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清华施一公先生以外籍非全职身份获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一事在网上被抄得火热。我作为一名人力资源工作者，也想从我的角度来说几句。

作为一名人力资源工作者，我在单位的工作职责有一部分就是负责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回国工作。从工作中的情况来看，一名优秀的杰出人才要全职回国工作必然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像这样像施一公先生这样优秀的人才，回国时的顾虑会更多。一是他们长时间不在国内生活和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客观上需要两头跑，因为海外的工作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结束，比如博士生毕业的问题；二是一旦完全同国外脱离关系，他的学术水平能否得到保障，也是他们担心的问题之一；最大的顾虑是，当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的家人是否也一起回国，如果不一起回国，那么他们全职回国工作就需要打一个问号？

我想施一公先生能否获得杰出青年基金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定全职回国的时间。施一公教授可能也觉得很冤，因为他申请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完全全职回国，但是他申请到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以后，我想他就可以全职回国了。对于时间问题，可以由国家基金委来裁定。

如果真相真是网络上流传的那样，这里最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件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施一公先生，这是国家现行体制惹的祸，一方面要提高学术水平，争取“一流的学术”，另一方面，我们又缺少优秀的专家、学者，于是学校在这个时候也有了造假的动力，他们希望海归们能够给他们发paper，做出“一流的贡献”，于是在两相情愿的意向下，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形。

“施一公”现象从另一个角度反应了我国科技体制的困境，就是项目经费如何同杰出人才相匹配的问题。现在咱们国家实行的都是项目申请制度，还有863、973等等都要申请，能不能杰出人才直接匹配资金，资金不同项目挂钩，而同人才挂钩，这样也有助于人才队伍的稳定和科学家安心做科研。

现在网络上，还在争论一个问题就是制度大于人情，还是人情大于制度的问题。如果世故的来说，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没有办法争论清楚。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想那还有一个科学的春天问题。如果没有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也不可能迎来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这就有一个制度的问题。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生产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说“制度重于技术”。一项制度出台以后，就是让人遵守的；如果一项制度出台之后，不能得到运转，就会出现制度的“睡美人”现象。

但是人情当作一种关系，特别是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人们都处在结构洞之中。事实上，不可避免有人情存在。如何处理好人情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智慧，也许一个大成的智慧能够改变现在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发现政策是死的，人确是活的，对于一个无法全职回国的人来讲，据我所知是无法拿到杰出青年基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