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续收到同事们的私信和电邮，围绕着这几天的讨论。

先补充有关我们的这篇题为：“有样学样：为什么一些中国人选择改造扎根理论方法论”英文文章（Wang, Shi, Li & Fei, 2023）的反馈。

那些说可以改造（譬如，何木叶、刘电芝，2022，贾旭东、衡量，2016），扎根理论这个方法，甚至“需要重新改”（ref.）的人怎么就那么学术无能呢？他们说洋大人说的、可以改。好啊，那么我就把他们提到的这些洋大人及其同事的各种错误和问题找出来，并且在地表上唯一的扎根理论英文期刊里公开这些错误和问题。他们肯定没有能力发现这些洋大人及其同事“鸭脖=鼠头”（ref.）、文献综述=理论性编码（ref.）等一系列错误和问题。满脑子就是发文章/出书/评职称等等。“捞好处”（ref.）倒是搞得快呀！

我们也在接下来的另一篇“GT in China”（扎根理论在中国）的英文文章（Fei & Lowe, work-in-progress）里提到，这些说可以改，甚至“需要重新改”（ref.）的人怎么会学术无能到如此地步，像寄生虫那样依附在扎根理论这个方法上。怎么自己不提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方法，并把其中的研究步骤和程序交代清楚，并且用新的术语来命名他们的方法呢？ “学术自慰”（Fei & Lowe, work-in-progress）实在是太爽了，是吧？

昨晚（2023年7月2日）某体育学专业的同学的电邮（ref.）：

尊敬的费老师：

您好！我是XX体育学院的。。。。。。 之前一直在关注扎根理论研究。。。。。。

      今天正好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其他人转发的，您评论林志义、尹志华等人关于体育学领域扎根理论研究的文章，读完之后感觉受益颇多。

      近几年来，发现体育领域应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文章很多，而且不少文章发表在体育学领域的著名C刊上面，而且涉及到多个方面。但是，每个人的应用都不太一样，我们感到很困惑。

      以下几篇文章也是近两年刚发表的，之前我一直在阅读的，也请您做一些点评，这样我们初学者也可以更加清楚地辨别这些文章是否真正的应用了扎根理论。

[1]杨闯建,史维,田小静.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建设实践研究——基于华东交通大学教改案例的扎根理论分析[J/OL].体育学刊,2023(03):113-119.

[2]郭庆.老年人数字体育融入障碍的影响机理与应对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3,46(01):93-104.

[3]赵海波,彭千.基于扎根理论的体能教练实践能力探索性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06):74-79.

[4]张晓丽,张义祥,董林浩等.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理论体系构建[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06):574-583.

[5]徐杰忠,张毅恒.乡村振兴战略下户外运动目的地演化路径与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基于扎根理论的安吉县案例研究[J].体育科学,2022,42(09):36-44+89.

[6]柳鸣毅,敬艳,但艳芳等.体教融合视域中学校体育改革的实践逻辑——基于中小学校体育改革的多案例扎根理论分析[J].体育学研究,2022,36(05):52-62.

非常感谢您！祝您工作愉快！

XXX

XX体育学院XXX

谢谢这位同事（ref.）的电邮。我只看方法，其它的统统忽略，因为连方法都弄错了，什么概念/框架/解释等都没任何意义了。我先分享我个人的阅读习惯。在所有和扎根理论有关的文献里，一旦我看到有用“主轴编码”的，我就马上停下来，因为不是扎根理论。还有，我只看英文文献，尽量英文文献里有大量错误和问题。

首先，这六篇都采用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就按照这一版本的做法，这六篇统统没有按照其做法进行研究。每一篇里我选几个（不是所有）问题进行分析。正如这位来信的体育学同事（ref.）指出的，既然都采用了同一个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每个人的应用都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1]杨闯建,史维,田小静.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建设实践研究——基于华东交通大学教改案例的扎根理论分析[J/OL].体育学刊,2023(03):113-119.

“以华东交通大学开设的23门体育选项课程为研究对象，采取目标抽样方式抽取每门课程负责人和审核人共计2名教师的课程教案。如果遇到审核人叠加的情况，按照随机抽样方式搜集23门体育选项课程设计的教案“思政点”，同时对各专项体育课程负责人进行访谈，总计搜到46 份体育选项课程教案设计的“思政点”和23 份各体育选项课程负责人的访谈内容。”（p. 114）

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里的采样是“目标抽样方式”和“随机抽样方式”？

“采用Cronbach α系数检验4 个核心范畴的内部一致性水平，4 个核心范畴的a 系数值分别为0.907、0.886、0.852、0.867，α系数均高于0.8，说明内部一致性水平较高。进一步对获得实践提炼和理论意义的初始范畴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分析，将数据导入Stata 16 社会科学定量统计软件，KMO 检验值为0.875，大于0.6 的临界水平，通过巴特球形检验，Sig 值小于0.05 的显著性水平，4个核心维度的因子载荷系数均高于0.80，理论饱和度保持在80%以上水平。综合各项数据检验结果，说明本研究的核心编码具有较高的理论饱和度，在核心维度解释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水平，证明本研究的核心维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水平。” （p. 117）

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里是这么做的吗？这完全不属于扎根理论的范畴。你们不是说，“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GT)是基于信息归纳与提炼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p. 114）吗？

[2]郭庆.老年人数字体育融入障碍的影响机理与应对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3,46(01):93-104.

“经典扎根理论分为实质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2 个主要步骤；程序化扎根理论包括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则包括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以及理论编码4个步骤。” （p.95）

难道经典扎根理论里没有理论性编码？

主轴编码=Spindle Coding? (p. 98）

英文原著里是这么写的吗？

“在最初的访谈中，广泛选择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开放式访谈，例如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您是否了解数字体育（智能体育用品、体育APP、互联网体育传媒等）？您是否参与数字体育？随后层层递进，对于数字体育参与者，询问其参与的类型、范围、程度，得到功能使用局限等相关概念，并引导下一步的访谈主题聚焦到技术负担层面，发展出运动受伤、不实用等初始

概念” （p.95）

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里不是要自下而上吗？怎么可以预设呢？ “对于数字体育参与者，询问其参与的类型、范围、程度。。。。。。，并引导下一步的访谈主题聚焦到技术负担层面。。。。。。” （p. 95）这个做法和其它方法里的访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这个做法与作者声称的、“扎根理论的抽样为理论抽样”（p.95）完全背道而驰。

[3]赵海波,彭千.基于扎根理论的体能教练实践能力探索性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06):74-79.

“扎根理论访谈对象20 ～ 30 人为宜。。。。。。根据实际情况本研究共访谈了24名体能专家( 其中教学主导型教授和副教授12 名，科研主导型研究员和副研究员6 人，从事体能训练工作10 年以上的体能教练6 名) ，采用一对一访谈”（p.74）

这一做法完全不符合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的做法。

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认为“20-30人为宜”？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里的采样是“根据实际情况”？

“文本资料收集

为尽可能全面的获得原始材料，将国外有关体能教练专业化发展的文本纳入原始材料。通过文献进行回顾，能够使作者在分析原始材料时保持较高的敏感性以及提高访谈质量，且不会影响整个研究场景，也能使研究达到理论饱和。” （p. 74）

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鼓励在研究一开始先“通过文献进行回顾”吗？

“使研究到达理论饱和”？是什么达到理论饱和？

[4]张晓丽,张义祥,董林浩等.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退役运动员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理论体系构建[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06):574-583.

“按照“理论性抽样”这一基本原则，尽量选取具有不同个体特征( 不同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运动项目、运动等级、运动年限、工作类型、收入阶层、地理区域等) 的退役运动员，同时严格按照扎根理论对原始资料收集的要求，历时2 年多时间，共访谈了15 名具有典型个人特征的中国退役运动员。其中，男性6 人，女性9 人; 年龄覆盖19 ～ 45岁，退役年限从1 ～ 24 年不等，运动等级涵盖国际健将、运动健将、国家一级运动员、国家二级运动员等，他们之前从事各种运动项目，来自全国11 地市不同等级的训练队，既有世界冠军，也有普通退役运动员，目前从事不同的职业( 见表1) 。” （p.576）

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里的理论性抽样是这么做的吗？和其它采样方式（比如，目的性采样）有什么区别呢？

“同时在编码过程中由5 位编码者同时进行，对他们对每个文本文件中各节点

上出现的频次编码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一致率达到91. 07%，符合编码一致性要求”

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里可没有这些东西哦。不要用任何软件！

[5]徐杰忠,张毅恒.乡村振兴战略下户外运动目的地演化路径与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基于扎根理论的安吉县案例研究[J].体育科学,2022,42(09):36-44+89.

“因此，为深入了解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发展规律，选择在原始资料和经验

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建立理论模型的扎根理论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具有合理性” （p.37）

“本文遵循朱丽叶·M. 科宾等（2015）提出的“程序化扎

根理论”研究范式” （p. 37）

朱丽叶小姐现在认为，“建立理论模型”不再是研究的唯一目的哦（Corbin & Strauss, 2008）。

又是主轴编码=Spindle Code？（p.38）怎么和上面的一篇、郭庆（2023，p.98）错得一摸一样？

“根据扎根理论方法中的理论抽样要求，以及Miles 等（1994）提出的三角互证法，本文通过多个渠道收集数据进行分析与相互验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尽可能多的数据来源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弥补单一证据来源的不足与偏见。首先，通过对搜集到的相关学术论文、政策文件、微信公众号推文及新闻报道等进行研读，加深对案例地的理解与把握，并找到适合调研的地区和可供访谈人员的线索。”（p. 37）

“通过对搜集到的相关学术论文”，这不是先找文献吗？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里是这么做的吗？

[6]柳鸣毅,敬艳,但艳芳等.体教融合视域中学校体育改革的实践逻辑——基于中小学校体育改革的多案例扎根理论分析[J].体育学研究,2022,36(05):52-62.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进行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包括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编码、理论生成等3 个环节。”（pp.52-3）

这是扎根理论研究还是案例研究，还是两者之混合？

“本研究采用理论性抽样的原则，遴选具有代表性和推广价值的典型案例”（p.52）

完全自相矛盾！这不是理论性采样！

主轴编码=Spindle coding？又是这个，和上面两篇文章错得一摸一样。

好了，分析完这六篇体育学领域中声称应用了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的文章。我的判断如下：

（1）这六篇文章都没有按照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的做法进行研究。这再次说服了我自己，目前在中国没有一项研究是真正用了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更不用说经典扎根理论了（除了冯园，2021等极少数人）。这一点我在“有样学样：为什么一些中国人选择改造扎根理论方法论？”这篇英文文章的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2）怎么可能在这六篇文章的三篇中，出现一摸一样的错误？主轴编码=Spindle coding？ 

（3）上述这些问题同样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学科里，包括母语是英语的地方。洋人都在瞎闹了。

（4）既然这六篇文章的作者选择了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那么就要深入了解清楚这一版本的扎根理论。不要指望读一、两本中译文，几篇期刊文章就能搞清楚来龙去脉。我强烈建议静下心来读英文原著，而且只读英文文献。我抛出几个线索，让那些认同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的人去进一步深挖：到底有几个采样方式？1、2、3还是更多？你们俗称的“三级编码”（ref.）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5）昨天某同事（ref.）在群里问我，“费老师认为三级编码不对的点是哪里呀？”

一些人满嘴的“科学”、“研究”、“成果”、“知识”、“理论”等说辞，无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所谓的“学术生涯”。弄虚作假、学术不端铺天盖地。在扎根理论里，所谓的程序化版本扎根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不久前（ref.）我有公开分享，斯特劳斯和他的学生、科宾提出的这一所谓扎根理论的部分历史背景是因为科宾为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要斯特劳斯成为共同作者（Strauss & Corbin, 1990）。斯特劳斯出于某些考量，最终还是答应了。我们在英文世界里首次透露这些历史背景，还原真相。我们的同事有在斯特劳斯去世前，在斯特劳斯家中当面询问他有关所谓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Strauss & Corbin, 1990）这本书的相关细节（Fei & Lowe, work-in-progress）。我也再三提醒我们的同事，只许讨论扎根理论，不要涉及扎根理论以外的内容。

（6）这六篇文章完全可以不用扎根理论这个方法，也照样可以提出概念/理论/解释等，也照样可以进行采样、资料收集、编码、分析等。完全没必要用扎根理论的这些研究程序及其术语，否则的话，就是滥用扎根理论术语（ref.）。

好了，就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