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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标志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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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标志着什么?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9年11月10日发布
昨天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西方世界和原东欧集团大张旗鼓地庆祝柏林墙倒塌，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W某称: 柏林墙倒塌标志着两个德国的统一和冷战的结束。美国国务院的喉舌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则称““赫尔辛基进程”（Helsinki Process）明确地将各个国家的人权与其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该进程帮助东欧（Eastern Europe）国家推翻了共产主义统治”，是“赫尔辛基进程加速柏林墙倒塌和共产主义制度崩溃。”（见下附文）。
笔者以为1989年是东欧剧变年,来势之猛,波及之宽,为人们始料所不及，它和苏联解体一起，构成了20世纪最富曲折变化的事件之一。1990年12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在经历频仍的动乱后，共产党政府和平交权，国家一分为二；匈牙利党内分裂，政权更替；罗马尼亚骤起风暴，齐尔塞斯库政权顷刻瓦解；保加利亚共产党虽改名换姓仍难逃厄运；柏林墙土崩瓦解，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南斯拉夫在炮火不断中被肢解，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明灯在其汹涌的难民潮中倒台。
我们在评论苏东剧变和美苏冷战结束时不能过于夸大柏林墙倒塌和西方世界民主和人权攻势的作用,从柏林墙倒塌后到德国统一于联邦德国还有近一年的时间,距离苏联解体有过了一年时间。柏林墙倒塌归根到底还是两种经济势力的较量，如果当时的东德经济和政治形势好于西德，那么大批东德居民逃亡西德的情况就难以导致有利于德国的统一,两个德国的分离是美苏冷战的需要, 美苏缓和了分离的必要性也就难以成立了,离开了美国和苏联的政策,难以解释柏林墙倒塌的后果。
1989年12月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改称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宣称将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行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1990年1月4日,党名又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5月18日,两德财政部长签署了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8月31日,两德又签署了关于实现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即德国统一条约,规定了民主德国按西德基本法加入联邦德国。1990年10月3日,民德正式加入联邦德国。至此,民德结束了它的政治生命。
从整个东欧来看1990年10月3日德国的统一,1991年7月1日华约条约国正式解散,和1991年6月经互会正式宣告解散,意味着苏联东欧集团的终结。解体中的东欧国家普遍推行全盘西化的市场经济体制;鼓吹政治多元和多党制,成为在野党;把党变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第二国际式的政党;实行各阶级的联合掌权或轮流执政。
东欧巨变后毫无例外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促成东欧八国巨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综合产物。长期以来不独立自主,依附于苏联的恶性后果;苏联的急剧退出东欧势力范围并鼓动急剧改变体制带来的巨大冲击波;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原苏东领导失势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西方世界协同强化了和平演变的攻势和经济的压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加速了雅尔塔体制和苏联的解体,欧洲两极为美国、统一后德国为主的欧洲联盟、俄罗斯三足鼎立所取代。
从国内经济政策上看，共同的原因是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和否定市场经济的作用；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价格长期倒挂和财政补贴以及全民社会保障超过国家财力负担；举债过多，制约经济发展；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低下；参与经互会的封闭性经济圈，妨碍国际经济交流。一些国家虽然进行了经济改革，但是在实践中往往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行之有效的经验，整个改革工程不配套，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并且没有根本触动苏联模式，转入市场经济基本轨道。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东德外大都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或不够发达的条件下,走上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如果不集中力量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方面不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匹敌或赶上他们,要真正站住脚是十分困难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 整个说来社会主义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来逐步完善, 切不可躺在“社会主义优越性”上睡大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绝不应拘泥于唯我独尊的苏联模式。多样化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必由之路。
美国宣扬柏林墙倒塌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崩溃，这是一种误解，是把苏联模式等同于共产主义制度。迄今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发展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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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6
赫尔辛基进程加速柏林墙倒塌和共产主义制度崩溃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美国参考》Jim Fisher-Thompson从华盛顿报道，1975年8月1日，包括美国、苏联（Soviet Union）和欧洲国家在内的35个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 of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推倒了柏林墙（Berlin Wall）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赫尔辛基进程”（Helsinki Process）明确地将各个国家的人权与其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该进程帮助东欧（Eastern Europe）国家推翻了共产主义统治，并在东西方之间开启了新的安全和经济关系。它创建了由56名成员组成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这个国际组织积极地在全球倡导民主和人权。
然而，在赫尔辛基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可能是确立一系列人权义务和民主承诺，该地区各国公民仍在以此要求他们的政府负责。
退役陆军上校泰·科布（Ty Cobb）曾给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当过苏联事务顾问。他在接受《美国参考》的采访时表示，苏联人在二战结束30年后签署《赫尔辛基协定》（Helsinki Accords）时以为他们有利可图。
这项协定从表面上看使战后德国（Germany）、波兰（Poland）和苏联之间的边界线合法化，而实际上则以其中的人权条款将铁幕（Iron Curtain）打开了一个缺口。
科布指出，“尽管西方保守派人士大都认为这项协定不会使苏联国内局势发生什么变化，但实际上，苏联人签约后必须承担多项义务”，特别是在人权领域。从长期影响看，这项协定已切实成为解决争端的“一种有益手段”，并最终导致苏联的强权在东欧和俄罗斯（Russia）解体。
《赫尔辛基协定》的内容包括允许签约国组建人权监督小组，这项条文成为不同政见运动和非暴力抗议团体在东部阵营兴起的突破口。莫斯科监督小组（Moscow Monitoring Group）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苏联侵权状况的重视发挥了尤为有效的作用。
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在最近撰写的《走向1989年的历程》（Paths to 1989）一文中指出，在初期阶段，“认识到[赫尔辛基协定的]有可能发挥激励作用的双方政治领导人屈指可数……但它为东欧和苏联的不同政见运动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和零星的法律保护”。
柏林墙的倒塌
1989年11月9日，东德开放边境并允许东德公民前往西德，加速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106公里长的柏林墙被推倒，曾被监禁的异议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成为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总统，从保加利亚（Bulgaria）到波罗的海各国的独裁政权被推翻，东欧1亿人民在遭受共产主义统治40年后得到了一个推选本国政府的机会。
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办卡罗尔·富勒（Carol Fuller）在接受《美国参考》的采访时表示：“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苏联的解体再次表明赫尔辛基进程的重要性。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确立了新构架——包括一个秘书处和各地办事处在内——并在巴尔干国家和前苏联领土上接受了从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到军事透明度和稳定性问题的新挑战。”
但富勒表示，没有改变的是“我们对赫尔辛基进程根本原则的承诺”。
这些原则现在在着重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得到推进，解决冲突的途径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同公民社会、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为化解政治紧张局势而确立的建立信心机制，不仅限于欧洲，而且越来越全球化。
欧安组织扩展赫尔辛基进程，吸纳非欧洲伙伴
1990年代初以来，赫尔辛基进程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国家。目前，欧安组织在民主项目方面与6个地中海国家和5亚洲国家结成了伙伴关系，从而成为世界上惟一的有全面包容性的跨大西洋/欧洲/欧亚政治组织。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欧安组织在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车臣、科索沃、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开展一系列解决冲突的行动，作为向新生公民社会团体和立法机构倡导民主的工作提供支持的组织广受瞩目。该组织现有3,000名雇员在世界各地承担着20多项使命。
欧安组织议会大会（Parliamentary Assembly）为欧安组织的民主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定期举行议员会议，其主要会议于每年夏天举行。议会会议处理各项重大的国际问题，并促进冲突预防和解决机制。
议会代表团被派往危机地区执行特别使命，并承担培训和支持选举观察团的任务。一个例子就是被派往吉尔吉斯斯坦观察7月23日选举的欧安组织选举观察团。美国常驻欧安组织代表(U.S. Mission to the OSCE)称赞该观察团的工作“公正、专业”。
在亚洲，欧安组织合作伙伴国包括日本、韩国、泰国、阿富汗和蒙古。6月，日本主办了一次会议，讨论欧安组织及其亚洲伙伴国如何在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方面进行合作。
时任日本外相的中曾根弘文（Hirofumi Nakasone）将欧安组织称之为发展“安全的人文因素”的“先驱”。他说，“今天，安全不再仅仅包含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这一地区，而是与整个世界的安全不可分割的。”
欧安组织于2008年11月在阿富汗举行了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议题不仅包括安全问题，也包括经济发展和选举问题。
会后，阿富汗外长兰金·达德法尔·斯潘塔（Rangin Dadfar Spanta）说：“阿富汗十分珍视与欧安组织的伙伴关系。……我们赞赏欧安组织秘书处为增强边境安全与管理、促进中亚参加国与阿富汗之间跨边界合作与提高国家法律执法能力而采取的行动。”
欧安组织还与其地中海合作伙伴国——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举行会议，议题包括建立互信、遵守行为准则、人权承诺、新媒体技术以及人员迁移和一体化政策。
6月，根据埃及的建议，欧安组织与其地中海伙伴国就媒体自律问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35位与会的新闻工作者、政府公共事务官员和出版商讨论了如何促进没有政府干预的新闻专业性。
研讨会结束后，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副国务卿威廉?赫德森（William Hudson）对美国赫尔辛基委员会（U.S. Helsinki Commission）成员说，“美国有兴趣加强与地中海伙伴国的合作……并听取地中海国家在更广泛的地区性问题上的看法。”
赫德森着重指出，欧安组织的地中海伙伴国“在地区和世界舞台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有作出更大贡献的潜力”。他说，奥巴马政府致力于“与欧安组织携手合作，通过地中海伙伴国……确保我们与该地区国家作出一贯的、互相充实的努力”。
（完）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http://www.america.gov/st/democracyhr-chinese/None/None/200911091406241ejrehsiF0.3740198.html
https://m.sciencenet.cn/blog-415-270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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