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立智先生写了篇博文，把他那有点狐臭的小学女老师比作母猪，原因是那个老师总是没完没了地惩罚他。我说杜先生骂人家母猪有点不太厚道，不管怎么说，老师毕竟教过我们，虽有令我们委屈之处，我们可以抱怨，但绝对不应该以“母猪”之类的词形容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当然，杜先生或许不能苟同我的观点，我也无意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杜先生不妨一笑置之。

估计大多数调皮捣蛋的孩子在中小学都曾经或多或少遭到过老师不同形式的虐待，杜先生遭遇的那点虐待实在不算啥，老师不过是让你站着，毕竟没有拳脚相加。我上中小学时就见过同学被老师扇嘴巴的，而且被扇的同学实属冤枉。记得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字，后排的一个同学将粉笔头扔向前排的同学，可惜力道大了点，准头又差，一下扔到了黑板上，老师看都不看，回头就给了前排坐着的同学一个嘴巴，原因是这个同学平时比较调皮，老师想当然地认为这种事只有他干得出来，结果激起众怒，状告到校长那里，这个老师还算开明，第二次课上向被打的同学公开道了歉。

小学对我而言有如噩梦，我在上一篇博文中说我最该记住的老师是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正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一个臭名昭著的调皮捣蛋鬼变成了好孩子。记得我上小学时第一次被老师打屁股是二年级的时候，具体的细节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当时是为了打扫卫生，好像是把脏水弄到老师身上了，结果老师使劲打了我的屁股，还揪着我去到办公室教训了半天，当时觉得自己的确错了，所以也就乖乖地听训。第二次被打嘴巴是三年级的语文课上，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个看上去有点可怕的人，一双眼睛瞪起人来让人不寒而栗，这个老师还喜欢打人，班上有很多同学都被他打过，我又是个出名的捣蛋鬼，挨打自是免不了的。不过那次课堂上他打我的嘴巴的确冤枉了我，被他打了后，我立刻跑回了家，再也不回去上课了，我母亲也很生气，不勉强我回校。过得几日，校长与那个老师亲自登门，语文老师保证以后不再打我，我才答应回校上课。记忆中那是我最后一次被老师打，此后被打的事情再没发生过，不过精神上的折磨却是一刻也没停止过，这种折磨在五年级时达到极致。

我在一篇博文中提到过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之一正是我的小学五年级班主任，他从不打学生，但那张嘴损起人来比打人还难受。他跟我家住同一生产队，在对待我的问题上，说不清他是关心我还是害我，若说不关心我，每次语文课上他都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要我在班上朗读，可若说关心我，不管班上出了什么坏事，也不管是否与我有关，我照例是被他批判的对象，似乎同学做坏事全是我教的。第一件大事发生在批斗地富反坏右之时，事情的发生很偶然，当时我与一帮同学在生产队的庄稼地里施肥，天公下起了毛毛雨，这时与我母亲交好的地主婆从田边走过，她走到我身边说：“乖乖，下雨了，你回去吧，剩下的活我帮你做。”我想都没想就把篮子给了她。这下闯下大祸了，第二天早上刚到学校就被校长喊到了办公室，我知道但凡校长喊我必定是我又犯了什么事，我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走进校长办公室，抬头一看，那个地主婆正双腿并拢，毕恭毕敬地低头站在校长面前。我惊魂未定，忽听校长对着地主婆大吼一声：“你还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不由分说，啪啪两个耳光甩了过去，地主婆白净的腮帮子上当即出现了两个红红的手掌印，我吓得魂飞魄散，战战兢兢地站在地主婆的身旁。训完了地主婆，校长转过脸来瞪着我，这时的我早已是三魂出窍、双腿哆嗦，我知道与地主婆穿一条裤子是什么后果。不过校长没有打我，只是问我：“你是愿意反戈一击呢，还是愿意一起挨批斗？”我自然不愿意挨批斗，便答应写批判稿。

事情远没有完，从校长办公室回到教室，班主任拿着红宝书早就等在那里，不由分说，先开起了班级批斗会。班主任边读着毛主席语录，边狠狠批判我的罪恶行径，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低着脑袋站在桌子边任由他批，一节课不知不觉间在批斗中过去了。

接下来自然是学校开批斗会了，班主任建议要我与地主婆并排站着一起接受批斗，我的数学老师不同意：“他还是个孩子，再说人家已经同意发言批斗了，何必这样？”我总算逃过了一劫（这些内情直到我考上大学后才听数学老师提起，而且在大学政审时，生产队长试图重提此事，最终被数学老师制止了，否则或许我上大学都成问题）。尽管如此，但人民公社广播站连续一周播放了地主婆如何拉拢腐蚀下一代的批判稿，一夜之间，我跟着地主婆一起出名了。

不过与后来发生的事情相比，批斗会远算不上惊心动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