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的百年历程，任何对中国学术文化思潮发展之轨迹有所了解的人，都不能不惊叹其天翻地覆般的巨大变化。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是，随着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学术领域的不断开拓、治学方法的更替创新，特别是由于一些学贯中西、淹博古今的国学大师及其经典性的学术著作的出现，使得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看，都大大超越了以往千百年的成就，而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虽然源远流长，但是戏曲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却是始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的问世；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小说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却是始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出现虽然甚为古老，但是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却是始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完成……古代文学的其它断代、分体、流派以及作家作品研究，类似的情况也是颇为常见的。
      这些经典性学术著作所以能起到奠立一门学科的历史作用，除了客观的时代条件以外，更与作者自身的学贯中西的主观条件密不可分——这些学者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承受浓厚的家学渊源，自幼就饱览古代典籍，对经史子集有着融会贯通的深刻理解；又因西学东渐的时代风气的影响，比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受到其近代式的科学精神的启迪，转而反观中国古典文学及其文化背景，自然会有异乎前人的别一种眼光。极为受人推崇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闻一多、钱钟书等开一代风气的学者，虽然各自的生平际遇、思想性格、学术风格颇有不同，但就学贯中西、淹博古今、革故鼎新、自成格局的总体特征而言，则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如果说那些大师和名著的出现，已成为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实现了根本性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那么这种转型的起因和结果，则是众多的不甚知名、甚至藉藉无名的学者与论著的推动与附和。基于特定时代条件而形成的广泛浓厚的思想潮流和学术风气，才是形成本世纪学术标志的最深层的动因。这具体表现在：首先，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例如，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千百年来一直笼罩在经学的重重烟雾中，虽然历代学者在文字训诂、名物典章等方面多有创获，但是对于其最重要的艺术审美本质，却往往视而不见、存而不论，无从窥得其作为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今天已成为常识的《关睢》等许多爱情诗篇的主旨，在本世纪以前，一直被汉代经师“后妃之德”的说法扭曲着，虽然偶有《牡丹亭》中那种颇得真谛的解释，但既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出之，也就很难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只有到了本世纪初，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出而廓清传统的误说，才真正从审美的角度着眼，还其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并揭示出其感人的艺术魅力。这种情况不仅反映在古老的《诗经》的研究中，在较为后起的小说戏曲和古典文学其它方面的研究中也多有体现。
      其次，学术领域的不断开拓。千百年来广大下层民众基于自身的生活、情感和命运，而创作出丰富优美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体裁、艺术风格、表现方法上都有杰出的贡献，但由于封建等级意识的制约，其价值往往不能受到应有的肯定，甚至形成备受冷落的状况。而本世纪初年胡适撰成开创性的《白话文学史》一书，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这种局面，还触发了一场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热潮，以至于奠定了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石，从而开拓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敦煌石窟的发现，给人们重新领略历史上曾经存在、却又早已失传了的“变文”、“俗讲”等文体所特有的艺术魅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但只有当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以后，作为专门之学的敦煌民间文学研究才会成为现实。马王堆帛画的出土，印证了楚辞《招魂》所反映的天堂、人间、地狱观念；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散体赋的创作年代问题，也由于银雀山竹简《唐革(勒)赋》的发掘而得到确证。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促进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成熟。
      复次，治学方法的更替创新。学术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治学方法的发展。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所以能实现根本性的学术转型，是与人们在富于近代科学精神的学术思想指导下，运用新的治学方法从事研究工作分不开的。一方面，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起到触类旁通、相映互补的作用，深化了人们对古典文学的认识。例如，传统的楚辞学研究往往或侧重于文字意义的训诂，或侧重于文学技巧的评点，虽然对解读作品的意蕴颇有裨益，但也会碰到许多难以圆满索解之处。由闻一多所开创的民俗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使许多问题得到颇有启发性的探索，虽然未必都能视为定论，但毕竟较前人迈进了一大步。郭沫若解释楚辞《九歌·山鬼》“采三秀兮于山间”句中“于”字为巫山的“巫”字，表面看来只是一字之释，实际上显示出治学方法的创新，决不是虽精于文字音韵之学、却昧于人类民俗之学的清儒所能企及的。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方法，也同样堪称近代学术精神的体现。文史哲各科打通、综合运用的方法，在钱钟书的名著《管锥编》中更得到集大成的发挥。与此同时，对古典作品的纯粹审美的领悟分析，也由于结合运用了现代文艺理论的成果而更富于科学性。
      此外，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们对这门学科自我反思能力的不断增强，这不仅体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和方法的探索总结上，尤其体现在对古典文学研究加以整体性的研讨反思上。近年来郭英德、谢思炜等所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和赵敏俐、杨树增所著《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出版，表明这种反思能力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起到总结过去的作用，也将发挥昭示未来的效果。
      如果说，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尽管经历了难以计数的历史磨难，古典文学研究依然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以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达到了超乎前人的水平，实现了根本性的学术转型；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前景又将如何呢?预测未来的百年是容易的，又是困难的——说它容易，因为不会遇到当下事实的检验；说它困难，因为终将受到历史实践的证明。当然，在回顾过去的基础上展望未来，从过程中发现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前提，即使不能达到绝对的正确，也仍旧是非常必要而又重要的。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认为，首先应告别“精英意识”和“大师情结”。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一直把“学而优则仕”作为主要的价值取向，以拯世济民的社会精英自任，这种“精英意识”，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文学研究中。传统的文史研究(当然包括文学研究)，历来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流风所及，许多现代的古典文学学者也往往自认为所从事的学科专业高人一等，甚至系乎斯文之兴衰。今天学界不断呼唤“国学大师”的所谓“大师情结”，正是这种“精英意识”的直接体现。如果说，这种意识和情结，在前现代的社会形态中尚有一定的现实基础，那么，一旦步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时代，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学科门类趋于多元，一些应用学科因供求关系而地位不断上升，古代文学研究逐渐趋于边缘化的状态，必然使“荒江古屋三二野老细心商量”(钱钟书语)的学术理想变成空中楼阁，使传统的“精英意识”化为泡影；而知识结构的整体革命，以及学者职业化的特点，也会使超拔群伦、笼罩各科的“大师”更加渺茫难寻。因此，只有平静对待、认真适应这一趋势，告别“精英意识”和“大师情结”，古典文学学者才能怀着积极的心态，走上新世纪的学术征途。
      其次，实现各科综合与文学本位的统一。众所周知，各门学科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认识和研究的方便，它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可能像中药铺里排列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个个药盒那样内容专一、各司其责——人文科学的研究尤其如此。古人常说“不通百经不能专治一经”，今人常说“文史哲不分家”，都是这个意思。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所谓“跨学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兼治各门学科，以求在融会贯通中探得历史文化发展之真谛；二是借鉴其他学科，作为全面深入认识古典文学的方法。这两方面都曾有过成功的经验和典范的例证。前者只把文学作为诸多学科之一，根本目的并不在此，可以姑且不论；后者则已接近于文学本位研究。而更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则要求不仅研究对象是“文学的”，而且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的”。换言之，其它学科方法的引入，只能烘托借鉴，不能喧宾夺主，因为既然是文学研究，当然只能以文学本身艺术审美价值的探寻为本位和归宿。实现各科综合与文学本位的统一，将使未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达到新的境界。
      复次，在事实认识与价值判断之间寻找最合理的结合点。古代文学既然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现象，那么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自然要通过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叙述分析，形成对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在这方面，沿用已久的传统方法和手段(如训诂、考据、校注、笺证、年谱、长编等)，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而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科学技术革命，如电脑的广泛使用、印刷技术的更新等，又将使这种方法和手段获得质的飞跃。但是，事实认识毕竟代替不了价值判断，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对一切历史过程的描述，对一切客观事实的分析，不论有意无意、直接间接的，都总是置根于描述或分析主体当下的思想意识基础之中，是其主观价值体系的外在呈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事实认识与价值判断原本是不可分离的。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成一家之言”，古典文学研究也同样应该如此——一方面，古典文学研究应在当代文艺审美理论(当然包括西方文论)的导引下进行，使其本身的科学精神得以充实和提高；另一方面，古代文学研究应当总结出更精辟、更深刻的思维成果，从而推动当代文艺审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比较而言，后一方面过去显得尤其不足，今后也就特别重要。近年来，美国学者从莎士比亚研究中引申出“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理论，既深化了历史的认识，又提高了当代的水平，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范例。
      最后还需强调一点，即未来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应在既有的基础上，形成以至确立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学术规范。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带有直观感悟、点到即止的特征，虽有便于读者体悟和联想的好处，但在概念的界定、逻辑的推演、体系的完整、方法的自觉等方面，也存在模糊过分、明确不足的缺点。所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确立起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学术规范，便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如选题论证上，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检索体系，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研究方法上，概念必须经过严格的界定，理路应该经得起严肃的推敲，自说自话与“一家之言”是不宜划等号的；治学态度上，虽然承认事实认识与价值判断的内在联系，却不能将主观评价与客观描述混为一谈，因为情绪化只会影响思想的清晰……总之，系统化的学术规范的确立，是一门学科的真正成熟的标志。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亦当作如是观。

                                                                        （原载《文学前沿》第1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