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理性力学的代表人物，陈至达先生曾发表如下论点（整理后的）：

       什么是科学创新？对一个学科中的基本问题，由于它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起大量相关论点的被动改变，因而，从一开始就必定面临反对。在一开始，与这大量相关论点持相同看法的人们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改变？有何优点？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大家不会接受这种对学科中的基本问题的任何改变的。因而，如果以获得“认可”或“共识”为标准，任何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创新在刚开始出现时，都不会看成是创新。一般地说，在这个阶段，人们对此是不屑一顾的。

       除非通过对一个学科中的基本问题的改变，而又只能通过这种改变才解决了学科中长期没有能解答的个别问题，人们才会关注这种改变。从而，对这个创新投去怀疑的目光。但即便是如此，人们也会试图用最小的改变来“证明”那个所谓的创新是如何、如何的有毛病，而照样抛弃她。但是，这个创新的毛孔已经开始渗入学科中了。

       出于这种怀疑的目光，人们一般地说是无视其重要性。在一系列的学科中长期没有能解答的问题都是在这种改变下解答后，人们又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发生的。在事实上，由于大多数个人只不过是关注个别的论题，因而，个人也不会关注这种改变的原始提出者，而是关注具体问题上的具体解答者。这样，在事实上，也就否定了原始的创新者。

       因而，一个科学创新，即便是在后来被纳入到相关学科中，人们也忘却了谁是原始的创新者。

       换句话说：原始的创新者，开始面临的是反对，最后面临的忘却。他的地位只不过是在科学发展进步的历程中起过作用。

       对于大多数的、科学上的、原始的创新者，这是非常的残酷的现实。虽然也有很多的幸运者，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提出了恰到好处的改变，而很快的得到了“认可”或“共识”，但是，那是偶然性的。

       而在这个幸运者之前，类似的、但是含糊不清的改变也是有人提出过的。因而，是一群人的含糊不清的改变最终的成就了这种“认可”或“共识”性的改变。

       对这样一个历史经验性的事实的漠视就会形成一个悖论：对一个创新，开始面临的是否定这是一个创新；在漫长岁月的中间阶段，是肢解这个创新本身的内涵；在最后的阶段，是否定这个创新的原始的创新者是真正的创新者。

       因而，如果一个原始的创新者试图用这个创新来获得个人的声望和地位的话，他必定是会失望的。

       但是，如果他能在解答一系列的学科中长期没有能解答的问题中始终保持其身影的话，他必定是不会失望的。但是，也正因为他如此作为，他必将排斥其它的与他的创新相抵触的其它人的创新，这样在宏观上，一个更大的悖论又形成了：为了证明某个创新，否定与该证明相抵触的其它创新。

       总之，科学创新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利器，而不是一个获得个人声望和地位的工具。科学上的原始的创新者大多数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科学创新者，其科学进步是无法想象的。由此可以看出，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科学创新者如果没有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也就根本无法存在。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个人的生存问题，因而，宏观上，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科学创新者是必定会出现的。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世界级科学家群体必定是要在近几十年出现的。但是，我想在世时的默默无闻和归天后的被忘却依然是普遍性的现象。

       所以说，搞科学研究、搞科学创新的那一群人必须是、也必定是淡薄名利的一群人。反过来说，闹哄哄的那个科学群体只能是跟随性的群体。也就是说，与个人声望和地位密不可分的“科学创新”从一开始就是不值一提的。但是，跟风、好热闹是国人天性，因而，要成为科学上的大国，几代人、甚至于更多代人的努力奋斗是必经之路。而先行者只能是牺牲品。但是，这种牺牲将成就中国的科学大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