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融文 万心蕙的爱国精神永存

黄安年转发李融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4月27日发布

        按:李融是原九江师范专科学校校长、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我的学长，李融学长报病写下了这感人肺腑的8000字纪念长文,收录在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1997年编辑的《万心蕙教授纪念文集》中, 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推荐《美国史研究通讯》2009年第2期第26-31页转载。

万心蕙的爱国精神永存

李 融

说明：今年10月11日是美籍华人学者、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创办人和领导者万心蕙教授逝世13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对我们学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学者，特将同样为我们学会做过重大贡献的李融同志当年写的一篇悼念文章推荐给学会，请秘书处审查刊登。李融同志也于2000年7月去世了，因此，这也含有纪念他的用意。此文选自该中心编辑的《万心蕙教授纪念文集》（1997年陈中、李融主编、内部交流），电子版由我打印，括号中的内容是我加的，不一定正确。

李世洞  2009年8月20日

1996年10月11日（美国时间），万心蕙教授不幸病逝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寓所，享年78岁。但她的爱国精神和她所致力的祖国教育事业将永留人世。在万分悲痛之余，我愿把我所了解的万教授生平事迹，尤其是她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介绍给大家，以资永久纪念，并激励和熏陶后来者，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文明传统。

万心蕙女士号籣畹，祖籍江西九江市庐山区莲花乡。1918年4月15日她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没落世家，自幼家境贫寒，吃饭都成问题，读书更是困难，但她生性顽强，勤奋好学，靠四方亲友资助和奖学金，终于断断续续地上完了中小学，并成为辅仁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师从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教授。毕业后，在当时著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教授的鼓励和帮助下报考燕京大学研究生院，一举夺冠，拿到了哈佛燕京奖学金，师从著名学者洪煨莲先生攻读硕士学位。虽然生活和上学的问题都不愁了，但由于当她的唯一的亲人——久病的母亲因买不起医药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去世了；加之物价飞涨，食堂的伙食水准降至每餐只供应一碗稀稀的白菜帮子（粥）加丝糕，因此，伴随她度过燕京两年生活的是孤独和艰辛，但这种逆境也进一步磨练了她的意志。1948年，抱着改变国内只有一人能讲美国史（这一局面）的心愿，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赴美国留学生。在朋友的帮助下，她与考取公费留学生的未婚夫王霈先生一起双双赴美深造，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正如万心蕙后来在她给燕京大学校友会写的回忆录中所说：“一生最大（原文如此）没想到的事是在时隔不到两年之后，我在有生之年看见祖国又站立起来了。在海外受歧视的我们更深切地感到荣耀。1950年预备要回国了，可是朝鲜战事起，美国禁止在美华人特别是高知识阶层人士返回新中国。”从此，她与众多留学青年一样事与愿违地做了个“美国人”。为了支持丈夫王霈先生的工作和抚养好几个子女，她一度放弃了深入史学研究的机会。后来，她先后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萨佛克大学、得州大学、富陆大学和社区教育中心，可她一直心系的却是祖国的教育事业，翘首望归30年。

一俟中美紧张关系得缓和，“文革”结束，国内局势稳定，年已花甲的她就不顾鬓染霜花终于于1978年首次回国，寻根访旧。亲友们少年相别，白发重逢，相见不相识，使她不胜感慨。但她回国的主要目的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说：“没给祖国服务，衷心内疚，因而总想找个报国之门。虽然在兰州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山东师大等数省高校找到了几个短期讲课的机会，但终不见一个可长久立足能好好给祖国做一点事的机会。”当她看到九江遭受灾害的消息，立即给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写信，要求尽所能及捐款2000美元，以示对灾区受难人民的关切和慰问；当她首次来到祖籍九江市庐山区莲花香寻根时，看见家乡里莲花洞中学的教学环境不好，先后两次捐款：2000美元用于资助学校建围墙、盖校舍，500美元用于添置图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所苦苦寻找的机会终于找到了。1986年万女士致函九江市政府：“近闻九江有个师专，未悉该校有无兴趣为学生办两周或三周美国史与美国近况介绍讲学，我不需要任何报酬，旅费也由我自己承担。”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九江师专上下理解、更珍惜这份炙手真情，聘请万心蕙女士为客座教授，从此开始了她每年来浔两个月，为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历，直到1995年她最后一次来浔，共讲学九次。1986年万心蕙还同九江师专校方协议，为九江师专最优秀的和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人才，由她捐款2000美金在九江师专设立万心蕙奖学金（从96年开始奖金总额增至5000美元）在奖励基金存款期八年未满之前，每年发放的奖学金由万教授另行支付。1987年开始，她和她的丈夫王霈先生用多年来省吃俭用以工资积蓄的钱，资助九江师专筹建成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1988年10月正式成立）。1989年他们在北师大历史系设立了奖学金，奖励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1990年他们在九江师专又设立王霈奖励基金，以奖励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中心”成员及支持中心工作和发展的有关同志。1993年他们还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了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奖学基金。她也是北师大历史系、烟台师专历史系的客座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名誉会员。万心蕙教授的教学工作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是她备课极其认真。为了来华讲学她每年都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备课，广为查阅、搜集资料、精心写出教案，要求年年有新内容，把最新的东西教授给学生。时间不够用，甚至在飞机上、车船上她也忙于备课。她重视教学方法。为了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她亲自制作了大量的幻灯片和投影片，讲课时发给学生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加深学生的印象；她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方法，在选定教学材料后，教给学生如何使用工具书和参考书自己进行预习，在此基础上师生共同讨论，由她给学生答疑，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她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思想品德教育，既教书又育人。她时刻教育学生要爱国，要有坚定正确的信念，并运用新旧中国的对比和海外亲身感受告诫学生要热爱新社会，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要珍视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她很重视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的教育，劝导学生要成才，必须勤奋能吃苦。她注意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加强学习的纪律性，要求学生极为严格。上课不许迟到、严禁旷课、违反了而又屡教不改者劝退除名；上课时学生必须专心听讲、不准打瞌睡或开小差，否则要受到严厉批评；布置的作业要限期完成，逾期不交者一律不收。对学生的作业她都精批细改，还要给每位学员生当面讲解，一丝不苟。严师出高徒，接受过万教授教育和教学的学员都受益匪浅。在学报和一些校外刊物的大力支持下，历年来已发表学生的译文多篇，还编印了《中文期刊有关美国教育论文索引》（1980——1990）等；学员们还在写给万教授的信中表达了他们师从万教授的收获，摘其一二：

陈美琴写道：“万教授，您的学生、一个小小的中国女孩，跟着您学会了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如何进行治学，如何培养好习惯，甚至学会了给地板打蜡。作为您的学生，我永远记得万教授的严谨和爽朗。”

徐燕写道：“我很庆幸我参加了美国史研究中心，并希望来年再聆听您的教诲。从您那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既有学术方面的，也有很多做人的道理，使我自己更趋完善，这要感谢您万教授。通过一个多月来与您的接触，使我感到充实了很多，心中仿佛有了一盏不灭的明灯在指引我前进。通过完成您布置的作业，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但不管怎么说，这是让我锻炼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我抓住每次机会，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取得成果的。”

卢会醒同学写道：“万教授，您的讲座报告不限于美国历史，还涉及到人格、做人、学习和工作等等……增加了我学习的信心，明确了追求的价值，使我不想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中学教师，我已报名参加了高教自学考试，预计明年可以取得英语专业的本科文凭；还产生了报考研究生的想法，对于英语的应用产生了强烈的欲望，我将终生致力于这个方面。您自身的身教对我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您这么大年纪，为了教学和工作仍孜孜不倦地奔波于东西半球之间，作为晚辈的我要抓紧学习更责无旁贷。”

作为高校教师，万教授是我们的楷模，我们要向她学习，树立人民教师应有的职业道德。

“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的创建和发展，是万教授又一个赤诚无私的奉献和一片心血的结晶。说到她成立中心时，她说：“看到国内各省大学几乎全无美国史书籍，于是我建议在九江师专设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书由我送。本着资源共享的原则，这份书籍是奉献给全国有做学术研究或翻译的人用的。”八年来，由于万教授的鼎力相助，“中心”的藏书量有了一定的规模，仅英文图书就有3000余册，另有数百册图书分别存放于云南大学、湖北大学、烟台师院、中国社科院及天津南开大学等地；此外还有各种杂志137本和几十份地图。这使我校图书馆的英文藏书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这数千册图书资料都是万教授耗资巨（数）万美元，跑遍达拉斯附近的新旧书店精心选购，亲手打包又花费巨资（邮资与书价等值，另加8%的税款）邮寄来的，她还为每一本书查明其美国国会图书馆编排的书号，并亲自打制了书卡(注明书号，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单位和出版地等)。我们统计（了）一下，前后总共寄了61批书（不包括寄存外单位的书），每批三大包，按照美国邮局限制的最高标准，每包重33磅，每次寄一批书要驱车百里到达拉斯邮局，还要搬上搬下，这一切是何等的繁重、麻烦和细致的工作啊！对一位年逾七旬已身患重病的老人来说，更不待言。这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有的属于国内鲜见版本。到目前为止，除本校师生外，已有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南京大学、湖北大学和烟台师院的一些教授以及北大、南大的许多研究生和江西师大的学生多次前来查借图书资料。现略摘引部分专家学者和同志参观查阅藏书后的留言和评价：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代理会长、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严四光先生的留言是：“琳琅满目。”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师大历史系黄安年教授写道：“万心蕙教授的赠书数量多，涉猎面广、内容丰富、代表性强、使用价值高，不仅在师专中独一无二，在一般本科院校中也属佼佼者。”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李庆余教授写道：“贵中心藏书丰富、涉及面广……我在此搜集了不少图书、对今后的教学、研究很有用。”

北京师大历史系张宏毅副教授写道：“就我在美国种族问题及一般民主问题方面所接触的资料而言，贵中心所藏也属丰富之列，使我读到了若干本过去从未接触到的书籍，抄录了一些相当有用的论据和论点，加深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

一些来中心的研究生交口称赞“中心”“藏书丰富”，“接待热情”，“真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在万教授的指导下，“中心”编有全部英文藏书目录《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英文书目录》一、二、三、四册，供需要者查找使用。

万教授的治学态度以勤奋、严谨、求实为显著特点。她公开声明：“我写文章既不为名……也不要钱，而要用忠诚于事实与真理的态度，直陈自己的观点，以求给学术界留一点历史研究的作品，给国内美国史学界填补一些‘空白’”。她尖锐抨击国内有些论文“很少有真正独到高见，有时可能还抄袭某些国外学者的论调，根据一点事实远非了解全貌，就随臆想而论断，……没有佐证就下断语”，认为“这不是学者的研究态度，不是历史，也不是研究，更无学术价值。”1976年来，她先后撰写了20余篇中文和英文论文以及学术报道，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在学术活动中交流，有些论文还被其他学术刊物全文复印转载。为撰写这些论文，万教授还跑遍各地，查阅了许多图书馆的图书和报刊杂志，做了数千张资料卡片。又是历经几年，数易其稿，才琢成一文。而且每篇文章所引用的大量资料都详尽注明出处，编成注解，供读者查阅；另外还为所有英文译名编制了规范的中英文译名对照表，以示郑重。她这种呕心沥血，严谨治学的态度和精神，正是现今我国学术界需要大力提倡和学习的，本着这种精神，万教授对“中心”各成员的研究工作，也给予精心指导和帮助，从选题、提供资料（包括从美国专门搜集、复印、邮寄的大量资料），拟定写作计划，指导写作方法，直到修改、校对文稿等，几乎每篇论文和译文无不渗透了她的心血。在她的精心指导和热情帮助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的成员已推出一批有关美国教育、农业、选举的研究，以及有关印第安人的问题、美国女权运动、哥伦布问题和美国城市史的研究或翻译成果，还出版了一部50余万字的有关美国史学史的译著，受到国内同仁的关注。这些成果虽未署万教授之名，但实际上它们都是著者译者和万教授合作的结晶。因此，万教授的逝世是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损失，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热诚严格的导师和益友，但她的科学、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将永远是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每一位成员的座右铭。

王霈奖励基金的设置，对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的成员也是一个激励，并有力地推动美国史研究中心的发展。

万教授还万里迢迢从大洋彼岸随身带来了英文打字机、幻灯机等办公用品和教学设备，捐赠给“中心”。

谈起万心蕙教授和王霈先生捐献了数万美元，设立了五个奖学基金，众说纷纭。有人问，他们俩是不是百万富翁？答案是否定的，他俩都不是富翁，并都已退休。他俩所捐的钱都是他俩一生辛勤节省下来的工资积蓄，是他们的血汗钱，都是清白的钱，因为他们说他们不会投机，也不会倒把。也有人单纯以奖学金的数额来评定她的价值，这也大错特错，因为这将大大低估了万教授和王霈先生所设的五个奖学金中包含的深刻的精神价值和力量。我们知道万教授和王霈博士在美国一直过着非常勤俭的生活，她说，我工作（在职）的时候，每周工作60个小时，直到我70多岁时为止。每天至少驱车60公里。王霈先生70岁时仍在工作，用他朴实的话来说：“不工作就没有收入，生活就有问题。”他们家有四个孩子，把他们抚养成人，并让他们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实属不易。平日的家务事他们全都自己干，从不请人。甚至屋漏墙塌，也舍不得请工修葺，仍由两位老人自己修；回国的长途机票，也想法子买减价的；不在乎得罪亲友，从不为之捎赠较贵重的礼品。……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在美国安度晚年，贻享清福或把钱留给子女？且看他们是怎么想和怎么回答的吧：

在一次奖学金的设立仪式上，万教授说：“我们在国外的，看见外国人就觉得矮三尺，从1949年中国独立站起来了以后，我们再也不觉得在美国看见外国人矮了。”“现在我们知道，不费一兵一卒我们可以把香港拿回来了。这是谁的贡献？我觉得自己没有贡献这一点，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我问我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这么多年离开祖国，没有给祖国做点什么，所以学校当局接受这个奖学金，给我一个机会，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目的，主要是想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点贡献。虽然捐助的钱数量非常小，这是立足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块小砖也可以给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幼穷苦拿奖学金的我，能有回报的机会是幸运的。在美国各种歧视下，做了多年低报酬的工作，只有靠节衣缩食忍辱挣来的血汗钱，设立一些小金额的奖学金……做些抛砖引玉的事。”

她还说：“一个人一生不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就没有精神寄托，这样在摇椅上安度晚年，又有什么意思？我现在要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用来支持祖国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和学术机构，我所寄托的，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情，帮助教育下一代。假如我逝在祖国，很乐意你们把我的一杯骨灰洒在长江、鄱阳湖。” “我早就对孩子们讲了：‘我们不会留下什么财产，我们已履行了做父母的责任，把你们已抚育成人了。我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只是想尽一点海外游子的微薄之力。’”

由此可见，热爱和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支持教育、关心后代、终身无私奉献，这就是70多岁的美籍华人万心蕙女士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只有了解明白了这一切，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万教授和王霈博士所设立的奖学金的全部真实价值和意义。凡是知道这一切内情的人无不为之动容：1992年79岁高龄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绪贻教授来“中心”后写道：“我对万心蕙教授热心帮助祖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精神很感动。”著名清史学家、中国历史学会会长戴逸1994年在一封信中说：“两位老人设立奖学金的义举，对于推动重视和发展传统的历史科学，对于推动重史、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树立，是十分有意义的。两位海外爱国老人以自己的工薪结余省下的钱来赞助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这种精神是十分感人的，奖学金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它的含金量却是很高很高的。”

1996年3月13日万教授经医生检查确定她已身患重病，到1996年10月11日她不幸去世，期间历时只有七个月，现在让我们来简略回顾一下这位老人在她生命最后时刻的心路旅程吧：

从3月22日到4月8日的半个月里，她给她的一位年至花甲、身体有病的挚友庆贺生日，画画题字，寄生日卡，打长途电话，却只字不提自己患病的事，以免朋友为她担心难过；与此同时，她还在病榻上修改我们的文稿。

从4月8日至6月18日这两个多月期间，她先后给在北京的学会秘书长及九江师专的领导写信，通报了自己的病情，说明她不能应邀去长春参加学会年会和到北京及九江工作的原因。尽管如此，她仍然十分关心祖国和学校的发展，她要求提前一年庆贺香港回归祖国，给九江师专有关人员发放王霈特别奖金；并大幅度增加万心蕙奖学基金。对学会的工作，尤其是长春会议的情况，她多次来信表示关注，对改进会风提出建议，询问会议详情，特别是奖学金发放情况，并多次要求学会给她寄刊物《美国史研究通讯》。

她在4月23日信中写的一段话是很感人的，在详细介绍了她的病情之后，她说：“近些年在九江设立美国史研究中心，为各院校送书、写文章、回去讲课，别人看我很劳累，我自己并不觉得太辛苦，这是我70岁以后，这是我生命中最后八年能随心所欲做事的机会，若是因此得疾，我也无悔，只是八年太短了。”

从8月5日到9月18日，这一个半月中，她仍多次来信问候她的病友（即李融），尤其是“中心”今后的工作和发展以及奖学金发放落实的情况。9月11日，她给我来信说，她很高兴我们写信告诉她有关学会的情况，直到这时她才在信尾提了一下自己的病情：“我元气伤得厉害，寸步难行，说话无力气。”岂料，这竟是她近十年来给我写的200多封信中最后的一封了，是封诀别的信。9月18日她给学会秘书长的最后一封信仍是索要《美国史研究通讯》。

10月11日这天，令人尊敬的老人终于离开了她心爱的家人，离开了她魂牵梦绕的祖国和她所致力的事业以及她所有挚爱的朋友。临终前，她立下遗愿，用她家人的话说：“It was  her wish there be no ceremony. Her remains have been cremated and the ashes will be taken to  China to be placed in a location dear to her heart.”意思是她去世后，丧事从简，不要举行追悼会，遗体火化，骨灰带回中国放在某个她心爱的地点。万教授离开祖国近40年，入了美国籍，临终仍叶落归根。

显而易见，万教授在病魔缠身，生命垂危时，依然初衷不改，心系祖国故土，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和美国史学会及美国中心的工作，她仍然想念和关心着她所有的亲朋好友，却很少考虑她自己，这就是这位海外老人的赤诚之心！

万教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崇高的爱国精神及无私的奉献精神，将与她所致力的各项事业一起永存史册。她的一生是非常有价值的！

尊敬的万教授，我们一定要永远学习并弘扬您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把您所致力的九江师专事业包括江西九江美国史研究中心办得更好，继续推向前进；我们每一位九江师专学子，尤其是万心蕙奖学金获得者一定要牢记您的谆谆教诲，更加勤奋刻苦学习，立志成为栋梁之才，以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这是万教授生前的心愿，因而也是我们对万教授的最好思念。

尊敬的万教授，您安息吧！

黄安年转发李融 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4月27日发布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6513

深切怀念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4月29日发布

今年是热心祖国教育和学术事业的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诞辰90周年(1918-4-15—1996-10-11),她离我们而去已经12年了,她和丈夫王霈先生一起以自己的工薪积蓄为我国设立了三个奖学金,泽福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九江师范专科学校、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万心蕙老人就是要用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心蕙精神，就是要切实管好、用好万心蕙和王霈先生设立的三个奖学金。

奖学金的捐赠人万心蕙和王霈已经先后谢世，九江师范专科学校原校长、九江师范专科学校万心蕙奖学金代理人李融学长也已去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奖学金代理人张至善教授去年也去世了。管好、用好奖学金已经迫切地提上了日程，这不仅是捐赠人和代理人的去世为奖学金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难度，而且由于奖学基金的没有后期投入,基金捐赠时以美元结算，美元贬值加上利息低还要缴纳利息税,使得基金缩水,此外，近些年来,院校接受的奖学金项目和金额大幅度增加,接受单位对于这个奖学金的重视程度下降，缺乏按照议定书严格管理的长效机制。

笔者是九江师范专科学校的兼职教授，新世纪以来，对于九江师范专科学校的奖学金使用情况,一无所知，对于万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捐赠的几千册美国史图书管理情况也了解极少。至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这个奖学金，笔者虽然是该奖学金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迄今历届委员会的成员)，但近些年来,也不清楚奖学金的管理和评选情况,按照规定每次评选时应该由奖学金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名单，现在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参加这类会议了(估计也没有召开过)，为了确保基金不至于于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在两三年中,我先后四次向系主任杨共乐教授（他是任期的当然主席）建议将基金的美元存款兑换成人民币存放,然而这位年轻气盛的主任不予理睬，不得已在去年临来美国前我向他建议召开奖学金委员会讨论,他口头答应，实际置之不理，以至迄今奖学金缩水了10%以上。我实在不清楚系领导怎样看待这个来之不易的奖学金，看待万先生留下的这份遗产，要知道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接受的第一份奖学金。

至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这份奖学金，我可以告慰王霈、万心蕙两位仙逝的老人，我们会始终如一地精心组织和管理好奖学金的使用,现在我们的奖学金基金已经由原来的一万美元增加到10万人民币以上,保持了在发放一定数量的奖学金同时,使基金数额不低于一万美元的捐赠额度，美国史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评选推动了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这项评选活动自1993年以来已经办了四届(含今年5月宣布第四届评选结果)，作为代理人我希望在条件具备时，缩短评选的间隔期并逐步扩大基金的额度和增加奖学金发放额度，以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心蕙先生和王霈先生。

万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忘的精神遗产。包括她的爱国、怀乡、重史、尊师、勤俭、自立、无私精神，以及一再呼吁学术界端正学风，反对学术不端的主张。为了纪念这位老人,也为了申请万心蕙奖学金的学子、关注高等教育和美元研究的人们对这位老人有所了解,现在在我的博客上重返1996年10月笔者写的一篇纪念文章。

写于2008年4月29日

附：重发: 《心蕙精神 永载史册——纪念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1996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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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蕙精神 永载史册——纪念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

黄安年文 发表：《美国史研究通讯》,1996年第4期；《万心蕙教授纪念文集》 ,江西美国史研究编,1997年。学术批评网2002年1月18日网上首发；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评论/2002年5月1日发布；2002年9月8日重发

万心蕙先生作为一位热心祖国教育和学术事业的美籍华裔教授、并以自己和家人的工薪积蓄为我国设立了三个奖学金的捐赠人, 不幸于1996年10月11日(美国时间)离我们而去, 真是令人难以接受! 万先生多年奔波于大洋两岸, 素以精神矍铄,身体强壮著称, 孰料癌魔肆侵, 天不假年, 使人悲痛万分。

我与万先生相识虽不过十年光景, 但在同先生的联系交往中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回首往事,身边楷模,历历在目, 痛定之余, 我重新查阅了她写给我的近50封亲笔信,使我感慨万千,彻夜难眠。我惟今将万先生的难忘事迹撰写成文, 虽挂一漏万, 但以此区区,聊表我之心愿,纪念逝者, 慰安她丈夫王霈先生和他们的四位子女, 并激励来者,熏陶后学, 为弘扬中华优秀精神文明做点实事。

美籍华人万心蕙(Hsin-hui Wang)教授,1918年4月15日生,江西省九江市莲花乡人。1942年她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本科, 194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部, 师从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教授, 同年通过奖学金赴美深造, 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 为了支持丈夫王霈先生(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桐龄教授之子)的工作和抚养好几个子女, 她一度放弃了深入史学研究的机会。后来,她执教于美国达拉斯大学历史系等几所大学和社区教育中心,多年来她一直心系祖国教育事业和史学的发展。

1987年开始她和她的丈夫王霈先生用多年来省吃俭用以工资积蓄的钱来资助筹建九江师专成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1988年10月正式成立)。1989年他们在北师大历史系设立了奖学金, 奖励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1990年他们在九江师专又设立奖励基金,以奖励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优秀师生。1993年他们还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了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奖学基金。她是北京师大历史系、江西九江美国研究中心和烟台师院历史系的客座教授,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名誉会员。

我和万先生非亲非故, 说来有缘, 万先生是辅仁历史系校友,对北师大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辅仁合并于北师大)有特殊感情, 1987年她回国途经北京时曾来师大参观有一面之交, 知我在北师大毕业后于历史系任教并从事美国史研究从而有了一般联系。后来通过张子善教授(前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星烺教授之子)热心联系,我协助张先生为她具体操办了在北京师大设立奖学金事宜并任奖学金委员会委员,接着又作为她的代理人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奖学金而多方联系, 这样我们间的交往就更多、更密切了。

她作为我的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但在来信中一直谦逊亲切称我为学弟。这位美籍华裔老人的爱国、怀乡、重史、尊师、勤俭、自立的高尚情操首先要从呕心沥血设立三个奖学金谈起。这三个奖学金的款项全部都是他们夫妇俩人在美国四十多年间辛勤劳动的血汗结晶, 并无半点不义之财。

他们都早已退休在家, 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 而他们却把自己的积蓄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历史教育和研究工作者。万先生在1989年4月29日为北京师大设立奖学金的仪式上讲道:“这个钱,是我们节省下来的, 是我们的血汗钱, 因为我们不会投机也不会倒把。”“不管哪个同学得到了, 这是清白的钱, 所以希望你们也保持清白精神。”“我在美国有四个孩子,带着四个小孩长大。我工作的时侯, 一个礼拜工作60个小时, 一直到我70岁的时侯为止, 每天开车60公里。”“我们在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度过了四十年,可是我们保持了我们中华炎黄子孙的好教训,并不受物质熏染,仿效西方人片面物质的文明,我们要保持中国人的传统精神。”

在以两位教育家命名奖学金时, 她说:“这两位老先生对于教育后一代, 刻苦的一生,值得我们纪念, 这是我们对他们, 对所有为教育献身的人的一个敬意。”万先生本人在国内外读研究生是靠奖学金资助的, 她深感坚持学习来之不易, 要靠自己艰苦奋斗, 也要靠热心教育和史学的人的帮助。如果没有张星烺教授的帮助, 她难以在辅仁深造,正因为这样, 她不忘恩师培养之情并深感穷苦学生坚持学习之不易。刻苦学习,不忘恩师正是万先生和王先生捐赠奖学金的初衷。

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1994年11月4日在祝贺《王桐龄、张星烺教授奖学金》设立五周年的信中写道:“以两位史学界前辈命名设立的奖学金用以奖励北京师大历史系的优秀学生, 对于推动重视和发展传统的历史学科,对于推动重史、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树立,是十分有意义的。两位海外爱国老人以自己的工薪结余省下的钱来赞助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这种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奖学金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它的含金量却是很高很高的。”

万先生和王先生来自商品经济的超级大国,又被指为精神污染严重超标的魔鬼之地, 然他们一尘不染, 不捞昧心钱, 不挣不义之财, 清清白白做人, 这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一些天天把精神文明喊得比谁都响而在行动上却背道而驰的人深刻反省的。

如果单纯以奖学金的数额来论定它的价值, 将大大低估了万先生和王霈先生所设的三个奖学金所包涵的深刻的精神价值和力量。我知道,万先生在家里一切自理,从不雇人,连房屋刷新也自己动手。

她在1992年2月4日给我的信中说:“今天是农历除夕, 你们一定很热闹,这里也有聚餐会,我们也懒得参加,多少年来是无年无节,照旧工作。” 她来华期间住北京师大, 专门关照我不要安排她在专家楼住,只住留学生宿舍, “要最便宜的房子”(1992.6.11信), 这对于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室内没有盥洗处自有不便, 然而她坚持一切从俭,平时出门她都尽走路乘坐公交车。她(他)们节俭一生,清白一生, 而所能留下的钱又无私地奉献于教育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记得她曾多次和我谈起,国内个别人看不上这笔小钱, 她没有估计到在一个文明之邦对于一位不是富翁的普通工薪族设立一笔奖学金上居然遇到了想象不到的麻烦。在整个设奖的过程中, 我深知,这笔钱来之不易,而设奖后把它长期保持下来也绝是不容易的。为防止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对奖学金额的损害,1989年2月17日, 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曾写信国务院、侨委、驻美休斯顿总领事,及中国银行行长,请中国银行定出外侨捐赠奖学金给息办法,以便我们存息,至今全都无回音。”1992年10月21日,她在信中说:“我们总希望北京中行有存储教育奖学基金办法, 但至今问国家教委及中行,都无回音。”她的这个建议曾多次提及,可惜到目前为止尚无对策出台。

对于奖学金的制定及其申报评选程序和颁发过程她都十分关心,她在1989年1月24日为北京师大亲自草拟的有关张星烺、王桐龄奖学金的建议中专门提到扶助贫困的优秀学生问题,建议说: “希望于奖学金额中拿出一小部分设一个外省到北京来暂时借读后研究的学生。许多外省穷乡僻壤不乏优秀人才, 自学成材但条件设备不足的人, 希望不限资格年岁帮助穷苦上进的人。”建议还强调“得奖学生的名额、资格,皆由委员会决定。”

1992年9月9日她在信中主张美国史研究会的奖学金可以“少给名数, 每名钱可多些。”在1993年10月18日他给我的信中认为学生拿奖学金,不能太容易了,“前进时是要吃些苦的, 天下没有那么多容易的事, 太容易了很多人也不前进了。”她希望受奖的是师生中公认的优秀学生, 奖学金委员会要公开,公正, 特别强调重视专家教授的意见。

万先生在1996年9月9日写信给北京师大历史系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委员会嘱咐以后“每年发放金额及得奖同学姓名人数等,及所余基金总额及利率,仍望通知王霈。”

为使她和王霈先生设立的三个奖学金能永久保存而又不致发生意外的枝节, 在多次来信中, 她谈及办理公证事宜, “什么(事情)我都希望长远, 但事情变化这么多端,一两年后的事都料不到,不知怎么可以长久, 也怎么可以公证。”(1993.10.18信),“眼前不会有问题, 将来人事变迁谁知道?”(1993.11.29信)本来我们计划乘万先生今年来华之际在中国办妥公证事宜(按办理公证规定,务需本人在场),然而万先生突遭病魔袭击打乱了既定安排。

万先生在信中谈到在她身前办好公证考虑时说:“以后继任者,将不知是那个学校,什么人, 人心不古,北京首都的市长在党与政府亲眼监督下,都敢无法无天,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个公证好。”(1996.4.7)“这就是怕人心不古,将来你们这个不属任何固定单位的临时组织,有了问题,纠纷,可在当地官厅解决,不用跑到国外来打官司。”(1996.4.17的信)她要我要把公证的事“一定办好, 到长春向大会报告,不再生枝节。”(1996.5.14-21的信)

现在可以告慰的是,万先生亲手设立的三个奖学金的公证、遗嘱和法律申明事宜均已妥善解决, 在我代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特别全文公布了万先生在病危中所作的公证声明。(载《美国史研究通讯》1996年第3期,1996年9月30日出版)

三个奖学金的捐赠人之一王霈先生同样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对奖学金倾注了巨大的辛劳。他也多次风尘仆仆来到中国, 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献计献策, 不过由于考虑到在美国的家需要料理起见, 俩人很少同行。

1994年11月14日, 他给张至善先生和我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她带回来的‘王桐龄、张星烺教授奖学金纪念册’和春秋第29期——纪念家父和张星烺先生奖学金设立五周年专刊,我已经读过两次,当年事景重想起来,心里不胜感慨,我是从女师大附小,男师大附小高级和师大附中毕业,在抗战胜利后还在师大化学系做助教(1946-1947),所以我和师范大学也有很深切的关系,一生不会忘掉的。对于这几个学术与教育机构,心蕙和我是愿意继续维护的和在国内的学者和合作。”信中还说, “1996年四月清华12级级友计划在北京召开60周年返校我们也许能够再聚, 心蕙身体健康明年打算再去国内服务。”

1996年2月2日, 万先生在来信还说王霈计划四月底来参加清华校庆, 并表示希望王霈“到师大来发奖, 我得在家里看家,春天不能与他同去北京。”“去长春开会,我也很动心”, “我很爱燕园,能住勺园,也是可以重温旧梦, 并用他们的图书馆看看书。”为万先生今年夏秋中国之行, 北大、北师大、世界史所、九江师专、东北师大等单位都作了精心安排, 可惜由于万先生病魔缠身, 96之行的一切计划都作罢了。

80年代以来, 万先生多次来华关注祖国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发展,关注祖国的精神文明事业, 并把精神文明建设与历史学科的重视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1988年后更是每年来华近两个月为祖国教育事业义务奉献, 尤其是对九江师专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给我的信中一再表达对九江师专后继乏人的忧虑, 十分希望有年青人能志愿献身于九江师专的教育工作。1992年12月12日, 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学校已批准一个研究员职位, 但你们的学生都因为在师专内, 不肯来, 图书虽已近两千五百本, 前途极为困难。”

1993年5月5日, 她在来信中说:“你们今年有没有研究生, 或好的本科生愿意去九江? 希望代为留意!” 1993年6月11日, 她在给我的信中,哀叹: “现在看来没有人愿意来(九江),前途不堪设想”“现在对学术有兴趣的越来越少”。

在1994年4月25日给我的信中,她还说, 听说:“九江师专将政史系,改为政法系了, 即取消一切历史课, 使我大为震惊, 中国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中国史?也不能闭上大门搞市场经济, 世界史还是得有。历史对中国传统精神文明潜移默化的历来力量, 正是今天特别需要的。因此写了封信给师专领导, 希望中国通史列为全校大一的必修课, 世界史可列为选修。中国史不能为大一必修课, 真是忘本”。信中还说: “师大也有取消历史系的意思吗? 大约不会有吧? 中国史是大一公共必修课吗? 师范学校取消了历史, 古文明何以传之后代?” 在这封给我的信中她还说:“李融(1957年北京师大历史系毕业生、前九江师院校长、九江美国中心主任——笔者注)两年内就得退休,我们一直要找个研究员就是找不到,以后何以继续?”

1994年6月23日, 她在信中说:“中国历史研究及教学需要提倡改革,问题真是严重,中国的精神文明危机重重, 如何是好?”在1996年2月2日的来信中, 她为李融退休后的九江美国中心前途担忧, 说:“他们怎么安排我们这个中心,是个悬案。”在病危中她始终念念不忘九江师专的美国研究中心, 她在信中说准备请九江师专新任校长来长春参加国际会议和美国史年会以“物色中青年学者。”(1996.9.10)

一个在海外度过半个世纪的老人一直心系家乡师专,寄希望于后继有人,然而迄今已成了老人的深深的遗憾, 不知何日我们这些从事于教育事业和美国史研究的年轻工作者能告慰老人:师专的美国问题研究中心未来会兴旺起来。

这里还要提到, 万先生不辞辛劳为筹建九江师专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的图书资料倾注的大量的心血。中心的美国史英文藏书迄今已有3400多册, 其中极大部分是万先生在美国亲自四处寻找逐一选购、分类编目、装箱运往九江的, 连编印的四册书目也渗透了万先生的关注。为选购合适的书籍,她跑遍达拉斯附近的新旧书店。

1989年2月17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九江师专对我极为信任与支持,请我以后每年回去,所以我可以有个长期打算。江西是穷省, 几乎没有美国史英文书,更不用提外汇也没有,我只好承担全部英文历史书的供应, 很幸运,半年来,在这个商业都市居然买到了不少旧书与便宜书,约共三百多本,分六次海运寄去(航空太贵)。”

1989年3月12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给师专买的书都是旧书及翻印的便宜书,新书太贵,而且要函购,税,邮费,手续费,又加上好几块,并且要等好久,有时一两个月,再寄来中国实在不合算,这里旧书铺只两三家,又非文化中心城市,所以买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九江师专期间她不顾年迈, 精心备课,为学生开课,辅导,指导学习英语,帮助修改文章。她还在国内多家刊物上发表了不尚空论,内容丰富,课题新颖的文章。

万先生特别重视图书的资源共享功能。她同时还为北大、南开、社科院美国所、社科院拉美所、社科院世界史所、湖北大学、云南大学、烟台师专等七个单位提供美国史图书存储,而由九江师专美国研究中心进行统一编号。“除工具参考书外,全部向全国读者开放”。1995年3月2日,她在信中说:“前些时,曾给南开寄了20多本书, 是以九江中心的书为名长期存储在他们那儿。年前也买到一些妇女书,问齐文颖教授要不要,用同样办法存在北大。你们是不是有特别那一类的书希望要?我可以留心买,用同样的办法存师大。”

万先生对中国学生学习、研究美国史也寄予特别的期望, 1992年9月5日, 她写信给我(当时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长)正式提出她和王霈先生准备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一笔奖学金, 用于奖励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优秀博硕士论文的建议。1992年12月12日, 万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现在大家把历史看得太不重要了, 毛主席借鉴了多少中外历史?”

经过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和理事长及万先生几次交换信件,很快《关于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论文设立万心蕙奖学金基金的议定书》和《万心蕙奖学金施行细则》草签, 并顺利举办了1993年和1996年两届评奖活动。这一奖学金的设立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首创, 它对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博硕士生来说, 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1995年11月12日, 她在信中说:“奖学金额不宜太低,宁缺勿滥,是很对的, 不怎么好的也拿奖,这失去了鼓励人努力的意义,少设名额,给最好的, 钱多一些。”

万先生满腔热情准备参加1993年的威海国际会议和和1996年的长春国际会议, 可惜都因病魔的突然袭击而作罢, 前次是长子患重病需动手术, 临时取消中国之行, 她称“实属重大损失,天有不测风云, 奈何!”(1993.10.2信)这次是她突然发现自己早已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万先生在身患重病与死神搏斗的情况下,几次来信关心美国史研究会的工作。

万先生在4月7日给我和张至善教授的信中说:“(你们)给我安排那么好去长春,北京工作节目, 但大约很出你们意料之外,也出我意料之外,在3月13日发现我得了癌症, 住院五天,照了一百多X Ray等, 诊断可能是自肺癌散布到骨中,多半到脊骨,卵巢中也可能有些。”“自1996年2月起,就发现胸、背,这里痛那里痛,先以为是收拾书房,搬重东西,扭了筋肉,又开始夜中干咳, 到3月10月去检查,发现右肺中已全是水。四年前就有过夜间微有气短,后有肋骨痛、颈部疆硬,腹中气多等多种像是老年人可能有的小毛病。美国的庸医找不出毛病,也不负责要我去专家诊断, 美国庸医,无医德的大夫太多,以至也没有另找专家。”“现在是拿两本书都能引起痛,给中国各校买书的事,是到此完结了,中国当然也去不成了。”

5月中万先生来信说:她“寸步难行,饮食难进”。信中还对奖学金的申请和办法提出具体建议。万先生对美国史研究通讯十分关心, 几乎每期都看, 几次写信要求“给我带几本最近美国史通讯,可以躺在床上看”。(1996.4.20)“我只要美国史通讯”(1996.5.14),“你托人带到美国的通讯,已寄来收到, 以后有便人,出了新的,当望能给我带一点。”(1996.9.18)

在病危之际, 她一直心系奖学金的颁布, 他在1996年5月中的信中说:“长春发奖及各得奖人姓名,籍贯照片,请一定寄我一份 !”她十分关心“下年度年会在哪儿及什么时候开?” 并提醒我“奖金基金不久该续期了”。(1996.9.10)在另一封信中,她说:“今年博士硕士论文奖,有几人得到?谁?多少钱,至为惦念”,并嘱我“不要打电话,我耳朵听不清,说话更困难, 又得多花钱。”“这里医生对我的病已是束手无策, 化疗,放疗都停止了。”(1996.9.18)我哪里想到这竟是我收到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她在这封信中要我设法买两个神功元气袋带给她, 我10月初收到这封来信即刻买好准备托人带给她, 然而正当动身送达之际,噩耗已通过E-MAIL传来, 这是我极为遗憾的。

万先生不计报酬地热心到祖国各地讲学,进行学术交流。1989年2月17日, 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很高兴能为祖国青年多尽一份力”,“请不必考虑报酬,我到七八个大学讲课都是不收报酬,自出旅费的。”而且对于学术出版界界某些恶劣学风十分厌恶。

今年4月20日她在一封信中申明, 反对有人把她的文章改成“奉承性的东西”,她说:“我写文章既不为名,求升官发财, 也不要钱,我要保持我的‘拙劣’的‘研究’作风及给国内填‘空白’的学术报道。”“我尽力作一些忠诚的报道,用忠诚,不欺于暗室的严谨治学态度, 又为海外流民, 也可以不顾那些吹毛求疵小鬼们的迫害, 给中国学术界留一点‘历史研究’的作品。”她尖锐抨击国内的论文“很少有真正的独到高见, 有时可能还抄写些国外学者的论调而据为己有,根据一点事实,远非了解全貌,就随意想而论断,多与事实不符,没有佐证,就下断语, 不是‘学者’的‘研究的态度’, 不是历史,也不是研究, 更无学术价值。”

她在信中还写道:“在咳嗽难止,尽力全竭的情况下, 勉强支持写出心中的愤怒与不满, 多有得罪, 即将归去的人, 也无所惮忌了。我这种刻薄的批评, 也是希望中国学术界改进。”万先生自费在国内走访大江南北和东西各省, 所到之处讲学、座谈受到热烈欢迎, 但是也对于国内个别学者的傲慢态度十分反感, 她曾在两封信中指名批评“这位博士架子好是不小。(1993.6.11)

万心蕙先生虽入藉美国,但对祖国无比热爱和充满深情, 她和王霈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正式设立《王桐龄、张星烺教授奖学金》的时间是1989年的4月29日,我们只要联系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 就不难看出万先生的一篇爱国之心, 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1989年4月26日至5月2日万先生来到北京, 我陪同她访问北师大、北大等校, 无论是在《王桐龄、张星浪教授奖学金》的议定书签字仪式上或是在学术报告时及与学生平时交谈中, 她都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对比在海外的遭遇和新旧中国的巨变, 一再劝导学生要热爱新中国, 绝对不要自己乱了自己, 告诫学生要热爱新社会, 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她在王桐龄、张星烺教授奖学金设立仪式上说:“我们在国外的, 看见外国人就觉得矮了三尺, 从1949年中国独立站起来了以后, 我再也不觉得在美国看见外国人就矮了。”“现在我们知道,不费一兵一卒我们可以把香港拿回来了, 这是谁的贡献?我觉得自己没有贡献一点, 这是非常遗憾的事。”话里充满着对新中国的崇敬和为祖国奉献的激情。她说:“我问我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 这么多年离开祖国, 没有给祖国做些什么。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当局接受这个, 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目的, 主要是想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点贡献。虽然, 捐助的钱数量非常小。这些是立足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一块小砖也可以给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万先生每次回国都对祖国现代化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 同时又对精神文化中的某些丑恶现象表示深痛恶绝。

今年5月14-21日, 她在与晚期癌症病魔的痛苦搏斗中, 断断续续用了八天时间, 给我写了一封七页的长信,万先生在信说:“我的病已是第四期”, “人一点精神都没有”,“寸步难行,饮食难进,一切的一切都得靠王霈......我等于成了残废。”信中还专门写了一页“呈中国全国美国史学会建议领先改革学术会议中的官僚习气”的信,并要我“在大会或理事会上大声宣读(让)每个人都听见”。信中对国内各种会议大开华宴之风激烈抨击, 信中说:“政府的四菜一汤申令,如同废纸,这怎么执行法治?开放以前,大家吃得真苦, 营养不足,现在已近小康, 家中吃得都很好,用不着华宴补充。”“希望贵会有勇气,改除官僚习气,领先严守政府法纪, 开小康会议, 保持中华人民的骨气。那么,有人说,开会的人数会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正不要那些无学无德的人来, 中华子孙里总还有清风亮节学者, 会为学术而来开会。”

信中的结尾称:“恕我这临近生命终点的炎黄子孙,冒昧呈词,我本是愤世嫉俗的刻薄人,到现在也无须掩盖,说一些别人心中也有,而不敢说的话,何惜千秋辱骂!”“人类物质文明在飞跃, 精神文明在腐烂!”一位已经病入膏肓的耆耄老人, 道出了她生病最后时刻对祖国前程的极端忧患,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叶落归根, 万先生在海外定居了48年后, 按她的遗愿, 她的骨灰将安放在中国。

万先生和我们永别了, 但是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她的爱国、怀乡、重史、尊师、勤俭、自立、无私精神连同她设立的三个奖学金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学习和继承她的这种心蕙精神是我们对她的最好思念。

写于1996年10月28日

[2002年1月18日说明：本文载《美国史研究通讯》,1996年第4期,第13-18页；北京师范大学春秋学社编《万心蕙先生纪念专刊》,1997年,第5-14页；《万心蕙教授纪念文集》,第18-31页,江西美国史研究编,1997年5月。

万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难忘的精神遗产。包括她的爱国、怀乡、重史、尊师、勤俭、自立、无私精神，她一再呼吁学术界端正学风，反对学术腐败的主张。从1990年师大历史系举行首届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颁发以来，基本上每次为10位优秀研究生和本科生发奖，每位获奖者得人民币200元。2002年1月10日，师大历史系举行了第11届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颁奖仪式。不过1990年时6000美元的年利息约2000人民币，2002年时10000美元的年息不足1000人民币；1990年校系各类奖学金为数极少，现在则越来越多；1990年时的200元奖金和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奖学金捐赠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仍有是十分丰满的，学生们依然十分珍惜这份奖学金。 从90年代末到现在万先生呼吁国内为设立奖学金规定优惠待遇的税收政策，迄今尚未得到落实，这使得许多奖学金的发放面临困境，“善事难”的现象何时得以解决呢？黄安年]

附录：

开小康会议，除华宴之风——一位爱国华裔老教授的临终前呈词
黄安年
1996年5月14-21日, 已是79岁高龄的美国华裔老人万新蕙教授在与晚期癌症病魔的痛苦搏斗中, 断断续续用了八天时间, 给我写了一封七页的长信,万先生在信说:“我的病已是第四期”, “寸步难行,饮食难进”。信中专门写了一页“呈中国全国美国史学会建议领先改革学术会议中的官僚习气”的信, 并要我“在大会或理事会上大声宣读(让)每个人都听见”。

一位已经病入膏肓的耆耄老人, 道出了她生病最后时刻对祖国学术前程的极端忧患。尽管中国的国情和美国有别，各种学会情况不同，但是万先生革除“华宴之风” 、“开小康会议”和“重质量，不重数量” 的主张，改革学术会议陋习的建议，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会风连同学风，不知何时能给我们的学术会议带来一股清风呢？

万心蕙（1918年农历四月十五日---1996年10日11日），原籍江西省九江市莲花乡人。194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本科, 194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部, 师从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教授, 同年通过奖学金赴美深造, 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 为了支持丈夫王霈先生(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桐龄教授之子)的工作和抚养好几个子女, 她一度放弃了深入史学研究的机会。后来,她执教于美国达拉斯大学历史系等几所大学和社区教育中心,多年来她一直心系祖国教育事业和史学的发展。1987年开始她和她的丈夫王霈先生用多年来省吃俭用以工资积蓄的钱来资助筹建九江师专成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1988年10月正式成立)。1989年他们在北师大历史系设立了奖学金, 奖励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1990年他们在九江师专又设立奖励基金,以奖励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优秀师生。1993年他们还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了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奖学基金。她是北京师大历史系、江西九江美国研究中心和烟台师院历史系的客座教授,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名誉会员。

下面是万先生信件的全文：

呈 中国全国美国史学会

建议领先改革学术会议中的官僚主义习气

1．贵会中有很多人曾参加过美国学术会议，知道，除大家得交同样会费外，吃，住，都是自理，自选，只有一个大聚餐，随意另交费参加，饭菜通常简陋难吃，没有大会补助津贴，早，晚三、四日大开华宴之风，钱不够，向国内工商业捐款尚可，而以国际会议名义，向国外学者打秋风，实在有伤国体，有损学术界的自尊。

2．外国人不是傻子，也不甘心受敲，有一次我在一个美国人的会议中，主席当场公然揭穿中国丑行，说：“中国人要来美国，还要美国写‘邀请信’（更以此向国内人士吹牛，自以为博学渊源，别人特别‘邀请’）并要邀请单位出钱”，使我在场汗颜得无地自容，因礼貌他们没有面对你们说。

3．美国出差，开会，全系报销制，没有‘出差费’！吃，住，坐的交通工具上具都有一定限制。拿美国最大跨国公司德州仪器公司而论，现在每日饭钱，在Dallas本城开会，限40美元一天，到纽约开会可给60美元，可是前年威海开会时，我看见向外国学者要80美元一天饭钱，难道威海生活程度比纽约还高？1994年我参加武汉拉美近代化会议，每人只交10元人民币一天饭钱，然大开华宴三、四天，每日三餐，每桌酒席人民币八百元（据说在北京要过千元），但还好是向当地工业公司捐的津贴。可是政府的‘四菜一汤’申令,如同废纸,这怎么执行法治?开放以前,大家吃得真苦, 营养不足,现在已近小康, 家中吃得都很好,用不着华宴补充。

4.希望贵会有勇气,改除官僚习气,向美国开会方式看齐，（当然他们也有浪费过奢的地方）领先严守政府法纪, 开小康会议, 保持中华人民的骨气。那么,有人说,开会的人数会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正不要那些无学，无德的人来, 中华子孙里总还有清风亮节学者, 会为学术而来开会。我参加两次国内会议，只三、四十人，开得很好！

5.恕我这临近生命终点的炎黄子孙,冒昧呈词,我本是愤世嫉俗的刻薄人,到现在也无须掩盖,说一些别人心中也有,而不敢说的话,何惜千秋辱骂!

人类物质文明在飞跃, 精神文明在腐烂!

[2000年1月18日黄安年注：信的原件保存在我手中。我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学金捐赠代理人，当时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黄安年《心蕙精神 永载史册——纪念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2002年1月18日[2002年5月1日说明：本文载《美国史研究通讯》,1996年第4期,第13-18页；北京师范大学春秋学社编《万心蕙先生纪念专刊》,1997年,第5-14页；《万心蕙教授纪念文集》,第18-31页,江西美国史研究编,1997年5月。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学问人生 / 2002年1月18日网上首发时公布了信件《建议领先改革学术会议中的官僚主义习气》全文。 黄安年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学术问题评论/2002年5月1日发布；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评论/2002年9月8日重发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1600

（2008年4月29日注：1996年10月28日撰文之日正是我出生60周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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