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两年来，有关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讨论比较多，并且有些部门也设置了一些课题来研究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起因，现状，未来努力方向；当然还应该有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历史，也就是说科研与科普在过去是否结合过？为什么要结合以及怎么结合的问题。

应该说，一开始科研与科普是结合在一起的，或者是没有分开的，在这方面可以找到一定的文献资料。比如，在19世纪晚期的某一时期，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协会—美国科促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组织的所有成员不仅是杰出的研究人员，而且还是在当时的科普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或者多篇科普文章的作者。这说明当时的科研和科普是一起的，科学家在完成科研的同时也在作者科普的工作。

但是后来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科学有了自己的学科建制，有了术语，有了学术规范，有了专业期刊，科学家工作的范围也有所收缩，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于科研，而对科普有所忽略。更意外的是，学术组织或者团体也对科学家做科普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和做法，它们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排斥做科普的科学家，比如拒绝其成为某学会的会员，或者拒绝给予其项目经费等。在这方面的文献似乎更多一些，比如卡尔萨根的例子，同时古德尔（Goodell）的经典著作《可见的科学家》（The Visible Scientists）(古德尔，1977)中有大量的例子表明一些资深的、甚至是成就卓著的科学家由于开展了科普工作是如何受到持久的消极影响的。从事科普工作有可能毁掉科学家个人的职业生涯，因而科研和科普开始从某个原点向相反的方向进发。但是这也给科学新闻以及科学新闻记者留下了很好的机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承担起科研项目科普化的工作。

科研与科普分离的一个后果就是，科学家越来越不愿意也不敢做科普了，这也难怪为什么众多科学家认为科普只能偷着搞，或者只能退休之后搞，即使搞科普也不是其主业。比如在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中，就有院士坦言科普只能偷着搞。同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琳伽的法国天体物理学家Jean Audouze在一次接受《印度科学传播杂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退休后才进入到科学传播领域。

当然近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日益社会化，科学和技术对公众生活的影响已经是无所不在，特别是争议性议题和不确定性议题的传播更加触动了公众的神经，比如转基因问题，干细胞移植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等，公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也呼唤公众能够在科学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因而也就有了公众理解科学和技术，公众参与科学等等。因而一些科技先行国家开始在科研项目中增加了科普任务，要求科研项目中融合一定的科普工作，把最新的科研成果传播给广大公众。

其实即使科研和科普出现了分离，但是科研项目中仍然存在着科普工作，只是这种科普只是局限在了同行之间，特别体现在老带新、传帮带的过程中；这似乎与我们要求的科研与科普相结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即在科研的过程中向广大公众进行科普。

在研究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过去，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来看清科研与科普相结合发展的脉络，并结合当前特定的社会经济情境，提出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可行化操作方案。

当然，可喜的是我们不仅设立了研究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项目，也有一些部门或者地方出台了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方案，进行了试点工作。但是科普工作无论何时都应该考虑到受众，只有受众才是科普的最终对象，因而在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过程中更应该考到受众，甚至让公众参与进来，这也就需要践行公众参与科学的历年，甚至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大环境下来考虑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