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健吾永远鲜活在我的心中（为父亲节初次发表）

 

父亲离开我们几十年了，可是，我似乎觉得他始终就在我们的身旁，他的音容笑貌始终是那么鲜活，仿佛他还依着朝北小卧室的门框，笑容满面地望着孙儿女们在房间里玩“丢手卷”；仿佛我半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贴着电视专注地在看女排比赛；仿佛他又在得意地夸口：我生炉子的本事比年轻人强……。父亲是那样一个热情洋溢的“可爱的老头”（我女儿对她外公的评价），一个单纯的没有一点架子的书生，一个热爱各种文化艺术到及至的不老的人，所以这些特点都使他不同于周围的人，使他永远存活在我的记忆之中，而且，分开的时间越长，越想念他，写这篇小文，不是给他写传（他的传记已经由韩石山先生写就），就是因为想念他。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不是成天趴在书桌前看书写文章，就是白天，上午下午，在学校教书，晚上一杯浓茶，写半宿文章。他的生活圈子不是文学界同行中的朋友或学生，就是自己家人，思维和生活都十分单纯，加上他的热情和外向性格，使他常常显得傻。我妈就骂他“书呆子”。

 

1937年，父亲在上海教书，卢沟桥事变以后，北京和上海的许多先生和学生都奔赴大后方，可是一是因为自己腰腿有病，二是因为妻女牵累（妈的身体始终不好，我三岁，妹妹两岁），在上海没挪窝，特别是1939年有了小弟，父亲这个文弱书生，拉家带口，不管是延安还是重庆，哪还去得了。在上海沦陷后，因为不愿意为日本人工作，他就失业在家，没有了进帐，连稿费也没有，可是，在我们孩子们面前还是乐呵呵的，会因为从小菜场检回了最后小贩卖剩下的臭鱼而高兴地在妈妈面前欢呼，会到小弄堂里和小弟对打，闹着玩，逗得我们呵呵乐。真是穷开心。

 

可是，由于他的性格，得意时说话尖刻（他的评论风格），不给人留余地，会得罪一些人，特别是心眼窄小的人，尽管他在上海孤岛时期，曾积极协助过地下党员领导的戏剧活动，在抗日胜利后，也曾积极参与上海地区的话剧活动，并热情欢迎夏衍先生的归来但是他却受到某些左派文化人士的排挤，从而影响他后半辈子一直被“右”缠绕。

 

在这种时候，他的书生气反映得十分突出：在无力反驳时，他往往不申辩，不再参与，而是回到书桌前看书写文章，或每天就是在任教的学校间奔波，1947年后就是这种情况。迎接解放，他的心里曾有过忐忑，可是，在被安排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后，还接受了周总理的接见，他的心又兴奋起来：在上海剧专还做了一阵子工会主席，在家里，五音不全的他，由着我们坐成一圈，一句句地教他唱《我们工人有力量》。然而，他万万又没有想到，1950年整风时期，他却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想不通，他沉默，在学校里学着做自我批评，也往往说不到点子上。那时我正好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我母亲在饭桌上表示了不满：你说说，他什么资产也没有，算什么资产阶级？我无言以对。1954年年中，就在我出国到前苏联留学前夕，他在郑振铎的帮助下，从上海调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离开了那个环境。

 

在生活方面，他是高了得意，低了将就。1959年我回国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发薪，46元，我拿出30元给他，觉得做女儿的应该这样，没想到我爸爸拒绝了，还得意地说：收着吧，你的工资连我的零头都够不上。这是因为他拿的是二级研究员的工资。他真是非常会满足。一个傻乎乎的书生。而在文革期间他的工资全部被扣，只有20元生活费，他留下5元在干校，给身边带着外孙儿女的妈留下15元，他没有抱怨，连我们都不告诉。等到1975年，工资补发，一下子有了上千元，他又张罗着给儿女们分了。

 

他的傻气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文革开始不久，他被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揪上台后，中学生到家抄家，把他留做纪念的唯一的一张母亲的照片给撕了，尽管痛彻肺腑，可是，事后，每天早早去学院生炉子，回到家后又得意地说：我生炉子的本事比年轻人强。我妈因为属于臭老九家属，被强制挖沟劳动，一天，把大腿折断，腿肿得像颗树桩，我爸却不敢去居委会，只是手足无措地在家转悠，多亏当晚三妹夫到家探视，赶快用板车把妈送去了医院（当时各家都少有电话）。

 

他是一名中国书生，读着文天祥的历史长大，讲究气节，在关键的时候，有足够的勇气，决不违背良心。1945年4月，因为他改编的话剧《金小玉》上演后轰动上海，日本人注意到了他，一天晚上，到家来抓他。日本宪兵没有想到他会是一个小小的三房客，住在底层。他们从侧门直奔上楼先去了房东家。就在这段误会的间隙，我爸先以为是强盗，从前门冲出去喊来警察后发现是日本人，又是要抓自己，就躲在外面。可是，当日本宪兵从二楼下来，在搜查无果的情况下，带头的支走了其他人，吹灭了煤油灯，要和我妈上床，就在这时，我爸破门而入，声明自己就是他们要抓的人。爸爸被带走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勇敢地保护了自己的妻子。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后受尽他们的威吓和灌凉水的刑法，他却始终没有提供任何延安和重庆方面朋友的姓名，只是在受死亡威胁的时候，对宪兵说：告诉我的孩子们，他们的爸爸是个好人。

 

好人，这就是一个不想在政治上钻营，在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时数学得零分，而历史和语文得满分，之后终身教书写文章的一个书生对自己的评价标准。他也就是以这样的标准全心全意地拥护了新中国。

 

1977年，文革结束，在北大曾有过大字报，对毛主席表示不满。我把这个消息在饭桌上说出后，我清晰地记得，我爸放下了碗筷，沉沉地叹了口气，说：“这些年轻人啊！他们没有经过旧社会，他们不明白，毛主席建立新中国这件事是什么样的功绩啊！”

 

 在他的头脑中，旧中国时期，民不聊生，内忧外患，而新中国是中国的新生，他爱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他能不记个人所受的任何委屈，在事过之后，仍然满腔热情，满心快乐地对人对事。

 

他傻，有时傻的气人，但是对大是大非，其实他不傻，尽管他会说错话，甚至在正式发言中会把党组织说成党部（国民党时代的语言）。我们，他的儿孙们都爱他，一个真诚而可爱的书生。他走后，我们都怀念他。

 

 

也许是和父亲成长的环境有关，父亲14岁就离开了父母，是在师友的圈子里长大的，而老师也是他的朋友，他离不开朋友。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父亲和朋友们相聚在我们家里时的朗声谈笑就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曾经在《巴金伯伯给我回信了》一文中详细记载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那种友谊真挚无私，感人至深，这种交友的特点特别表现在我爸的身上。

 

父亲为朋友帮忙，常常是罄尽全力，不讲条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为了帮助于伶所带的原上海救亡演剧队在上海重新立足，以留法学者的身份，上下疏通，终于得到法租界的允许，以中法联谊会戏剧组的名义，使上海剧艺社得以正式成立，剧艺社穷，他又放下学者架子，帮助筹钱、找场地，自己并不宽余，他甚至变卖母亲带过来的陪嫁。其实他从来不是地下党的成员，但是忙前忙后，俨然以主角自居。

 

父亲对朋友从不讲势力，从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在沈从文潦倒的日子里，他去他家看望他。我爸和我妈都很喜欢曾被打成右派的吴祖光先生，说吴祖光先生为人正直，敢说真话。在恐怖的“文革” 年代，许多人惟恐躲避不及，他却向巴金和汝龙伸出了手。所以，在爸去世后，汝龙称赞他：李健吾有一棵黄金般的心。

 

在他去世后的某一天，从上海来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拿出40元钱给母亲，说是还我父亲的钱。母亲莫名其妙，经他细说因缘才明白。他本是上海剧专的一个年轻人，57年被划为右派，发送“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行前，向我父亲借了40元钱，没成想，九死一生，30年一晃过去了，李先生不在了，可是李先生的恩情他忘不了。

 

我父亲晚年，似乎比年轻的时候更想念朋友。70岁以后，他受颈椎疾病的折磨，两腿迈不开步，因为想念朋友，他曾经每天下午伏在书桌边，读朋友的来信和给朋友回信。后来身体稍能活动，就开始特别惦念远方的朋友。其实，他的冠心病已经十分严重。

 

1981年，气喘吁吁，可是，非要母亲陪他去南方看朋友，回来后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叙述他和上海戏剧界朋友在餐馆聚会的情况。据他说，那次聚会可是热闹非凡，其实主要是那些喜剧演员拿他们这位老师开涮，乐得饭馆服务员都聚在了门口，各个笑得前仰后合。叙述时神采飞扬的情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是多么想和朋友们待在一起，如何珍视和朋友们的欢快相聚。

 

1982年，借在西安参加外国文学理事会的机会，去看望多年不见，当下有病卧床，曾经一起投考清华的同学，照了像，可是，在离开西安到达成都后，却发现底片被暴光了，他强拖着病体，让母亲再陪他返回西安，就为了再重拍一次照。回来后，一边喘气，还咳嗽，一边还趴在桌前给朋友写信，写他的那次出行。可是，病不饶人，这位有冠心病的老人终于被他的那次强行拖进了天堂：十天后就离开了人世，也离开了他所有亲爱的朋友。

 

作为一个人，能像我爸那样珍惜友谊，对朋友赤诚无私，在这个世界上，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个特殊的品格也就永远鲜活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包括他快乐的朗朗笑声。

 

在他去世后，巴金在《随想录》里表达了对他真情的怀念，白岩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真情似火李健吾》一文内充满了似火的真情。一个人在去世后，能被朋友们如此怀念，值了！现在，这些朋友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们之间真诚友谊的交往，应该可以留作历史佳话。

 

 

父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国文和历史就好，还特别好胜、活跃，赶上五四时期，学校里学生自己组织话剧团、写作社团，从此和文学戏剧打上了交道。我觉得，他不是简单地用职业来对待他的工作的，他是着了迷一样地爱戏剧，各种剧目，爱文学，各种文种，或者说，他承认的职业只是教书，其他都是爱好，而教学的内容又时他最爱的。

 

父亲翻译和研究法国戏剧家莫里哀，历经几十年，终于在晚年把莫里哀全集全部脱稿，遗憾的是书的最后出版他没有赶上。他痴迷莫里哀，给学生讲课，他会连说带演，有时候，他先乐的趴到了桌子底下，入了迷的学生一下看不见老师了！他的洋相太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上海相聚会那么热闹。

 

文革后期，父亲在家没事，常和孙儿们打扑克。有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对我们讲起了医学。他说，我们国家的医药早就很发达了，比欧洲早了足有上千年，欧洲在18世纪还没有什么医术，他们就会放血、灌肠，莫里哀在戏里描述仆人给主子放血，那才叫有意思呢。说着说着，他就对我才10岁的女儿撸起了袖子：“来，让我给你放血。”我女儿吓的就往里屋正在收拾衣服的外婆身后跑，父亲就在后面追，还叫着：“我给你放血！”女儿一面躲一面笑，我们在旁边都笑弯了腰。我女儿至今都忘不了外公的这一幕。

 

父亲爱话剧，改编和创作剧本不说，还亲自演戏。1945年3月，在他的《金小玉》里客串了一个角色，为这个，还闹了个笑话。我父亲不会抽烟，演的却是一个能抽烟的副参谋长。下戏都在半夜以后，一天清晨，可能还不到四、五点钟，我给吵醒了，就看父亲昏迷着，由一辆黄包车给送了回来，据说是给烟迷晕了，雇黄包车时昏昏沉沉地告诉人家：去上海殡仪馆（我们住的弄堂是在殡仪馆的旁边）。

 

父亲不是只爱话剧（偏爱喜剧），而是什么剧种都喜欢，只要剧情动人，演员演技出众，他都会如痴如狂。

 

1962年，他去看了李××（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演的鬼戏，看到她穿着白衣，在舞台身轻如燕，飘来飞去，无声无息，如同脚不沾地，激动地回来就写篇文章，见报不久，却遇上了中央批“鬼”，他只能哑吧了。

 

父亲对演黄梅戏的严凤英曾赞不绝口，我亲耳听到他对她在文革时遭遇不公而自杀身亡一事连声惋惜；晚年，父亲几乎是“抱着”电视，一晚上地看各种地方戏的演出：豫剧常香玉、昆剧《十五贯》、秦腔……，说他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他却对中国的地方戏爱到心的深处，家里存了不少有关各种地方戏的书本。     

 

父亲写文学评论、写戏剧评论，从来不看人，兴之所来，只谈作品在他身上引发的感受。写的时候，常会引用外国名著、名人或与其他作者和作品对比，笔锋犀利，言语跳动，别有一格。

 

现在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把工作看成挣钱的饭碗，可是对父亲来说，他把他投身的事业看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融在他情感里，和他的血液流淌在一起。他的性格外向，而他对各种门类文学戏剧的爱好，使他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个感情丰富、十分可爱的老人形象，永远不灭。

 

由于父亲的这些特质使得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特别是和他生活在一起多年儿孙们，他会永远鲜活地留存在我们的心中

 

（初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