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红楼热》【《红楼梦学刊》1990.1】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148）】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4日发布（第22923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冷观红楼热》，写于1989年9月，《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1辑，第34-37页，载于《九十年代红学展望》一文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2月。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1-4页，台北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4月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277-283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照片9张，拍自《九十年代红学展望》一文

1，

2，

3，

4，

5，

6，

7，

8,

9.

冷观“红楼热”

    “红楼”之热，由来已久，研究论著、移植改编、衍生借题，已蔚为大观。这种”红楼热“，不论遭到怎样的欢迎或非议，如果冷静地、不带偏见地来观察，或许对热潮的盛况和热点的形成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以下分三个层次来看：

    一、“红楼热”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二、“红学”作为当代显学的若干特征；

    三、“热源”归根到底是在内部、在作品本身。

（一）

    放眼望去，在大众文化的层面上，以《红楼梦》为题材或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一派繁荣景象，影视、戏剧、曲艺、音乐、绘画、书法、微雕、泥塑、绢人以及各种工艺品，不胜枚举，其中影响最大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要数越剧《红楼梦》、《红楼梦》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以及最近推出的整场《红楼梦》诗词演唱会。一部小说作品，向姐妹艺术移植、转换，达到如此之多的品种如此之大的规模，恐怕是很少有的。

    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北大红楼梦研究会”在1999年曾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最早接触《红楼梦》是通过：A．原著、B．戏剧影视剧、C．画册小人书、D．听故事"，答案统计结果为"A．23.9％, B．56.5%, C．10.6%, D．9.0%"。可见，最早接触《红楼梦》读原著的只及二成多，更多的人（一半以上）倒是通过影视戏剧知道《红楼梦》的，当年电视剧的播放带来了《红楼梦》的大普及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如果把大众文化看得更宽泛，同人们的衣食住行相连，那么就呈现出一幅《红楼梦》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扩散和渗透的景观：红楼宴、梦酒、红楼茶艺、红楼服饰、红楼邮票、红楼梦之旅，南北都造起了大观园......，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红楼文化圈，有人称之为"应用红学"。"应用"则免不了世俗化，商业化，不免引起学界的忧心。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红楼梦》作品本身，回到对这部作品的阅读、赏鉴和研究，作品的热销和人们的热心研读同样令人惊叹。《红楼梦》到底印了多少？单以人民文学出版社而言，其累计数量无从确知，恐怕要以百万计，何况不止一家出版社、全国各地包括港台都在印，它是书店里的"长销书"，提倡素质教育以来列为中学生必读，其印数更在翻番。1979年创办的《红楼梦学刊》，每期25万字，一年四期，每年就是一百万字，至今已办了二十五年，出到一百期（2004年），计2500万字，这样类型的学术刊物（以一本书为对象创一个刊物）办到这样长久，在期刊史上是空前的。何况，全国还有其他的刊物、有各种学报，更有学人撰写的各种专著，搜辑的各种资料，方方面面的成果，加在一起，如果再算上近年建立和开通的网站，恐怕要接近一亿字。而《红楼梦》本身不过百来万字，其含蕴之富、辐射力之强，令人惊叹。

    前些年，人们曾担心《学刊》难以为继，现在看来，似乎不必过于担心。老的读者，即便退休了，仍旧会看；新的读者，一代又一代的生长。许多中青年的研究者正在充实学刊的作者队伍，每期目录上，可以看到不少新面孔。在大学里，以《红楼梦》为题或与之相关的学位论文，在所多有。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的人，对《红楼梦》都抱有兴趣。前不久，我们看到某地有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初中一年级学生，写了一段读《红楼梦》的感想，发表在学校的校报上，连她的父母和老师都感到惊诧。更有一位年近花甲的新加坡老者，居然提早退休，毅然负笈来中国攻读博士学位，为的是要实现自己一生的夙愿和梦想----研究《红楼梦》。《红楼梦》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红楼"热的长盛不衰，的确是有目共睹的客观存在。

（二）

    从学术的层面来说，“红学”又有不同于其他学问的独异之处。

    1．以一部书——一部小说而成为一门学问

    人们通常认为，“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鼎足而立，分别是研究我国上古、中古、近古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学科，称之为“三大显学”。“红学”跻身于“显学”之列，是“红学”的荣幸，自然有共通于其它“显学”的地方，比如说它们都是地道的“国学”，都有其典范性和世界性；然而“红学”的对象较之“甲骨学”和“敦煌学”，真是天差地远，殊异太大了。

    甲骨学是以出自古代遗址的龟甲兽骨上的占卜和纪事文字为研究对象，探讨它所蕴含的社会信息的一门学问。从已经出土的10万片以上（分别收藏于国内外）的甲骨中，贮存着极为庞大丰富的信息，涉及文字考释、卜法文例、庙号断代、礼制刑法、农耕狩猎、工商交通、天文历法、宗教祭祀等领域，用甲骨文再发现的史事，是传世文献无法胜任的。甲骨学建立不过一个世纪，研究的是最古老的出土文献，不仅有一批国内学者艰苦钻研，也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共同探索甲骨的奥秘。

    敦煌学如果从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之时算起，已走过了百年艰难曲折的历程，它是以敦煌及相关地区遗存的古代文献、艺术品及该地域的历史、地理、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同一地点发现五万件文物，绝大部分是中古时代的文书，包容恢宏，举世独有，极大地囊括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及其对外交流的历史信息。极具悲剧性的是敦煌文物的大部分约三万多件珍贵品，流散到了十多个国家，历史学家陈垣为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八千余轴编目题名曰《敦煌劫余录》，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首次使用了"敦煌学"这一名称。敦煌学是以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敦煌史迹为研究对象，涉及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语言、文学、民族、地理、科技、音乐、舞蹈、建筑及中西交通等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学问。莫高窟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学亦已成为世界性的显学。

    同甲骨学和敦煌学如此巨大浩瀚的研究对象相比，红学的主要对象是一部书，加上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其量也是若干部书而已，难及前者之万一，然而即便如此，“红学”照样成为一门当世的“显学”，这难道不是一个十分独异，令人深长思之的现象吗！

    当然，研究一部书能称之为学的，在我国还有所谓“选学”和“龙学”。但是“选学”的对象《昭明文选》包括七个朝代的共一百多位作者的诗文，并非一人之书；“龙学”倒是研究《文心雕龙》这一部书的，《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著作而非小说。以一部小说作品而成"学"以致成为"显学"的，只有“红学”了。

    2．近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第一流人物，都程度不同地涉足“红学”。这也是一个很特异的现象。

    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胡适（《红楼梦考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独秀（《红楼梦新叙》）、顾颉刚（《与俞平伯通信及为之写序》）、俞平伯（《红楼梦辨》、吴宓（《红楼梦新谈》）、陈寅恪（为吴宓讲演题七律一首）等。王、蔡、胡诸位以其在学术界开风气和为师表的地位大谈红学，影响极大，有典范意义。

    二十年代还有青年时代的张闻天（革命家）、宗白华（美学家）、沈雁冰（文学家），三四十年代更有哲学家牟宗三、古文字学家容庚、楚辞专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社会活动家王昆仑、文学史家郑振锋、阿英、李长之、刘大杰、作家张天冀、端木蕻良等。

    笔者曾与友人合作编过一本二十世纪上半叶红楼梦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接触过这一时期散见于报刊的数百篇长论短文，深为这么多的学界名人涉足红学而惊叹。五十年代以来，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高度评价已众所周知，跻身于红学的著名人物就更多了，翦伯赞、邓拓、郭沫若、王力、郭绍虞、程千帆、吴组缃等，还有海外的林语堂、周策纵、余英时、张爱玲，台湾的潘重规、香港的宋淇。当然，国内治红学最力、著述丰富的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冯其庸、李希凡诸位都是大家熟悉的。即使列了这么一长串名单，还会有不少遗漏、缺失，好在这里并非著史，而是旨在说明"红学"的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这对于提高红学的学术品位、开拓红学的学术视野、扩大红学的学术影响，应当说是很有关系的，当然也助成了红学之为"显学"的学术地位。

    3．开风气之先，肇新潮之端

    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中国是学术大国，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至清中叶，传统学术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到了晚清，欧风美雨袭来，学者产生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来反思固有学术，寻求新的解释。发表于二十世纪之初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此时体现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学术史上文学评论这一门类首次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古典。《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4年，比蔡著《石头记索隐》早十三年，比胡适《红楼梦考证》早十七年，三者分别建立了红学的小说批评、索隐、考证诸学派的典范，而且《红楼梦评论》的意义不限于红学，也不限于文学，它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

    红学在二十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劫难曲折之后，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又复现了生机。长时期的封闭和十年浩劫使得整个思想文化界万马齐喑、百卉凋零，当大地回春百废待兴之时，“红学”却又成为复苏的征兆、繁荣的先声。这当然与某种特殊的历史机缘有关，但不能不看到红学本身具有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所产生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只消举一个事实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复苏所带来的兴奋和希望，1979年5月举行的《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成立会，出席的有茅盾、王昆仑、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启功；有林默涵、吴组缃、端木蕻良、杨宪益、贺敬之；有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王利器、张毕来；有冯其庸、郭预衡、廖仲安、李希凡、蓝翎......真可谓群贤毕至、老少咸集、盛况空前。我们不必缕述每位与会者学术艺文的专长和成就，只想说明这里包括了当时学术文化界的一流人物和老中青几代，说明他们对红学的关注、对学术复兴的期盼和努力。1980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此后，学术刊物和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红学"在新时期之初犹如一枝报春花。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展，各种思潮各种方法相继而来，从生吞硬套到吸取消融，红学在学术领域里始终是一个很能包容和相对敏感的地带。这恐怕也是促成其为当代显学的一个方面。

（三）

    “红学”为什么热？“热源”在哪里？

    当我们用一种冷静的、理性的态度来考量之时，就会意识到，在排除了政治的干预和商业的炒作等等外部因素之后，“红学”的“热度”也许会有变化，不再有什么轰动效应，然而《红楼梦》作为焕发出生命和艺术光彩的“热源”是永不熄灭的，它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去热心阅读、倾心玩味、潜心探索。也就是说，热点的形成，不是靠外力，其最深刻的原因，是在内部，在作品本身。说一句平实的、人人都说得出的话，就因为《红楼梦》这部作品丰富、深邃、精妙，还带几分神秘。说得稍为复杂一点，也许可以这样表述，是因为这部小说作品的原创性，思想意蕴的多义性、成书过程的复杂性、文学观念的开放性。

    可以说，我们的每一次阅读、每一种研究、每一部专著、每一篇文章、每一次讲演，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从来不曾有一份完满的答卷。本来，这就是个一言难尽、难以穷尽的问题。当然，我们每一位读者都可以而且应当思考和解答这个问题。有的深具忧患意识的学者，指出百年红学已极尽学术之盛，现在的情势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而内囊已尽，依照事物发生、发展、衰落的规律，红学似乎已进入“后四十回”，趋于衰落。针对红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内外闹闹攘攘的炒作和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以及学界本身炒冷饭、伪考证的行时，这种忧虑不仅有理由而且很深刻；然而“红学”之光是否日见黯淡至于寂灭，则当待以时日、从容观之。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也许已到了尽头，而新的读者、新的研究者层出不穷总是给人以希望和鼓舞。

    还有一个参照系就是“莎学”，莎士比亚是十六世纪的伟大作家，“莎学”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的“显学”。从那时到现在，几个世纪过去了，“莎学”仍在发展，最近，中国还出版了一部规模宏大的《莎士比亚大辞典》，在莎士比亚的故国辞典已出到四十多版了。学术艺文，比其他的事功伟业要长久，于此可见一斑。“红学”能否继续发展、怎样发展，取决于许多因素。总的趋势是向前，前进之中会有曲折有起伏，兴旺之后会萧索，甚至会出现停滞或倒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红楼梦》这部作品，是长青不朽的。

（写于1989年9月，修改增补于2001、2004年，曾经作为笔者一门专题课的代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