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本人新浪博客“我的阅读我做主”2007-10-27）

 

书能带来梦想，也能熄灭梦想。

 

年轻时读过的书几乎都是正面的、主流的，它们一直在助长我求知向上的决心，助长我看待事物的幼稚心态。

 

刚进中科院读研的第一年，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自然科学经典名著的阅读计划，那段时光，我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读了薛定谔、爱因斯坦、谢灵顿（C.S.Sherrington）、卡德尔（E.R.Kandel）、卡兹（B.Katz）、霍奇金（A.L.Hodgkin）、维纳（N.Wiener）、坎农（W.B.Cannon）、艾什比（W.R.Ashby）等等名家的很多作品。我如痴如醉地汲取着正面的营养。

 

爱因斯坦1940年在《科学与自由》一文中说：“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那时的我，尽管一直也喜欢独来独往，但毕竟受正面论说的影响太深，缺乏反叛的细胞，骨子里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

 

直到有一天，一本书成了导火索。被称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流派开山鼻祖的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在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共鸣，我对科研工作的看法开始突变，科研在我脑海中开始一步步地被拉下神坛。

 

我记得那是一个大晴天，我一个拿着这本书来到上海植物园，选了一块草坪。身边的美景被抛在脑后，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呆坐许久。

 

我不是专业研究科学发展史的，不敢说完全读懂读透了这本书，但它对我有一点影响是根本性的：它用充分的论据显示出，科学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在没有革命性事件爆发的时候，科研工作都是在同一个特点范式（paradigm）下进行，都是些补充性的工作（甚至许多工作都是可有可无的），并不具有被人们夸大了的意义。我还记得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是：与其说科研是在反映客观，不如说人们是在通过科研寻找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实际上，在看到这本书之前，我已经有了一些感悟。我看到研究所里也是上班下班考勤打卡，就觉得很失落。对绝大多数从业者来说，科研是似乎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不再是“出于自愿，行于有闲”。自从有了科研的建制以来，科研已经发展成一种职业。当时一位同学说得好，有些成果之所以能得诺贝尔奖，除了它的开创性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解决了一大帮人的就业问题。

 

后来我又读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的W.Broad与N.Wade编的《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界的弄虚作假》（Betrays of the Truth, fraud and deceit in the Halls of Science），它的第七章“所谓逻辑性的谎言”可谓是火上浇油，让我最终彻底摒弃了科研具备纯粹性和神圣性的看法。这一章的论述同样很有说服力，它尖锐地提出，科研并不是一个纯逻辑推理的过程，那不过是一个谎言，科研中到处充斥着人为的主观因素。科学论文也是一种八股化的文体，它本身就违背了追求真理的原则。

 

亲身经历过科研，对这样的论断深有同感。

 

科研圈子有时候就像一个围城。当初努力进来是为了圆梦，而真正到了里面，呆了几年，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却终于使我想要摆脱它，甚至杀它一个回马枪。是科研让我“背叛”了科研。

 

1997年博士毕业，我改行当了一名编辑。

 

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这一年，一本名为《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的书出版了，副标题为“在科学时代的暮色中审视知识的限度”（Facing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in the Twilight of the Scientific Age）。这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它的编者是《科学美国人》资深撰稿人约翰•霍根（John Horgan），中译版也在同年出版，漆黑的封面上写着一句话：“科学（尤其是纯科学）已经终结，伟大而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对我而言，专心于学习和科研的时日也在那一年结束了。我开始了新的探寻，未来依然扑朔迷离。这种归零的感觉总让人略感兴奋。

 

之后，将是一次又一次的围城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