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在中国期刊出版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40年代以前，其期刊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萌芽期。这一时期，此地创办了我国当时为数不多的一些期刊，如1827年创刊于广州而于1843年迁至香港的《广州纪录报》；1853年创刊的《遐迩贯珍》，1861年创刊的《香港新闻》等。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亦曾以香港为制造革命舆论的地方，创办了一些刊物，其中以1905年创办的《有所谓报》为代表。但这之后，虽然祖国内地的期刊出版业呈蓬勃之势，而香港的期刊除了一些宗教期刊而外，大多却未随时代的推进而有大的发展。

    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繁荣期。从“七七”事变之后至抗战间广州、武汉沦陷，香港的期

刊稍具规模者仅有《东方杂志》等七八种而已，抗日气氛亦很淡漠。正如茅盾所说：“似乎进入了一片文化沙漠。”但是，由于香港的纸张免税和优越的出版、印刷条件，不少刊物在内地注册而在香港出版，之后再运回内地，故使香港几乎成为“我国文化运输的总站。”一些科技期刊也随之发展起来，如：在综合性科技期刊方面，香港建设周刊社于1923年9月创办《建设周刊》(共出3期)；在农学期刊方面，香港农学求新会约于1922年10月创办《农学求新会月刊》(共出16期，停刊于1924年1月)；在医学期刊方面，医声通讯社香港分社于1937年10月创办《橘林医报》月刊(共出2期，停刊于当年11月)；香港健康知识出版社于1938年6月创办《健康知识》月刊(仅出1期即停)；在工程技术期刊方面，香港印刷业商会于1940年5月创办《印刷月刊》(共出4期，于当年8月停刊)，该会还同时办有《印刷艺术》月刊(共出5期，于当年9月停刊)。这些期刊顶多出版四五期即销声匿迹，极个别的农学期刊亦有持久者，但也不过10多期而已。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局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然而，在抗日战争中期的4年多时间里，香港期刊业呈空前繁荣之势，其战斗性甚至强于内地，并出现数量繁多、种类齐全的新局面。1938年至1940年间，期刊数量骤然增多。特别是1941年茅盾等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集港，与原在此坚持斗争的人士聚合，形成可观的阵容，于是期刊即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诸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乔冠华主编的以中、英、法、俄四国文字出版的《今日中国》等一大批新创办的进步期刊，象征着香港期刊业的繁荣。在科技期刊方面，甚至创办了以锻炼身体、普及医学知识为主旨和发行60余期的《健与力》(1938年12月创刊，后迁重庆、上海，1946年停)。香港中国国货实业服务社于1941年1月创办的《国货与实业》(共出11期，于当年11月停刊)，亦成为倡导技术增产、提倡国货和抵制仇货的名刊。

    三是1941年12月25日香港陷落后的陡然衰落期。这时，出版机构和文化人士全部撤离，日本侵略者又对文化事业实施高压控制和扼杀，因此，香港期刊业遂陡然衰落。此时，除《新东亚》等极少几种日伪刊物之外，几乎全部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恢复，也难以重振抗战中期的繁荣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