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孟孟

在中国古代的学人士子中长期积存着一种心理共识，即“文史不分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学林，一句类似的话也逐渐流传开来，即“历史学家只是文学家”。[1]前者反映了传统中国学人学科意识的淡漠，未免落后；后者暴露出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想的激进，未免过分。然而，它们却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史学与文学是近邻，或者说历史陈述与文学表达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着千丝万缕、撕扯不断的联系。因为，“历史大概永远不会自己说话，更不会自我呈现、自我表达、自我诠释——历史永远都是被叙述出来的”，[2]而叙述必定携带着叙述者有意无意的偏见与先见。既然，完全如实、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语言表述承载的历史；成为共识的也不再是“重现历史”，而是“书写历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让语言承载的历史更好些，不让下笔书写的历史更美些呢？与其说我们是在向整个历史编撰界提出要求，毋宁说我们主要是在对历史教科书编撰者表达期望。

史学著作在语言表述方面业已达到的成就与水准，只要我们细读一番中国的《史记》和《中国史纲》[3]，或西方的《罗马帝国衰亡史》[4]和《罗马史》[5]，便可了然于胸。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意志和传统教科书语言风格的过分限制，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语言表述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以致我们很难找到几本在语言表述方面表现出突出才能的历史教材。以语言表述构建的历史却在语言方面难以吸引成长中的学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庆幸的是，七十多年前的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便是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此书虽是一部“未完之作”，[6]一部“残缺”的作品，但它却已将语言表述所能在历史教科书书写中达到的水准与境界，表现的淋漓尽致、出神入化。如果说上述四部作品为史学专著的语言表述提供了范例，那么，有“史学天才”之称的张荫麟笔下的《中国史纲》便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语言表述确立了典范。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便指出历史书既要“忠实”史实，坚持客观原则，又要讲求“文采”，注重文字表述的“简洁”与“飞动”。[7]然而，其后真正将梁氏这种关于历史表述的要求和原则贯彻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当中的，首推“近八十年来罕见的史学奇材”[8]——张荫麟。1935年，张荫麟受当时教育部委托开始主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但紧接着便受到战争等各方面影响，书稿只写到东汉初年。虽历经波折，然而，一代史籍终于出版，名为《中国史纲》。这本历史教科书在编写之初便坚持“不重考证、不引原文、以通俗明白的文笔，使人人可读”[9]的原则。所以，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特别是人们对于其文字表述的推崇更是突出。国内的评论可以贺麟和王家范为代表。贺麟严肃认真的指出：

“书（指《中国史纲》——引者注）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10]

王家范不无激动地说道：

“读过《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全书……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人享受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11]

国外的评论可以鲁宾为代表：

“在张荫麟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历史是鲜明生动的、容易了解的，对现代读者是亲切的”。[12]

以上对《中国史纲》在语言表述方面的肯定和推崇绝非过誉。我们随意在书中摘取一段，便可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史纲》在历史教科书语言表述方面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典范意义。比如，在“三晋及田齐的兴起”一节，张氏一上手，便是这么一段令人拍案叫绝的表述：

“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驰，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论世变的剧繁，战国的十年每可以抵得过春秋的一世纪。若把战争比作赌博，那么，春秋的列强，除吴国外，全是涵养功深的赌徒，无论怎样大输，决不卖田典宅；战国时代的列强却多半是滥赌的莽汉，每把全部家业作孤注一掷，每在旦夕之间，以富翁入局，以穷汉出场，虽然期间也有一个赌棍，以赌起家，终于把赌伴的财产骗净尽”。[13]

其实，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能在语言表述方面取得如此成就，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绝不是偶然的。与现今的风气大不相同，作为一位在史坛已负盛名的专家，张荫麟唯独把编纂高中历史教科书看的极重。说其鞠躬尽瘁也不为过。临终前一种陪同在他身边的好友张其昀追忆说：“他是一位饱学之士，能禁其阅书，而不能禁其运思。他念念于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而病势遂陷入深渊”。试想今日的历史撰述者有几人能达至如此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