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重演“广场协议”

25年前的9月，发达国家G5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在美国的压力下达成了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贬值，日元等货币升值，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协议。三个月后日元对美元升值了20%，三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日本自70年代以来, 经济实力跃居西方世界第二位。80年代,日本提出了“国际化”的口号,1983年中曾根首相使用“国际国家”一词来概括日本向着超经济大国方向发展。1987年度日本的《经济白皮书》宣布“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供应国”。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竞争压力和日本国内经济决策的失误，导致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经历了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在同期西方国家中也是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日本模式世界第一”、“日本金融固固若金汤”等世界最优的神话彻底破灭。

日本经济在长期高速发展后出现长期萧条的“日本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国内因素而言,长期以来政府主导型经济未能及时有效地向自由市场主导经济转化。产业结构不合理，高新科技产业在国际竞争舞台上落伍，随着泡沫经济崩溃，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投资相对落后。此外日本的政局不稳，内阁不断更迭，政策缺乏连续性，也影响了经济的复苏。就国际因素来看,显然与广场协议国际压力下,日元升值过快，国际经济和贸易竞争乏力关系密切。日本从此进行了经济低迷,缓慢发展的时期，到了2010年世界第二的经济地位让位于中国。广场协议前,美国经济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日本，广场协议以后的一代人之间，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由日本转为中国。尽管有人为广场协议辩解，认为日元快速升值加快了日本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但是日本经济低迷的总趋势和日元升值同步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情况与日本有着30年快速发展的相似经历，又有跃居世界经济第二位前后成为美国头号竞争对手的相同遭遇，但是中国不是日本的盟国，也不具备日本那样的发达程度对美国有较多方面的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较低水准，民不富国不强的状况，使得中国经济转型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保有低附加值的产业以缓解就业压力，人民币并非作为广泛的国际结算的货币,这些情况决定中国不可能大幅度快速使人民币升值，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而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时间表满足美国的私利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变化。事实上汇率的变动也解决不了长期以来美国的外贸逆差和巨额财政赤字问题,25年前的广场协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的中美汇率争端同样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由于被西方国家炒作和渲染的中国“崛起”威胁论和国强必霸论,以及国人和媒体热衷于欣赏中国崛起说,也在客观上使得振兴中华加快现代化建设之举引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特殊警觉，成为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基调。

 

前天美国财政部长推迟决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做法，是美国11月2日中期大选的策略需要,也是由中美较量转向多边施压的策略手段，还有美国自身不愿意造成两败俱伤尤其是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局的考虑。美国对人民币的打压有增无减，美国企图联合G20国中的许多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25年前广场协议式的结果，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

在当代经济发展史上，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滞胀，尽管有后来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较快发展,但是只要美国不着力解决自身机制问题，经济高速发展已不可能；美国所做的如其说想方设法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不如说,打压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同时期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速度，以保持美国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美国对日本是这样做的，对中国也如法炮制。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我们不希望这一快速稳步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民富国强的前景被美国有计划发动的一场货币战所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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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 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 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 ^[2]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Accord）。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3]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 Lost 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日本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一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极为相似。本栏目将陆续刊发文章，分析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兴与衰，以期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纵观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日本“失落十年” --不是“广场协议”的错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日本“失落十年”归咎于“广场协议”则很牵强。

　　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日本经济从“广场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

　　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 ，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这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大主要工业国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

　　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广场协议”的作用：打耳光

　　日本经济停滞显然不是“广场协议”的错。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巨大，而且持续到今天。这又作何解释？

　　对这个问题唯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所谓的“打耳光理论”(Slash the Face Theory)。

　　核心内容是：市场上某种商品特别是金融商品的价格，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偏离其“真实价格”许多，却依然有人追捧。但泡沫终究要破灭。而破灭的过程可能非常迅速。形象地说：市场有时就像是“范进中举”，需要胡屠户的大巴掌扇一下才会清醒过来。泡沫破灭以后，市场参与者往往因为恐惧心理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暴跌和雪崩。比如股市泡沫的破灭。

　　不知道究竟是谁想到了“打耳光”这个说法。据了解，最早的表述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应该不太可能从范进那里得到灵感。

　　根据这一理论，美元其实早就该贬值了，“广场协议”仅仅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打耳光”角色。否则，如果美元下跌是违背市场意愿的，那么，政府的干预即使能起作用，也是一时的，不可能维持太久。理由很简单，政府不可能长期重复同样的市场操作，一旦政府停止干预，市场终究会回归到其合理的价格范围内。

　　“广场协议”后，美元急速下跌。大量市场参与者因为恐惧非理性地抛售美元，这也正是卢浮会议上各国首脑不得不朝另一半脸也打上一耳光的原因。

 

谁设套，是美国还是日本自己

　　“广场协议”的“阴谋说”基本上不值得一驳。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是贝克，而是当时的日本藏相(财务部长)竹下登(1987～1989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1995年，日本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刊物《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报道，竹下登本人承认了上述说法。

　　关于竹下登主动参与筹备广场会议的一个佐证是会议召开的时间——1985年9月22日。选择星期日公布重大消息是各国政府的一个惯例，因为金融市场休市，这时候宣布消息可以给市场充分的反应时间。9月23日这一天是秋分，是日本的公休日，而欧美是不休息的。据参加广场会议的、当时的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回忆，当时代表西德参加会议的西德中央银行总裁培尔以为，日本是“广场协议”之后第一个面对市场的国家，因为东京外汇市场在最东边的时区。后来得知第二天是日本的公休日，西德因此成为第一个开始营业的市场。培尔满脸不悦，认为落入了日本预先埋下的陷阱。

　　即使竹下登没有主动提议召开广场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是最受瞩目的一位。有一个细节是，在与会国的G5之中，媒体特别把美国和日本称为G2。广场会议前后围绕竹下登有太多的小插曲。比如，会议之前为了保密，竹下登在赴美之前先与人约好在成田机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虚晃一枪直奔机场，穿着一身高尔夫球衣上了飞机。同机的日本中央银行总裁则戴了一副大口罩，以防止被媒体辨认出来。在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 “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竹下登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与“升”在日语中同音)。

　　由此可见，与其说“广场协议”是美国人打了日本人的耳光，还不如说是日本人自己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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