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颂》在《九章》中（甚至在全部楚辞中）是一篇非常独特的作品。关于它的作年，向有二说：一说认为作于屈原的早年时代。明代汪瑗《楚辞集解》云：“但此篇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之所作者也。”清代陈本礼《屈辞精义》云：“（屈）原之《橘颂》似在郢都作也。……余细玩其词，虽不能定其作于何时，其曰‘受命不迁’，是言禀受天赋之命，非被放之命也，其日‘嗟尔幼志’、‘年岁虽少’，明明自道，盖早年童冠时作也。”郭沫若先生也认为：“《九章》中，《橘颂》一篇，体裁和情趣都不同。这可能是屈原早期的作品。这篇，前半颂橘，后半颂人，与屈原身世无直接关联。他所颂的人是很年轻的。所颂者何人?不得而知。是不是自颂？也不得而知。”（郭沫若《卷耳集·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另一说则认为作于屈原遭谗见疏之后。清代林云铭《楚辞灯》云：“在（屈）原当日，见国事不可为，而又有宗国无可去之义，故把橘之不能逾淮做个题目，不觉滔滔汨汨，写过又写。”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作文之时不可考，然玩卒章之语，愀然有不终永年之意焉。殆亦近死之音矣。”
      我们认为，结合作品的实际内容来考察，作于早年说更有道理，《橘颂》当是屈原抒发其少年壮志之作。
      将《橘颂》断为屈原的早年之作，可以从作品的体裁特征和情感意蕴两方面加以印证。
      首先，在体裁特征方面，《橘颂》各句基本为四言，两句—联，“兮”字被置于每联下句之尾，可见这是一篇相当规整的四言诗，如其开首数句云：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收集了远古以来至春秋中期的三百多篇四言诗。这表明，早在西周时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中国的四言诗在体裁上、技法上已达到成熟完美的境界。而屈原的《橘颂》，正延袭了《诗经》四言诗中相当典型的一种类型。如《郑风·野有蔓草》第一章：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这与《橘颂》在形式上何其相似乃尔。这种体裁形式上的一致性，表明屈原对《诗经》是相当了解和熟悉的。据《国语·楚语上》载，楚国对太子的教育，就有“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像屈原这样的同姓贵族，在其教育课目中当然也免不了《诗》(即《诗经》)的传授。屈原学习和吸取《诗经》的体裁形式，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去，这显然是有其现实的生活基础的。值得注意的是，像《橘颂》这样的四言诗体，在屈原的全部作品中仅此一见（按《天问》亦为四言持体，然句中不用“兮”字，且篇幅宏大，内容博杂，显系中年以后之作，与《橘颂》各具不同特征）。这只能解释为屈原写作《橘颂》时，正值早年，对诗歌体裁的驾驭还处在探索阶段，主要沿袭《诗经》的四言体，继承重于突破；尚未像中年以后那样，在《诗经》以外，更广泛吸收了荆楚民间歌谣、诸子论理散文等方面的影响，创造出气势雄浑、境界壮阔、篇幅宏大、语句宛长的独特的辞赋体裁形式。
      其次，在情感意蕴方面，《橘颂》全篇以乐观开朗、昂扬奋发的格调，表现出对现实自足、对未来自信的饱满积极的情绪特征。如开篇写桔树受命生存的美好的自然环境：“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接着写其眷恋南楚、决不迁徙的志向：“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接着又写橘树形态劲拔、色彩错杂的外貌：“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再接下来，则写其峻洁高尚的内在品质：“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绵宜修，娉而不醜兮。”橘树从外貌到内质都如此之美好高洁，自然引起诗人由衷的热爱赞美，但诗人最看重的，还是其“独立”的节操。《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云：“橘生江南则为橘，生于江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正是对橘树难离故土之自然禀赋的说明。屈原以此为基础，在《橘颂》中讴歌了橘树这种可贵的“独立”品格，并从中寓托着自己的坚定志向和高尚情操：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这里两次出现“独立”一词。王逸于前者注云：“屈原言己之行度，独立坚固，不可迁徙，诚可喜也。”于后者注云：“不可变节，犹行忠直，横立自持，不随俗人也。”所解颇为允当。由此可见，“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眷恋故国，决不迁徙；二是坚守节操，决不随俗。这是诗人歌咏橘树的高风亮节，实际也如正王逸所云，是屈原的自白和自赞。接下来，又从橘树的节操中，引申出只有人类才能具备的美好德行：“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按，与屈原同时代的儒学大师荀子曾经写道：“君子……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荀子·不苟》）而在屈原笔下，橘树居然也能够“参天地”，显然是被赋予了像“君子”那样的高尚节操，是被人格化了。紧接着，诗人表达出向橘树学习、与橘树共勉的真诚心愿：“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通观全篇，是以乐观昂扬的情感意蕴贯彻始终的。犹如初踏征途的旅人，对未来的目标充满坚定的信念，但对未来的艰险尚无切身的体验；在理性上已做好献出一切直至生命的准备，但在感性上还没有真实经受到种种磨难灾祸迎面压来时内心所产生的痛苦、悲哀、愤怒和绝望。《橘颂》篇中开朗明快的格调，在屈原全部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里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37页），这只能解释为，屈原创作《橘颂》时，尚处在蓬勃向上、顺利发展的早年，还没有经受到遭谗见疏的痛苦和放逐奔波的辛酸。另外，篇中两次提到“嗟尔幼志”、“年岁虽少”，表面似在写橘树的“幼”和“少”，但如果其中不包含诗人的某种相应的主观意蕴，那么单纯强调桔树的这种年龄特征，在写作上就失去必要性了。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橘颂》应当是屈原早年的言志之作。
      《橘颂》在艺术上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咏物言志，通过咏唱树的外形、内质等，以拟人化的方法，抒发诗人主观的情感志向。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咏物诗。对于《橘颂》咏物言志的艺术特征，古代学者早有认识。如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云：“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他揭示出《橘颂》在由歌功颂德转向咏物言志的文体孳生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林云铭《楚辞灯》则对其咏物言志、物我交融的艺术特征揭示得更加透辟：

      一篇小小物赞，说出许多道理。且以为有志有德、可友可师。而尊之以颂，可谓备极称扬，不遗余力矣。……其上段言其履常本领，下段言其处变节概，皆是自己意中之事。……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

      马茂元先生也对《橘颂》的拟人化手法作了精辟的阐释：
   
      通篇就橘的特征和形象细致地作出拟人化的描写，实际上就是作者完整人格和个性的缩影。它不粘滞于所歌颂的事物本身；但同时也没有脱离所歌颂的事物。这样就使得在本篇中作者的主观心情渗透了客观事物，而凝成了一个完满的艺术形象，为后来的咏物诗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树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页。）
   
      由此可见，《橘颂》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开创了拟人化的咏物言志的艺术典范。
由于中华民族精神智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强调和追求天人合一，反映到艺术创作和审美方面，就必然形成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美学理想。同时，由于《橘颂》不像通常的诗作那样，借客观的自然景物的形态与变化来融会主观情感，而是把诗人的情感志向寓托于某一特定的客观事物之中，通过对该事物特性与形象的细致描绘而使之隐现出来。这样，它又具备了咏物诗的独特风貌，而与一般写景抒情、融情于景之作大不相同了。另一方面，从中国咏物诗的发展来看，《诗·豳风》中存有《鸱鹗》一篇。“这是一首禽言诗。全诗作一只母鸟的哀诉，诉说她过去遭受的迫害，经营巢窠的辛劳和目前处境的艰苦危殆。”（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0页）这首古老的诗歌也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但由于过分突出了客观事物(鸱鹗)的情节性、角色性因素，入乎其中而未能出乎其外，所以只能看作是咏物诗的雏型，或更严格地说，应该是一首寓言体的禽言诗。至于荀子的“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当然也是咏物诗的特异之作，但它们从产生年代看，当在《橘颂》出现以后，从内容意蕴看，所表现的乃是冷静睿智的人生哲理，而不是热烈奋发的个性情操。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橘颂》作为咏物诗的真正成熟的开山之作，既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所开创的拟人化的咏物言志的创作方法，不仅在屈原全部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原载《名作欣赏》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