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瘟神的传说

回到本节的主题。瘟神是谁？人们为什么要塑造这么一个神灵（实际上是多个）？

从发生学角度讲，微生物比人类早。可以说，人类诞生之始，就面临着瘟疫的侵袭和折磨。据有关研究，古人类化石就有梅毒、寄生虫病的痕迹；早在1万年前，天花病毒就出现在地球上，3000多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可以见到天花的疤痕；肺结核的历史，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意大利和埃及；麻风病的记载，可见于公元前1900年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被称为“siptu”。我国关于瘟疫的文字记载，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里就可以看到，其中“疒”“疠”“疥”“疫”“疾”“痐”“蛊”等，均与传染病有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疾年”和“祸风”的描述，表示那时已经有了瘟疫流行的概念和病因的探讨。“大疫”的名词在周代的典籍中已经十分普遍，《礼记》则多次提到，并可见到“疫疠”“天行”“时行”“时气”等说法，说明经常发生瘟疫大规模流行。

瘟疫是人类童年的梦魇，原始人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面对瘟疫的暴戾和肆疟，他们是那样怯弱，既无法驾驭，又不能理解，内心充满了恐惧，因此“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应运而生。那时候，几乎有多少种自然现象，就有多少种善恶难分的神灵或魔鬼，各种疾病都有着不同的鬼神来管辖。在古埃及的神话里，赛特神（Set）是魔鬼的化身，掌管播散和治疗流行病。《圣经》记载，耶和华能够直接降下瘟疫，以惩罚和训戒人或牲畜；《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记载了上帝的使者可以使人患上鼠疫，那是一位叫做阿波罗• 斯敏吉阿斯（Apollo Smyntheus）的鼠神所为。此外，古希伯莱人的蝇神、古巴比伦的纳加尔神、古希腊的宙斯、古印度的女痘神Sitala（和天花的病名一样）、古罗马的女神菲波尼斯（Febris）和美菲提斯（Mephitis）等，都是掌管瘟疫的。在古希腊神话里，“潘多拉的盒子”是关于瘟疫的最经典的传说，讲述的即是疫病蔓延，横扫大地，死神肆无忌惮地吞噬人的生命的故事。

在中国的原始神祗中，西王母就是掌管疾病疫疠的，蚩尤也是一个瘟神总管，《述异记》云：“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大疫。其俗遂为立祠。”传说中顓頊也被认为是“疫神帝”，因为他有3个儿子，死后都变为疫鬼。《山海经》中还讲到一些“见则大疫”的怪兽，造成瘟疫流行。在我国少数民族的神话里，也有不少制造瘟疫的神怪，如云南白族的“大黑天神”，本来是玉皇大帝派他下凡播散瘟疫的，结果他不忍涂炭生灵，把瘟疫种到自己身上，又吞下所有符咒，从而全身变黑。还有一个故事，讲远古大理来了一批瘟神，一对兄妹为民除害的经历。可见在上古之时，世界各民族的先民们都对瘟疫不可理解，最终只能归结于神怪，那是原始崇拜的结果。

关于瘟神的记载，我国古代还有另外几个版本。一是《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载，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6年）六月，有五力士现于空中，距地三五丈，身披五色五瘟使袍，各执一物。一人手执构子和罐子，一人手执皮袋和剑，一人手执扇子，一人执锤子，一人手执火壶。帝问太史张居仁此为何神，主何灾福？答曰：此为五方力士，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仁贵，总管中瘟史文业。现天降灾疾，无法逃避。是岁果有瘟疫，国人病死者甚众。
　　隋文帝遂立祠祀之，六月二十七日下沼，封五方力士为将军。黄袍力士总管中瘟史文业封为感威将军，青袍力士春瘟张元伯封为显圣将军，红袍力土夏瘟刘元达封为显应将军，白袍力士秋瘟赵公明封为感应将军，黑袍力士冬瘟钟仁贵封为感成将军，并规定五月五日为祭祀之日。
　　民间从此有五方瘟神的祭祀信仰，这五名瘟神也是民间尊崇道家信仰的一个主要祭祀活动的神仙，每逢五月五，民间的百姓便开展祭祀活动，立五方瘟神的神像，祭祀瘟神，祈福一年平顺，老百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二是《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封了365位正神，其中有吉星，也有煞星，还有瘟神。熟悉《封神演义》或者封神榜影视剧的都知道，被封为瘟神的，是截教弟子吕岳。吕岳这名字没有杨戬、哪吒之类的知名度高，但他的本领，却是《封神演义》中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有制毒练药的神通秘术，一旦用起来，可以造成大范围致命伤害，瞬间伤害百万生灵。

吕岳被封“瘟癀昊天大帝”的神位，他可不是光杆司令，手下还有六位正神，分别是东方行瘟使者周信，南方行瘟使者李奇，西方行瘟使者朱天麟，北方行瘟使者杨文辉，劝善大师陈庚，以及瘟道士李平。各位正神负责不同区域的瘟疫事务，人们必须小心供奉，否则即可造成瘟疫流行。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所指的瘟神是哪一位，也许泛称所有的瘟神。

神灵崇拜的哲学基础是万物有灵的有神论，它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全部历史。有神论适应于人类的无知、幼稚和异想天开，因而，它对世界的描绘也是粗线条漫画式的。

既然瘟疫由鬼神所致，超自然力救助就成为必需。古希腊神话中，许多神都有为人类治病消灾的能力，其中专门的医药之神是阿波罗的儿子阿斯克雷庇亚斯（Aesculapius），据说他外出行医，总是带着手杖，手杖上盘绕着一条毒蛇，有以毒制毒的含义。后来这些成为医神的化身和医药的图腾，至今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徽还是蛇和手杖。在上古时期，人们对付瘟疫的唯一办法就是祈祷上天，借助于与鬼神打交道的人——巫师来实现。我国古代的巫医，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在甲骨文中，商人用祭祀对付疫病的方法主要有：①祰病，染疾后向祖先祰祭，以祈保佑；②御病，在卜辞中，含攘除灾祸之义；③祕（今字“秘”）病，祭名，用祕祭致意神，求神停止疫疾的传播；④卫病，通过卫祭，求神保护，攘病除灾；⑤匄（今字“丐”）病，向鬼神乞求疫止病好。

（二）人类早期的“物我混同”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完成了从猿到人的生理变化之后，就开始心理和思维意识上的跃进。但是，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在人类的孩童时代，还没有脱离自然界的朦胧意识，万物皆我、物我不分的观念曾经长期存在。把外界的一切东西都看成和自己相同的、有意识的生命体。

 傅亚庶在他的《中国上古祭祀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版，2007年11月）提到：

原始人在理解他本身和围绕着他的自然界时所陷入的主要错误或疏失是，他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分开，而把他自己与自然的现象和力量合为一体。因此，当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他误认为自己也有唤起或创造这些现象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又把仅为人所具有的能力与可能广泛地归属于自然力以及我们称之为无生气的自然界的物体。这就是说，他把他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加到了自然身上。

按照人类学的理论，这种原始思维的特征，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庄子·马蹄》曰：“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又曰：“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成玄英《疏》曰：“填填，满足之心。颠颠，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时，人既遣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内足，填填而处无为；自不外求，颠颠而游於虚淡。”从《庄子》的论述中，我们窥见了战国时期流传的关于史前社会的一些情况。《庄子·应帝王》曰：“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释文》引司马云：“徐徐，安稳貌。于于，无所知貌。”郭庆藩《集释》曰：“于于，即盱盱也。《说文》：‘盱，张目也。’于与盱，声近义同。《淮南·俶真篇》‘万民睢睢盱盱然’，《鲁灵光殿赋》‘鸿荒朴略，厥状睢盱’，张载曰：‘睢盱，质朴之形。’《淮南·览冥篇》‘卧倨倨，兴盱盱’，高注曰：‘盱盱，无智巧貌也。”’《论衡·自然》曰：“三皇之时，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为马，乍自以为牛。纯德行而民瞳矇，晓惠之心未形生也。”正是基于这种物我混同的原始思维，原始人类把自然的一切都看成自己的同类。

他举例说，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有一种以十二兽纪日的历法在彝族流传。桂西彝对十二兽的排列是：龙、凤、马、蚁、人、鸡、狗、猪、雀、牛、虎、蛇。毛道黎对十二兽的排列是：鼠、牛、虫、兔、龙、鱼、肉、人、猴、鸡、狗、猪。这种把人与动物平起平坐的思维模式，正是早期人类物我混同思维的体现。

（三）灵魂观念的产生

人类学家和哲学史家认为：灵魂、心身问题，是原始先民最先思考的哲学问题，它先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问题的提出。关于这一点，陈兵教授在《佛教生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版）中指出：

大概从人类有了理性思维的余暇，把自己从动物界区分出来的时候起，人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人从哪里来？为什麽要死？死后有无续存？便开始困扰先民们混沌初开的心灵。关于生死问题的思考，酝酿出了人死后生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灵魂不死的信仰。据考古发现的物证，这种信仰流传的时间，最早可上溯到约十万年前。

在欧洲、土耳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墓葬遗迹中，死者有石器随葬，尸体周围有花束、红色碎石片，表明当时人已有人死后继续存在，或者认为死亡是迁往另一幸福世界的喜庆之事的信仰，而且成为社会群体的共同观念和习俗。

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五万年前的中国山顶洞人，埋葬死人已经有一定规矩：死者身旁撒有赤铁矿粉粒，随葬品除了燧石、石器等生活用具外，还有石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红色，象征血和火，以红色赤铁矿粉粒撒在尸体旁，可能是表示希望死者永生的祝愿，随葬器具，则分明表示供死者的灵魂使用。到了仰韶文化时代，葬仪进一步复杂化，陕西华县元君庙墓中发现的童尸，盛放于特制陶瓮内，口上盖陶盆钵，其底部钻有小孔，考古学家认为是供死者灵魂出入之用。这种风俗在云南某些少数民族中至今尚有遗留。西安半坡村出土文物发现，在距今六、七千年前，以粟为殉葬品。大汶口古墓中的殉葬品有工具、猪头、骨等。古埃及人以黄金、食物陪葬。

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地球上现存的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后进民族，几乎都有灵魂不死的信仰和相应的葬仪。先进民族中，也多残存着上古原始的灵魂观念和有关葬仪的残迹。这说明，死而不亡或灵魂不死，是人类智慧初开时期对于生死之谜的普遍的、共同的解答。

为什么全人类的远祖们不约而同地信奉灵魂不死？这一现象，陈兵教授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一是本能性的求生欲望和死亡恐惧；二是恋亲感情和同类相怜；三是特异现象的启示；四是梦的启发。总之，灵魂不死的观念，在理性思维尚未成熟的原始人那里，是以深潜于人性深处的贪生畏死天性所决定的死亡焦虑为根本，受抗拒死亡意欲的驱动，在思考与灵魂、死亡有关的梦境和特异感知等经验时，必然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