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下午,《科学新闻》杂志原总编辑，康乃尔大学传播学系在读博士贾鹤鹏到我所做了题为《科学传播、健康传播与风险传播的理论溯源、发展及其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机遇》的报告。

报告的内容十分丰富，信息量大，在报告中作者旁征博引，并结合自身的研究旨趣分析了一般传播学与科学传播学之间的源流关系。作者认为广义的科学传播应该包括科学传播，健康传播，风险传播和环境传播四部分，这四部分有些交叉，但又不尽相同。各自采用的方法也各有所长，而狭义的科学传播有具有鲜明的STS批判传统并结合了米勒体系。而一般传播学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心理学的一些方法和理论，比如归因理论，详尽可能模型，涵化理论，安逸理论等等。这些方面的理论并没有被狭义的科学传播所采用。

这也和博主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感觉传播学的圈子很少和科学传播圈子的人交流和互动，似乎二者没有对话，做科学传播的很少会探讨一般传播学的问题，对其相关的理论引述或者印证的也不多，除了拉斯韦尔的5W模式，很少看到有科学传播的论文探讨报告人所列举的一些理论，比如归因理论，涵化理论，选择性理解、记忆等等。但是反过来我们却偶尔可以看到传播学圈子的人会做一些科学传播的工作，比如马丁·鲍尔和马西米阿诺·布奇主编的《新闻、科学与社会—新闻和公共关系中的科学传播》一书就是由一般传播学领域的教职人员翻译过来的，可能正是由于两个圈子缺少必要的互动，可以在本书的中译本中看到很多科学传播者可能感觉别扭的地方，如果往大的方面说就是一般传播学也未必了解科学传播这个小领域。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一般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会申请承担一些科学传播的课题，这方面中国科协发布的一些课题由传媒大学中标后承担可能是一个不太恰当、但是却可以作证博主观点的一种情况。

贾鹤鹏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美国召开的两次科学传播的科学（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的会议，有关这个会议的一些内容，博主也曾发过几篇博客介绍相关的情况，同时也在其他场合探讨过。针对这次会议的一些更学术性分析和探讨的论文也被《科学学研究》采用，2015年将见刊（作者为贾鹤鹏，刘立，本博主以及任安波博士）。

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贾鹤鹏引用了大量的传播学的文献来探讨科学传播的相关问题，同时还提出了中国学者可能做出一些重要贡献的方面和途径，博主本人的感觉是随着科学传播越来越得到重视，如果要让相关的研究再继续前进，中国方面的研究应该也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另外一方面科学传播确实应该从一般传播学中借鉴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

北京大学的朱效民以及国科大的部分老师也拨冗前来听了报告并和贾鹤鹏进行了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