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国环境报》2011-6-23第二版，以下为作者原文，发表时编辑略有修改。

引言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力度的不断加大，工业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工业减排的边际成本也在增加。接下来减排的压力将逐步向农业转移，全国污染普查结果显示：农业源已经成为水体中总氮、总磷的主要来源。“十二五”期间将重点进行农村环境整治，党和国家对于农村环保的决心不容置疑，目前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农业污染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进行治理？

农业污染来源及特征

农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化肥的过度使用。根据已有研究的估算，我国化肥使用总量早就位居世界第一，化肥施用强度达到400 kg/ha，远超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安全上限（225kg/ha），但是我国化肥的有效利用率仅在30%-40%，大部分养分流失进入环境，造成土壤、地表水、地下水、酸雨等立体污染。二是农药的大量使用。我国在农药用量上也是高居世界第一，而农药的利用率只有10%-30%。三是规模化畜禽养殖造成的污染。根据太湖流域的相关研究，畜禽排泄物对水体氮素和磷素非点源污染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8%和44%，已成为引起水体富营养化氮、磷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四是农膜的大量使用形成“白色污染”。

农业污染的排放与工业污染有显著的不同。首先从排放特性来看，工业污染主要为点源式集中排放，而农业污染则通常是无序的面源式分散排放。其次，从经济特性来看，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是生产末端所产生的废物，而农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则多为生产原料（如农药、化肥等），因此工业企业的排放污染造成了负外部性，而农民排放污染既对社会造成了负的外部性，同时其自身利益也有损失。这两方面的不同，决定了治理的措施也应当不同。要破解农业污染治理难题，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农业生产的两个最基本特征。

一是我国农业具有高度的自由、分散式经营特点。1982年正式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民获得了自由经营权，农民在选择种植品种、种植投入（农药、化肥等）等方面主要是独立决策。同时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单个家庭的经营规模很小，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集体意识较弱。例如在喷洒杀虫剂时，农民各自为战，害虫可以轻易地迁徙到没有喷药或者毒性已过期的地块，这导致了农药的低效率使用。

二是我国务农人口年龄老化，接受新技术新观念的意愿和能力较弱。目前在我国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绝大部分为老人，大量青壮年、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群进程务工。根据笔者2010年对河北、江苏、安徽、湖南、江西、湖北六省200多个农户的一项调查，受调查者平均年龄为50.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2.4年。这部分人群对于农业新技术的接受和运用能力较弱，环保意识较低，固守所谓“种卫生田”的观念，大量使用化肥、农药。

农村环保的基本思路及主要措施

我国农村环保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前提下，实行预防为主、源头减排，通过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首先，在现阶段，我国所有涉农政策都应当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作为基本前提，农村环保政策也不例外。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城镇居民收入的1/3，其中种植业收入则更少，然而农民却承担着养活13亿多人口的重任。农业活动不是简单的市场行为，它具有很强的公共职能。因此尽管农业生产造成污染，输出负的外部性，但是农业生产本身又输出了正的外部性，在农业环保领域不能教条地使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其次，农村环保应当坚定地走预防为主、源头减排的路线。基于农业排放的分散、无序特征，末端治理的成本将十分巨大。况且，化学物品本身就是农业生产中重要的成本因子，减少化学品的使用也就是降低成本。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应当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农资利用效率，在生产源头控制化学物品的过度投入，减少无效施用。

基本作者对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理解，提出以下五方面具体措施，作为对我国农村环保工作的基本建议。

首先在宏观层面，应当重视农业环境政策的整合或一体化。目前我国在农村环保政策领域尚存在一定的政策困境：已有的环保政策主要针对工业，在农村略显缺失；而农业政策主要注重产量，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药化肥等物品的使用。因此一方面亟需出台专门针对农村环保的高规格政策；另一方面要适当调整农业政策导向，例如增加对有机肥、配方肥的补贴，减少对化肥农药的补贴。

其次要建立农村环境监测体系，摸清农村污染状况。农村环保面临的一个基础问题就是信息的缺乏，包括农村环境质量信息和污染排放信息。农村面积大、信息分散，依靠科学监测获取信息的成本巨大，应当主要基于农村环保人员的观察、记录以及对相关人群的访问获得。实际上，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农村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调查体系：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可以在人员、样本、调查方法等各方面与农村固定观察体系有机整合。

第四，重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强化技术指导职能。我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后，基层农技站“人走、线断、网破”，几乎丧失了农技指导职能。新时期应当重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一方面，在解决现有农技人员编制、待遇等方面加大投入，使已有的推广人员能够专注于本职工作。另一方面，结合新事物，补充新血液，提高农技推广队伍的服务能力。例如结合并完善村官制度，有选择地吸引环保、农业等专业的高校毕业生扎根农村服务农业，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各方面待遇，建议将大学村官纳入到农技推广或乡镇公务员系统，给予正式的编制和各方面待遇。

再次，集中农村人、地，实现规模经营，以便更好应用环保技术。实践表明，许多实用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化学品的投入，且可以提高产量，但其主要障碍是分散的经营方式。实现规模经营的途径一是通过农民合作，将人组织起来；二是在坚持“农地农用”的原则下，通过土地流转将地集中起来。在规模经营的基础上，统防统治、节水灌溉、测土配方、土地整理等实用技术将大幅减少农业污染。

最后，以创新的方式在农村实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针对农民的环境教育，一定要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相结合，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有所创新。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接触媒体、网络的机会低于其他人群，环保宣传不能停留在舆论、报道、宣教的层次，要深入田间地头，结合农业生产实践进行。在内容上，不能仅强调其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而应着重让农民认识到，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其自身在经济、健康等各方面均遭受损害，进而把环保、高效内化到其追求经济和健康的意识和行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