有理解一个求学者的成长过程、经历态度,理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所身处的国家和时代。齐邦媛(1924年--)在《巨流河》中有抱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因西安事变痛恨东北的军队与官僚,执意派自己的心腹(江浙派系)去接管东北,殊不知他们对东北没感情,又不适应寒冷天气,对东北的富庶又垂涎欲滴,腐败无能就不可避免了。而与之相比,中共派出的是有东北血统的干部(吕正操、张学思等),他们强行进入东北,满足了东北军人打回老家的夙愿。这些个人的看法,对我们理解宏大事件的底层逻辑有了一些帮助。

台湾作家王鼎钧(1925年--)先生说,历史如江河,他的回忆录又如江河外侧的池泊。“池泊与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相互调节”。这些人的回忆录,告诉后来的人,踏入历史的长河,哪里水有深有浅,要避开的激流险滩。

回忆录的写作,让我们的眼睛不再只是盯着舞台,让我们的脑子不再跟着不可捉摸的剧情转,让我们独立地应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做一件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世间无人能代替你写下对往事的回忆,记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有心写回忆文字做口述史的普通人,不少都感情丰富,自自然然在文字中注入自己的情感。整个故事中,在情绪上把握分寸是对写作者的挑战。

编完《求学记》,我可以对自己说,我已经拯救了我的灵魂!以后有机会再编出《工作记》,作为我的前半生《求学记》的续集,成为我的后半生的自传体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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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明 许培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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