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作用和90年代以来的新问题
|||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作用和90年代以来的新问题
黄安年文 2007年6月16日
（按：社会保障的作用并非愈来愈多为好，如果不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则会出现难以维持的局面，英国的例子为最典型，即使解体前的苏联也说明所谓全民福利在当时条件下是难以完成的。今天社会福利往往政治化，能上不能下，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要谨防过度福利，避免透支现象，在老龄化加剧的今天更要注意这一倾向。此外，中国是一个大国、刚刚跨入小康社会，这和2002年瑞典人均GDP就达25400美元，2004年瑞典人口只有900万的小国、富国的情况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在谈到瑞典社会福利政策时要十分的谨慎，我们的媒体在报道时千万不要误导老百姓。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作用和90年代以来的新问题》为本人作为《世界大通史·当代经济卷》第18卷第6章第6节的内容，完稿于1997年。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研究栏目2002年12月19日网上首发。考虑到网友对西欧和北欧国家福利国家政策的关注，现在重发10年前所写的文章。）
*********************************************888
六.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的作用和90年代以来的新问题
“安全阀”作用
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中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是, 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保护器作用。在合理的范围内, 社会福利保障事业发挥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特别是保护劳动生产力和提高再生产质量的作用, 这在生产结构机制转轨时期和经济危机时期尤为突出。另一方面, 社会福利保障项目的实施还直接推动了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性行业的发展, 有利于解决相当一些人的就业问题。
其次是, 社会福利保障开支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发挥安全阀作用, 它是稳定资本统治的需要。在经济衰退时期, 资本投资减少, 职工消费水平下降, 但社会福利开支并不减少, 甚至略有增加, 失业补偿支出大增, 对危机的深化起到缓解作用。福利国家在实践上, 主要成为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 而不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社会福利经济”。如1964年美国的食品券, 以国家补贴的形式低价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食品, 以缓和入不敷出的矛盾, 不仅为了济贫, 而且为了济商(农业资本家), 以解决长期以来的农业生产的过剩问题。政府用纳税人的赋税去购买剩余农产品, 再将过剩农产品用于食品券计划、强制免费儿童午餐计划及儿童营养牛奶计划等项目。社会救济食品的数量既取决于贫困家庭的需要, 而且受制于农产品过剩的程度。在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藉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来干预经济, 据世界银行1993年报告表11 中央政府支出的统计, 在占总支出的百分比(100％)中[1]
教育 医疗 住房环境社会 三者共占总 占GNP的％
保障和福利 支出的％
1980 1991 1980 1991 1980 1991 1980 1991 1980 1991
美国 2.6 1.7 10.4 13.8 37.8 28.7 50.8 44.2 11.02 11.18
英国 2.4 3.2 15.5 13.3 30.0 31.8 47.9 48.3 18.30 18.45
法国 8.6 6.9 14.8 15.3 46.8 46.4 70.2 68.6 27.59 29.98
德国 0.9 0.6 19.0 18.1 49.6 48.9 69.5 67.6 21.06 21.97
意大利8.4 12.6 29.6 50.6 20.75
瑞典 10.4 9.7 2.2 0.8 51.5 56.4 64.1 66.9 25.51 29.57
再以1990年全世界医疗卫生开支计算, 总支出约为17000亿美元, 或占全世界收入的8％, 其中, 政府支出占1万亿美元, 或占总支出的60％。发达国家用于医疗卫生的总开支为15000亿美元, 其中政府支出高于9000亿美元, 占GNP的5％以上。１９９０年全世界医疗卫生开支显示:[2]
地区 占世界人口％医疗开支占全球的％ 用于医疗的GNP％ 人均医疗卫生开支美元
已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 15 87 9.2 1860
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 7 3 3.6 142
拉丁美洲 8 3 4.0 105
中东伊斯兰教地区 10 2 4.1 77
亚洲其他地区和岛屿 13 2 4.5 61
印度 16 1 6.0 21
中国 22 1 3.5 11
撒哈拉以南地区 10 1 4.5 24
人口统计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 78 10 4.7 41
全世界 100 100 8.0 329
上述情况表明, 西方福利国家措施, 对于稳定和干预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第三是, 社会福利保障开支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发挥调节器作用, 它也是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对于这种社会财富通过赋税和福利开支的再分配, 涉及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间关系的调整, 这一点在美国、西欧和日本历届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调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应当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与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贵族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面对的有的是全体国民有的则是不同的居民群体而不是一个阶级, 它是国民财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它宣称要实现“收入均等化”而事实上在当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实现“收入均等化”, 当然也不可能真正体现“全民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并不是划分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志, 而是财富再分配的辅助手段,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经费实际上并不是政府或企业主的赠予, 而是雇员和个体劳动者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以社会保险为例, 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是以社会保险税的形式从工人工资中的直接扣除; 企业主交纳的保险费则是资方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的办法转嫁到居民身上的一种费用, 实际上仍由劳动者负担。政府的财政拨款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 其中绝大部分由劳动人民负担。实际上福利越高, 劳动者交纳的赋税也相应提高。还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 也不是全体劳动者都得到社会保险制度的充分保障。工人所得的福利金额有限, 一般只占原工资的1/3左右; 通过税收得来的社会保险基金, 没有全部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险开支。如1970年美国有1100万职工没有得到社会保险, 1992年美国有37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1948-1977年间美国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含名义工资加社会保障收入)的比重从9.4％增加到30.7％; 同期剩余价值率由236.7％到280.9％; 而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则从29.7％减少为26.3％。
此外,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遵循按资分配的原则, 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如美国联邦雇员参加养老保险,工作5年, 年满55岁退休后可领退休金, 而一般职工要交纳10年的社会保险税,年满65岁才能领到退休金; 1978年美国有1,200万职工领取了双分的退休金; 一般穷人参加工作时间早,退休晚,没有优势。萨缪尔森在新版的<<经济学>>中也说:“ 政府有时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给予补贴, 向他们提供食品券、医疗补贴和低价住房。”“在最穷的社会中, 从富裕的人那里扣除并提供极不幸的人声誉的饼是不多的。”[3]
50年代以来,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迅猛增长,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 社会福利已从零星和局部的举措, 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并且具有全社会的规模, 并且使单纯的社会救济发展成公民的一项权利,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形成这一现象是和下列条件密切相关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生产化程度的巨大提高, 国际经济联系和经济职能的空前加强,工人和其他居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90年代前一般说来: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即便在经济危机时期, 失业者依靠失业金, 大体上也能维持温饱, 罢工、罢教、罢市事件较战前大为减少。它有利于经济发展, 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积累宝贵的资金。它还有利于人类本身的发展, 保有一个平稳的生活环境, 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 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 延年益寿。
现代化和老龄化的另一面
还在八十年代以来, 西方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普遍出现三大危机的征兆,即社会保障的老年危机,社会保障赤字及财源危机, 社会保障的信任危机。社会福利保障的信任危机涉及老年危机问题。80年代美国的人口构成为20-64岁的成年人对65岁以上的老年比例是5.2:1; 2000年预测是4.5:1; 2025年为3.1:1, 这样纳税人减少而受惠者增多, 势必增加保险税, 保障项目能否兑现也成了问题。
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报告:<<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 绪论说:“今天, 随着世界人口的老龄化, 全球范围内老年保障制度都处于困境中。非正规的社区和以家庭为基础的保障方式正趋衰落。正规的老年保障制度则为日益增加费用所困扰。”报告列举下列事实:1990年, 全世界60岁以上的人口近5亿, 略超过总人口的9％, 到2030年, 这一数字将增到3倍, 达14亿。健康问题和昂贵的医疗技术集中于老年人, 医疗卫生服务费用和养老金支出同步增长, 对国家资源和政府预算构成巨大压力; 公营养老金往往因管理不善而浪费; 高额工资扰乱了劳动市场, 降低了经济增长。在荷兰、瑞典、美国虽然公共年金计划在最初30年内退休的职工获得可观的终身转移支付, 但是将来可能是负数,由于,富人的寿命比穷人长, 实际上富人会得到更长时间的养老金。报告认为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世界不同地区, 其表现不尽相同。“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似乎正在转向一种多元化体制:由公共部门管理的年金计划满足基本需求, 私人部门经营的职业年金计划和个人储蓄帐户则用来满足中高收入者的需求。难点在于, 引入的改革从长期要有利于整个经济发展, 即使在短期内可能损害某些群体的利益。”报告强调：“关键的政策问题”在于：有关养老金制度的规定是是自愿的,还是强制性的?强制行制度的覆盖面有多大？对于储蓄和再分配, 应该更强调哪一方面?以及年金和缴费之间是什么关系？应该由谁来承担意外后果的风险?规定受益额还是规定缴费？为实施计划融资是采取完全积累制还是现收现付制?而养老金的收入是集中由公共管理,还是分散进行的私人化的竞争性管理? [4]
报告还显示在80年代美、英、加、德、澳、法、瑞典、荷八个高收入国家, 65岁以上的老人收入来源中所占比例年金/福利平均占97％, 而60岁以上,在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占61％, 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3％。[5]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高福利的不断扩大和膨胀,70年代以来显示了过度福利的负面影响。例如在美国许多人认为高福利是利用中产阶层和富人的钱“养活懒人”,使得“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已开始在美国形成,这些人世世代代相传地依赖着福利制度。”[6]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过度也造成竞争观念淡薄和家庭观念、道德观念淡化问题。不少年轻人认为照顾老人完全是政府和社会的事; 抚养未成年子女被认为主要是政府的事, 父母的责任淡化; 失业者穷人不愿结婚或假离婚, 形成单亲家庭增加。此外,过度福利造成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公共福利失控还造成低效率和高浪费现象的并存。
在瑞典虽然比大多数其他工业国家更早和更严肃地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但是由于高福利暴露出来的弊端更为集中，从而也是较早吹响撤退号角的国家。福利国家的基本问题往往成为抑制工作、储蓄和创业精神的因素,从而隔断了努力与报酬之间的关系。瑞典经济20年来增长缓慢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得这个国家奉行充分就业的承诺不可能维持下去。北欧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如果工人病假,仍能拿到90％的薪金。有人很形象地说：“每当有精彩的网球赛，星期一早上总有一半瑞典人不上班。”这表明瑞典的“社会保险箱”模式出现危机。1990年瑞典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说明认为瑞典的经济问题是：工资费用爆炸，工资的大幅度增长带来了产品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形成了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1991年瑞典的通货膨胀率为11.5%,而1984-1994年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也占5.8%,高出所有高收入的发达国家。[7]
另一个问题是造成经济低速发展，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瑞典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在2％以下。世界银行1996年的报告表明，1985－1994年瑞典的人均GN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1%,而其他发达国家还未出现负增长, 瑞典的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1980-1990年为1.0%,而1990-1994年降到0.3%。[8]
第三个问题是长期的低储蓄水平。这些问题说明过度福利即使在瑞典这样的发达国家同样会带来对经济持续发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这正是造成瑞典经济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它带来了生产率的增长下降，企业主和雇员积极性不高，企业活力缺乏，国际竞争力下降。[9]
在英国,如前所述,高福利是造成“英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经济增长上的“穷国”却长期承受福利“富国”的重担。过分强调均等的后果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同时客观上导致人们对政府和公共福利的依赖，它压抑了人们和企业的主动性，导致大量技术人材的外流。
在德国出现了过度社会保障产生了“一代寄生虫"”建立了一个一切损失都有保险的社会, 保险费则由他们的孙辈们兑现的支票来支付。从出生、上学、结婚离婚,到职业上的成败,总之,生活所带来的一切,这一代都要国家付钱。[10]还有人形容45年后的德国社会是一个领养老金的人就要由一个就业人员来养活。到2040年, 人口构成最终将从青年作广大基层的金字塔,变成由老年人作大盖子的骨灰盒。那时,德国一般的家庭将由白头寡妇组成。
一位经济学家评论说:在瑞典, “福利国家的基本问题往往成为抑制工作、储蓄和创业精神的因素, 从而割断了努力与报酬之间的关系。瑞典经济20年来增长缓慢和最近的严重经济衰退, 使得这个国家奉行充分就业的承诺不可能维持下去。”[11]英国<<经济学家>>刊登一篇文章说: “瑞典是北欧最大、工业化水平最高、福利思想最重的国家, 其情况也最糟。差不多10年前, 瑞典的失业率为1.5％, 而现在则在9％, 其中约4％依靠工作福利制。”“北欧国家能够在不伤害福利制的前提下保持繁荣吗? 瑞典和芬兰为此已经尽了很大努力, 挪威和丹麦则无甚作为。它们仍未凑走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12]
寅吃卯粮,入不敷出,“安全阀”出了故障
在美国社会保障危机中的头号问题是社会保障赤字和财政危机， 所有改革方案的争论焦点首先集中在这个问题上。1975年美国就出现了社会保障赤字和财政危机，1974年美国的社会保障准备金还剩456亿美元，到1982年赤字就达122亿美元，其中保健费用更是扶摇直上。在联邦开支中与保健有关的开支1993-1997年平均增长11.8％，1993年占联邦开支津贴的14.8％，1994年占16.3％，1995年占18.1％，1996年占19.5％，[13]
下表显示：1950－1990年美国医疗费用上涨情况[14]
全国总费用（亿美元〕 占GNP％ 人均费用（美元〕
1950年 127 4.4 82
1960年 269 5.3 146
1970年 750 7.6 350
1980年 2475 9.4 1049
1990年 6396 11.3 2476
人们发现一个恶性循环,即医疗费用越是高涨,个人和小企业越是南难以承受。自80年代以来美国全国企业用于雇员的医疗保险费用逐年上涨，1982年为800亿美元，1988年为2160亿美元，1989年为2600亿美元，比1988年增加了20.4％，突飞猛进的医疗技术带来了高速增长的医疗费用，例如心脏搭桥手术1970年为1.4万美元,1991年为40.7万美元。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对于美国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带来损失。
从客观上说，这是由于接受医疗保险的人数增加，以及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但是从主观上说，这是由于医院和医生放任使用高技术医疗服务，有利于医院和医生，也增加了医疗成本；卫生部门管理不善和惊人的浪费也是原因之一；而在税收制度上由雇主提供的保健福利金不需纳税的漏洞，也是一个因素；医疗费用上的第三方付费制度也促成了浪费地使用医疗费用，因为政府机构和私人保险公司是通过转移的医疗保险等福利税或受保人的保险金代患者支付的，这样就掩盖了由患者支付的实情，从而助长患者主动要求“优质高价”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垄断医疗事业的保健事业的美国医学协会作为华盛顿院外集团中最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之一，坚决反对任何不利于改集团利益的改革举措。
德国出现“三高”现象, 即高失业(为支付400万失业大军, 政府每年要消耗1600亿马克,1997年联邦预算中负责失业救济的预算为外交部预算的33倍,总理府预算的209倍);高债务, 高税收。社会福利开支增长过快，使国家财政负担过重。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60年为22.8％，1975年上升到33.7％，其后一直保持在30％左右，1989年社会福利开支为6820亿马克, 1993年已突破1万亿马克, 10年前职工的毛收入中所含社会福利费为32％(企业和个人各50％), 现在已达37％。德国人均医疗费为4720马克, 人均福利费12434马克, 远高于英、日、西欧的平均水平。[15]
从1960-1985年间, 德国工人的养老金从每月的160马克增加到821马克, 职员的养老金从每月的258马克增加到1190马克, 养老金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由1960年5.3％增加到1985年的8.2％, 医疗保险开支增加更快, 人均医疗保险支出从1960年的约330亿马克增加到1985年的大约3000马克,增长了8倍。[16] 显然德国的福利金定值过高, 其福利费的数额和比例是在就业充分、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稳定的条件下确定的，然而德国的经济并不总是在这种情况下运行的。
事实上在欧洲, 高福利制度使处于90年代初期欧洲发达国家危机困境中各国雪上添霜。优厚的失业救济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失业现象, 因为不少国家, 失业两年后还可以领取相当于他失业前工资的80％, 这样失业救济成了社会福利开支中的最大项目。由于, 退休金几乎相当于退休人员的最后工资水平, 随着老年化的发展高退休金制度的支付也成为不堪负担的问题。最近欧洲共同体的研究报告表明, 英、法、荷、意、西等国的医疗保险基金均面临严重困境, 只能限制医疗费用开支, 修补现行福利制度, 而无良好对策。[17]
问题还在于由于增加社会保障税, 导致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下降, 法国每年向社会保障机构交纳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之和, 相当于企事业单位工资总额的60.9％, 其中雇主占42.63％, 职工占18.27％。瑞典、荷兰和芬兰的征税率分别为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 50％,46％, 欧盟12国平均占40％。结果还导致职工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 在瑞典所得税占去了工资的30-65％, 德国职工的实际收入为名义工资的54％。
关于瑞典的情况还可以提供以下一些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从1950-1982年瑞典的公共开支占的GNP的比重,1950年为25％，1960年为33％，1970年为45％，1980年为63％，1988年为60％，而欧共体国家的平均比重为45％。公共开支的总额在整个7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5.9％，比同期GDP的增长高出近两倍。高福利必然带来高税收，瑞典同时以高税收闻名于世的。1989年瑞典的总税收占GDP的56％，而同期的欧洲国家平均为45％。紧接而来的是财政赤字的猛增，1950－1960年，瑞典政府的财政赤字增长了一倍，1960－1970年增长了4倍，而1970－1980年则增长了12倍。[18]
从多元化寻求出路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在改革美国医疗制度上费尽心机，1993年11月20日，克林顿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医疗保健改革法案，这个经过修正的医疗保障法长达1300页，法案强调“要以能控制费用上涨和促进可靠的健康保险实践的方式，通过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健康照顾，来确保个人和家庭的安全；改善健康保险的选择权，确认和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健康权。”该法案主张实行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险体制，每人持有健康保险卡，由联邦政府、雇主和雇员来共同负担，通过建立健康联盟、医疗机构组合化、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和政府的法规干预，来改革医疗保健制度。[19]
围绕克林顿提出的这一法案，美国国会内外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应不应该建立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争论持续不休，克林顿的法案一改再改，一拖在拖，从1994年一直推迟到1996年大选后。但是修正的轮廓已见端倪，将公民的享有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加以扩大，但不是原来提出的100％；建立健康联盟，参加的个人和医院及医生强调自愿；不强调雇主必须承担80％的医疗保险金；主张给小企业主以优惠的待遇；保持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资助规模；不大幅度增税。然而，何时得以通过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在医疗改革遇阻的情况下，克林顿政府逐步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家庭福利改革。但是政府的改革法案，共和党的改革提案，还有其他的折衷提案，又在国会内外引起大争论。
几经周折，在克林顿两度否决一些法案和面临1996年大选的情况下，1966年8月1日，众参两院通过了一个妥协的联合决议案，1996年8月22日，克林顿总统正式批准了这个美国福利改革法案。这一长达80万个电脑字节的法案，结束了自1935年以来联邦政府对穷人没有限制的福利救济。它规定多数贫困家庭和个人享有福利救济补助的时间，不能超过5年；有劳动力的成年人 在接受福利救济的两年内必须参加工作；对穷人的食品券补贴也作了明确的限制，规定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抚养孩子的人只能在三年内领到食品券补贴，对新移民在头5年内不能领取食品券补贴。这一法案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而不是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
这一法案的签署，将在6年内减少福利开支550亿美元，其中一半是通过减少食品券的补贴方式实现的。这一法案的通过并没有平息争论，伊利诺伊的参议员西蒙，保罗称：“它绝对是我在国会22年中通过的最糟糕的议案。”[21]而克林顿则称它任期的4年间，除了5个州外，全国享有福利补助的人数减少幅度创造了历史记录。一篇有关美国1996年年终专稿的评论认为：“1996年是作为政府结束了已实行50年的社会全面保障计划的一年留在它们的记忆里。”“60年来没有一位政治家怀疑社会保障和公共援助理论。”[22]
在德国从1992年7月1日起, 养老金的增长改为同职工的净工资而不是毛工资增长率相同步; 妇女的退休年龄由目前的60岁, 逐步延长到65岁, 对提前退休的征收0.3％的税收, 以减少养老金, 鼓励提前退休的人部分参加工作, 病人象征性地支付部分药费和住院费。1996年9月13日, 德国议会通过了联邦预算和三项缩减社会福利的法案。
德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呼吁进行彻底的改革>>的文章称:“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应该持续地降低财政和经济负担,使社会福利政策更符合处于社会边缘的最贫穷的人们的利益。”文章说基本上有三种出发点:第一,采取国家对所有的人承担很少的基本保险的方式; 第二,采取花钱少的“小规模解决办法”即国家的社会政策完全集中于少部分穷人(总人口的5％-10％); 第三,逐步减少失业救济金、疾病津贴、养老金等许多社会福利费用, 以使现有保险制度变得有支付能力和能够正常运转。[23]
德国,比利时和爱尔兰自1985年以来已经削减了社会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法国,荷兰和芬兰一直保持社会开支不变。欧洲多数国家都在想方设法控制福利开支。第一种办法是, 对过去申领者规定了一些附加条件, 以前公民不论是否努力去找工作.都有资格得到某些最低收入。各国政府还改变享受福利,特别是养老金的基本条件。法国已经提高了享受国家最高养老金所必须具备的工龄年限,....第二, 遏制开支的办法是提高普遍享受的基本福利项目, 对基本福利重新下了定义, 瑞典把失业补贴从占原来工资的90％降到80％, 并把基本退休金降低了两个百分点, 意大利把养老金同贡献联系起来。整个欧盟, 已经将儿童福利冻结起来, 或征以赋税, 1989年以来, 这方面的福利实际上减少了1/3, 西班牙削减了失业补贴, 比利时提高了医疗服务中由患者交纳的费用。第三, 对享受福利者进行经济情况调查,以确保福利金发给那些需要的人, 1978年以来, 经调查后发放的比例在英国增加了一倍, 现已达整个福利开支的34％, 比、德开始收入调查, 挪威及丹麦开始对养老金部分进行调查。[24]
在英国, 撒切尔政府谨慎地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1982年她在布莱顿保守党年会上宣称：“国民健康服务是我们的安全阀”，“我们要坚持适当的原则，即根据我们的经济能力作出我们的安排。”[25]政府消减了社会福利在公共开支中的比重，1986－1987年度比1979－1980年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26]1984年英国政府通过了<<住房及建房控制法>>,推行公房私有化,1979年英国居民额定1/3住宅是公房或享有房租补贴者,到了1985年,有17%的公房共100万户以60%的折扣出售给私人。[27]
1985年12月，英国政府提出了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白皮书，计划压缩社会保障费用，规定只有低收入家庭才能享受产妇津贴，死亡津贴，取消洗衣和供暖津贴等。需要提出的是，1985年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特里克.明福特曾起草一个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主张变英国国家负担退休金制度改为私人和企业负责制;改变失业津贴制度,由国家负担改为私人和企业负担;医院逐步实行私有化,医疗费用由公民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形式自行负担;公立学校私有化,奖学金采取贷款方式。由于遭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推行。1993年英国颁布了社区看护法,规定了确定个人服务津贴和福利金的严格条例, 凡拥有8000英镑以上财产的人没有资格取得服务津贴和福利金;凡拥有3000-8000英镑存款的人至少必须交纳部分费用。[28]
在瑞典这个社会保险箱也开始考虑进行高福利的改革, 对社会福利网做手术。这包括:通过实行患病数日后才能领取病假补贴的疾病保险制,对工人生病继续付给工资的制度作了限制;减少失业救济金和多子女补贴费,取消对减时工人工资的补贴,在幼儿园搞节约活动,提高退休年龄和冻结养老金数额。[29]1993年瑞典国会通过<<父亲法>>, 自1994年1月1日起, 强迫父亲要分担妻子照顾婴儿的责任, 请假一个月, 在家帮助妻子照顾婴儿,否则不能享受政府给予的一个月的津贴。
在法国，政府为了摆脱高福利的困境，宣布冻结1996年工资，但这 一举措引起了法国500万公务员和 国营部门职员在1995年10月10日走上街头示威抗议。1995年11月15日, 法国朱佩政府的结构性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措施出台, 方案提出1996年社会福利年度赤字由目前的640亿法郎降至170，亿法郎, 1997年消灭赤字,用13年时间消灭累计高达4000亿法郎的赤字总额。其中,社会福利偿还税一项, 规定除300万最贫困的人以外, 向全体居民征收0.5％的新税, 公务员需交纳满40年的退休金保险金才能领到100％的退休金。因为1992年法国的社会保障赤字只有150亿法郎, 1995年高达640亿法郎, 安全网成了黑洞。一部分人跌入贫困深渊, 需要福利社会保障, 而法国政府无力负担沉重的社会福利经费。
1995年 11月24日法国爆发了70年代以来少有的全国性抗议浪潮。这场由社会保障改革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说明，法国高福利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1995年,意大利贝托·迪尼政府与工会达成协议, 改革养老金退休制度, 将救济性补助制度改为交款作贡献制度, 按比例从职工工资和企业、雇主的收入中提取养老基金, 据称10年中可节省10万里拉。这项改革减少了政府的补贴, 增加了从业者的分摊份额; 将提前退休年龄的限度由52岁提高到57岁, 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等从56岁提高到58岁, 交款作贡献者年限为35工龄年; 新的养老金退休制度要到2013年采全面推行。
为世界各国称道的加拿大保健制度, 1993年费用达720亿加元(合510亿美元),保健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由10年前的8.7％上升到10％。, 加新总理克雷蒂安说:“欧洲国家将其控制在国内 生产总值的8％至9％之间,我们也要这样做。”
在养老金改革问题上，发达国家比较普遍的改革举措大体可以概括为：普遍提高退休年龄, 目前发达国家退休年龄一般男子65,女子60, 发展中国家男子和女子均为60岁, 不少国家酝酿将退休年龄推后5年, 或取消提前退休的做法；实际减少基本养老金的发行量, 并压缩医疗保险的开支。为了公正和严厉地惩治医疗保险方面的违法行为, 加拿大成立了医疗审议委员会, 具有独立的司法性质；推行附加养老金制度。即由企业和雇员摊派建立储蓄养老金和私营基金会养老金。由于私营基金会养老金具有社会集资性质,而且其资金又投资于能获得高利润的领域, 所以看好；政府以免税或减税的形式支持私营养老金计划, 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养老金投资于东南亚等可或高额利润的国家和地区；对私营养老金进行再保险。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退休保护法>>, 对已经拖欠10％以上私营养老金的企业加速向私营养老金基金会拨款。
综观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及其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制约社会保障的若干因素，首先是要考虑权利与义务的兼顾；其次是要考虑效率与公正的兼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行之有效的原则；第三是发展与稳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兼顾，社会保障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在最发达的“福利国家”也不例外，同时社会保障不单是经济问题，还要考虑政治因素；第四是福利与国家、政府与社团、社会与私人的兼顾，多元并举有所侧重；第五是各个受益的生活状况、种族、年龄、地区集团的兼顾；第六是近期与中长期的兼顾；第七是由单纯性社会济贫到工作福利，开发性扶贫救助的转化；第八是资金来源的渠道；第九是社会保障科学管理的多层次和精兵简政；第九是政府的宏观控制和管理，积极稳妥逐步推行；第十是因地宜，从实际出发。
注释：
[1]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 (1993)>>,表11<<中央政府支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1993)>>, 表3.1<<1990年全世界医疗卫生开支>>,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第52页计算,1993年。
[3] [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 <<经济学>>下册, 第1174页, 中国发展出版社, 第1174页, 1992年。
[4] 世界银行：<<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199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前言,序言,第1章和第3章有关部分。
[5] 同上,第40页。
[6] [美]柏韦莱克,理查德:<<美国的公共福利制度>>,<<交流>>,1990年第1期,第78页。
[7] 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6年,第193页。
[8] 同上，第191，197页。
[9] 张平、孙敏著：<<瑞典----社会福利经济的典范>>,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5章<<“社会保险箱”的危机>>。
[10] [德] 诺·霍夫勒<<依靠社会救济的德国>>,<<明星>>画刊1995年5月11日。
[11] 阿萨尔·林德贝克: <<已受损害的瑞典模式>>, <<美新闻周刊>>, 1993年12月20日。
[12] [英] <<再见了, 福利>>, 经济学家,1993年10月23日。
[13] [美]进步政策研究所马歇尔,威尔、施拉姆，马丁主编：<<克林顿变革方略>>,达州等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60-61页。
[14] [美]帕隆博,丹尼斯:<<美国的公共政策>>,哈尔考特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第168页。
[15] 顾俊礼著:<<德国----社会市场经济额定运行机制>>,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230页。
[16] 阿明·波奈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分配政策和社会政策>>,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
[17] 丁一凡: <<欧洲福利国家的危机>>, <<光明日报>>, 1993年12月30日。
[18] 张平、孙敏著：<<瑞典----社会福利经济的典范>>,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67,71-72页。
[19] [美]美国参议院法案S1757号,第1,5-7页。
[20] 引自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政治>>,<<参议院通过福利改革措施法案>>(1996年7月23日);<<众议院通过历史性的福利决议案>>(1996年 7月18日);<<克林顿说它将签署改革福利议案>>(1996年7月31日);<<两院联合决议投票情况>>(1996年 8月1日);<<为结果欢呼>>(1996年8月3日)。
[21] 同上，1996年8月28日。
[22] 阿克伦，马丁：<<50多年的社会救济计划宣告结束>>,拉美哈瓦那专稿,1996年12月3日。
[23] 德国<<世界报>><<呼吁进行彻底的改革>>，1995年9月29日。
[24]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福利国家正在改变面貌>>, 1995年8月26日。
[25] 里德尔，彼里：<<撒切尔政府>>,马丁.罗伯逊出版公司,1983年,第137页。
[26] 参见黄安年：<<评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世界历史>>,第23页,1991年第2期。
[27] 艾伦，菲力普：<<英国经济和 社会政策:从劳合.乔治到玛格丽特.撒切尔>>,英国布列斯特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0-231页。
[28] 英国<<星期日 泰晤士报>>1994年11月6日。
[29]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5年11月6日。
[2002年12月19日说明：本文为《世界大通史》第18卷（当代世界经济卷）的第6章的一节，写于1997年，笔者为该卷主编、该章作者。根据协议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该书迄今尚未公开出版。本文未能反映1997年以来的新情况，应读者要求现在发表的是当时的文稿，内容未做改动，请网友登陆时注意。发布时分若干篇，分别刊出。网上发布时分上、下篇]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世界历史研究/2002年12月19日网上首发
https://m.sciencenet.cn/blog-415-3309.html
上一篇：实用性知识性用塑料餐垫的启示
下一篇：杨锦麟最近读报常出错，《包身工》作者成茅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