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医学起源

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过去的医史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诸如医源于神、医源于圣、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人类之爱、医源于劳动等等，都各有所据，又各有所偏。

1. 本能医学

医学源于动物本能，西方一些著名医学史家大都持这一看法。中国学者在千年前已有这一论述。唐代的《朝野佥载》中说：“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逐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唐﹒张鷟《朝野佥载》第7页，丛书集成本）

动物在其生活中，具有克服痛苦、保护生命的本能，从而产生某些自疗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是无庸怀疑的事实。人类起源于动物，遇到疾病和意外创伤，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求解除痛苦、恢复健康的方法。因此，著名医史学家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1874-1953）说，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种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

但是，原始人类和动物仍然有着本质的差别。尽管原始人类与动物同样具有保护生命的本能，却是在原始思维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思索，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从偶然的事物中发现事物的某些联系，这就是人类的理论思维在医学创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因此，动物本能的自救行为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医学，本能的医疗保护行为只有通过思维活动，转化为自觉的经验积累，转化为理论思考才会出现真正的医学。

2. 实践医学

关于医学起源，在30-40年代，余云岫、范行准等就提出过“源于经验积累”、“源于巫”[余云岫. 撰述医史之我见. 中华医学杂志，1936，(11）：][范行准. 医史学上的方法论. 中华医学杂志，1949，(11）]的看法。5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医学源于劳动的观点，并对医源于巫、源于动物本能的观点进行批判。

80年代初，我国学者认识到不能将这一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和公式化，而应重新加以深入研究。1983年，祝长坦等认为，人类医学与动物的本能救护行为之间有继承性，并提出“医学起源于动物本能，劳动创造了医学”[祝长坦，等. 医学起源于动物本能，劳动创造了医学. 医学与哲学，1983，842]的观点。但是，医学毕竟是特殊的实践活动，而且必须借助于理性思维才能够创立。

3. 圣人医学

医源于圣人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广阔的市场。燧人钻木取火，伏羲画八卦阐明百病之理，神农尝百草，黄帝作《内经》，是人所共和的。如果剥去这些传说的神话外衣，探求其合理内核，这些传说仍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指出：“古书凡记载大发明，都称为圣人。所谓某氏某人，实际上是说某些发明，正表示人类进化的某些阶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这是很恰当的。我国古代传说中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等圣人创造医学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上古不同氏族集团群体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对医药经验的积累和贡献，神农、黄帝等不过是这些氏族群体的代名词，表示着医学发展有不同阶段。

4. 巫术医学

不少学者持“巫医同源”观点。陈邦贤认为：“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离。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37：7]范行准也认为：“治病之巫，实际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职业医生。”[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0]马伯英认为“与医学最初起源关系最多的是原始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原始思维产生的第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恰恰是巫术医学。”[马伯英. 中国医学文化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86]胡新生也指出：“最早的巫师也是最早的医生。巫医同源的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表现得十分突出。”[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对于“巫医疗法”的定位，梁钊韬将巫术视作“原始人类联想的误用”，是“伪科学的行为”[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16]。任继愈表示，“在原始社会，巫术是自发形成的；在阶级社会，巫术常被用作装神弄鬼进行欺骗的工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486]。不仅中国社会长期对此持负向态度，其他国家地区学者的看法亦相似，弗雷泽坚定认为“谬误的规则就是巫术”[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汪培基，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77]，埃文斯·普理查德在调查苏丹南部赞德地区若干年后，也观察得出当地巫医多是说谎的人，是江湖骗子[E·E·埃文斯·普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8]。而近几十年国内学者对巫术疗法又有新的检讨与反思，主动脱离“伪科学”“迷信”等探讨语境，将祝由法等巫术视作中国最原始的心理疗法[袁玮.中国古代祝由疗法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1）.[11] 王正凯，刘明军.祝由：原始的心理疗法.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8）]。并且随着新史学的发展推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巫医”放回历史语境下进行中肯评价[林富士.汉代的巫者. 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李零.中国方术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笔者赞同这一医学起源的观点。就技艺层面的演化而言，最早是本能医学，随后是经验医学，再后是循证医学和精准医学。但医学不仅仅是经验和技术，还需要解释：最早是巫文化，随后是自然哲学和常识，再后是基础医学。因此，医学始终包括两大部分，即医疗实践活动（无论是低级、简单的，还是高级、复杂的）和医药卫生知识（无论是系统、正确的，还是零碎、不太正确的，甚至荒谬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大部分都在不断地进步之中（图0-2）。

图0-2   人类医学史示意图

基于构建医学的两个层面来考察，医学的演化历程可分为三个时代，即原始医学时代、古医学时代和现代医学时代（其理论形式看描述为巫术医学、自然医学和实证医学）。原始医学是本能医学与巫术医学结合的产物，即采用超自然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医学技术的应用。这种医学来源于人类文明的神灵崇拜阶段，虽然有最初的药物和非药物治疗手段，但仍然服从于巫术文化的规范。随后“巫医分家”，医学经验与自然哲学和生活常识相结合，产生了今天仍然存在的五花八门的古代医学，即传统医学。再后，形式逻辑与实证研究结合，解除了经验医学与自然哲学的“拉郎配”婚姻，建立起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水乳交融现代医学体系。因此，它们各自代表相应的时代、思维特征、技术手段和知识体系（如图0-2）。

（二）理论与技艺的源头

只有零散的医疗活动和片断的医药卫生知识，还不能构成系统的医学体系，要形成完整的医学，必须借助人类的思维活动，哪怕是初步或陋谬的理论探索。思维活动的逐渐成熟，是医学发展成为系统知识的必要条件。巫术医学就是第一个借助理论思维将本能与经验搭配起来的医学模式，它顺理成章地实现了作为一种医学必须具备的操作技艺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知识体系。

1. 巫术医学还是神灵医学

行笔至此，不得不探讨一下巫术医学的定义。然而，作为一种技艺的巫术似乎无法承载创始医学的重负，除非将巫术看成一种文化（事实上可行）。当看到刘振的文章[刘振. 神灵主义医学何以可能？医学与哲学，2020，41（7）：22-26]后，笔者感觉“神灵医学”比“巫术医学”恰当一些，因为用神灵主义概括那时候的文化氛围更为准确。因此，尽管笔者乐意采用“神灵医学”的概念，但内涵所指实际上是大家常常称呼的“巫术医学”，或者“巫医”（这里指的是巫文化塑造的医学，而不是历史上的一种职业）。

所谓神灵医学，就是采用神灵主义的世界观阐述疾病和健康本质的一种医学。远古时代，人们认为世间的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灵主宰，疾病乃是神灵的惩罚或者是妖魔鬼怪附身，故把患病称为“得”病；治疗疾病则依赖巫术驱凶祛邪，而死亡是“归天”，是灵魂与躯体分离，被神灵召唤去了。这种把人类的健康与疾病、生与死都归之于无所不在的神灵，就是人类早期的健康与疾病观。即梁浩材教授在《社会医学》（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中所描述的：“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知只能作超自然的理解，认为疾病是鬼神作怪、天谴神罚，健康与生命乃神灵赐予。总之，归之于某种无所不在的神灵。……牵涉到健康和疾病的理解是：要祛病强身、避免鬼神作祟或祖先的惩罚，有赖于祈祷和巫术（多由巫医行使），并认为死亡不过是灵魂和躯壳的脱离。”

在原始社会，人们曾普遍的接受了这样一种“医学理论”：“整个世界到处都充满着那种支配着发生于人、动物、植物和矿物之上的每一件事的神秘力。一大群神和女神决定着疾病或健康，每种疾病都有着不同的恶魔在管辖。”基于这种“医学理论”，“占卜”方法在疾病的诊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古代的米索不达米亚，“占卜物有献祭的动物肠子制成，术士们……能从肠子碎片上辨认出邪恶精灵的相貌”。由于疾病被看成是邪恶的精灵对人的惩罚，为了驱走邪恶的精灵，达到治愈的目的，“病人首先要向僧侣医生坦白自己的罪行。在治疗这种‘罪行病’的时候，僧侣医生带上狮相面具，然后用种种的驱魔的办法：或则焚烧羽毛或是羊毛产生恶味；或则给病人一块借助满月时月光照耀而采集的植物做成的覆布；臭腐的面粉或是腐败的东西也可以用该驱魔；术士还有选择性的利用毒蛇，烂肉，尿，粪，小牛或猪的胆，以及那些一并被扫地出门的污垢和其他许多东西。看来似乎是这样，所有的药物要尽可的臭和龌龊，以便倒掉魔鬼的胃口”（梁浩材. 社会医学.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2. 原始人没有纯粹的医疗经验

许多学者不赞成巫术医学是各民族早期医学的基本形式。其立论前提是：在巫术医学出现之前和存在的同时，原始人也发明、运用、积累了不少切合实际的医疗经验。而这些经验才是原始医学中唯一有价值的。巫医相混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巫医的实质是攫取和利用这些经验，用迷信的方式治病。

有学者认为，原始人那里不存在未被超自然观念渗透过的纯粹经验[聂菁葆. 试论巫术医学. 医学与哲学，1990（5）：46-48]，他们不关心、甚至无视其经验或自然特性。他们重视的是其超自然的神秘作用力，因为原始人在一个许多方面与我们的世界极不相符合的世界里生活、思考、感知和行动着。在那里：看得见的（经验世界的）东西和看不见的（超自然世界的）东西是分不开的。彼世的力量比现世更完全地控制着他们的精神活动，引导着他们的意识避开对于我们所说的客观材料的推理。

无论施以何种疗法，如药物、饮食、放血等，只有具有神秘力量的疗法才有价值。疗效完全取决于具有巫术或神灵性质的联系和互渗。“他们的药草不是象我们的药品那样由于其本身固有的化学性能而发生作用，而是由于它们里面有神灵才发生作用的。”“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一个神在对另一个神发生作用，所以治病就是药神对病神发生作用。某些疾病可以由某些草的某些神来战胜。另一些疾病则不受这些住在草里的神辖制，它们只能由更强一等的神来根除。”

瑞典知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H，E.Sigerist）详尽地分析了原始人们应用的各种经验的和“理性”的治疗法如按摩、放血、外科手术，以及药膏、药草等，得出如下结论：在原始医学中，巫术的、宗教的、经验和理性的成分全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3. “巫”与“巫文化”的时代

医学史研究表明，无论是古埃及医学、巴比伦医学、印度古代医学、古希腊医学还是中国古代医学，都存在神灵医学（巫术医学）的早期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后，才是自然医学（自然哲学+常识作为医学的基础理论）取代神灵医学的过程。

神灵医学为什么发生？这要追溯到人类最早的“知识分子”——“巫”。什么是“巫”？巫是远古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专职负责沟通人与鬼神之间关系的联系人，绝对称得上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汉代何休所注的《春秋公羊传》解释说：“巫者，事鬼神祷解治病，请福者也。”《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巫，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唐代《众经音义》称：“事鬼神曰巫。”

巫的历史渊源非常久远，这里引用《国语卷十八·楚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的一段对话，描述了古代“巫文化”秩序下的理想社会。楚昭王问观射父：“《周书》上所说的重和黎使天地无法相通，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这样，人民就会升天吗？”

观射父回答说：“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古时候民和神不混杂。人民中精神专注不二而且又能恭敬中正的人，他们的才智能使天地上下各得其宜，他们的圣明能光芒远射，他们的目光明亮能洞察一切，他们的听觉灵敏能通达四方，这样神明就降临到他那里，男的叫做觋，女的叫做巫。让这些人制定神所处的祭位和尊卑先后，规定祭祀用的牲畜、祭器和服饰，然后让先圣的后代中有功德的，能懂得山川的名位、祖庙的神主、宗庙的事务、昭穆的次序、庄敬的认真、礼节的得当、威仪的规则、容貌的修饰、忠信诚实、祭服洁净，而且能恭敬神明的人，让他们担任太祝。让那些有名的家族的后代，能懂得四季的生长、祭祀用的牲畜、玉帛的种类、采服的礼仪、祭器的多少、尊卑的先后、祭祀的位置、设坛的所处、上上下下的神灵、姓氏的出处，而且能遵循旧法的人，让他们担任宗伯。于是就有了掌管天、地、民、神、物的官员，这就是五官，各自主管它的职事，不相杂乱。百姓因此能讲忠信，神灵因此能有明德，民和神的事不相混同，恭敬而不轻慢，所以神灵降福，谷物生长，百姓把食物献祭给神，祸乱灾害不来，物用也不匮乏。

“等到少皞氏衰落，九黎族扰乱德政，民和神相混杂，不能分辨名实。人人都举行祭祀，家家都自为巫史，没有了相约诚信。百姓穷于祭祀，而得不到福。祭祀没有法度，民和神处于同等地位。百姓轻慢盟誓，没有敬畏之心。神对人的一套习以为常，也不求祭祀洁净。谷物不受神灵降福，没有食物来献祭。祸乱灾害频频到来，不能尽情发挥人的生机。随后，颛顼受命重整秩序，让南正重掌天官以顺应神意，火正黎掌地官以符合民意。天地系统恢复九黎乱德之前面貌，不再互相侵犯轻慢，这就是所说的断绝地上的民和天上的神相通。

“后来，三苗继承了九黎的凶德，尧重新培育了重、黎的后代，不忘记他们先人的事业，让他们再度主管天地。一直到夏朝、商朝，仍旧由重氏和黎氏世代主管天地，分辨民与神的祭位和尊卑先后。在周朝，程伯休父是他们的后代，到周宣王时，失去了掌管天地的官位，变成了司马氏。休父的后代神化他们的祖先，以此向百姓显威，说：‘重能够把神灵的事情理顺，黎能把黎民百姓的事情做好。’但是逢遇周幽王乱世，没有谁能阻挡。否则，天地形成以后不再变化，怎么能相接近呢？”

附原文：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肿、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或。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

关于巫文化的历史，推测在夏朝以前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巫一直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有学者称，象历史神话人物“三皇五帝”这些人，他们很可能个个都是大巫师。在夏、商、周三代，巫风依然兴盛。夏大力推行巫祝文化，并有意识地利用其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到了商代，巫祝文化依旧处于鼎盛时期，商代的政治体制具有“巫政合一”的特点。巫的社会地位、权力非常大，有的甚至成为王权的核心人物。周承殷制，虽然西周时期巫的地位较商代略有下降，但是仍位居上层社会，其职位多为世袭者。总之，自原始社会到夏、商、周、春秋，虽然巫的地位代有下降，但一直到春秋孔子时代，巫仍身属贵族阶层，列职于官，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其政治地位特殊，社会影响较大。例如在那个时代，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重大事情。即使到了周代，仍然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在国家层面上，每逢重大活动都要行巫占卜。

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探讨了“巫医同源”，这里再补充几段古人的论述。《说文·酉部》：“医，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故“医”字，古作毉。《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诸巫疗窫窳》：“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山海经·大荒西经·灵山十巫》：“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医，同毉。《集韵·之韵》：“医，《说文》：‘治病工也……或从巫。’”《广雅·释诂四》：“医，巫也。”王念孙疏证：“巫与医皆所以除疾，故医字或从巫作毉。”清·俞樾《群经平议·孟子一》：“是巫、医古得通称，盖医之先亦巫也。”“巫、医对文则别，散文则通。”

还有，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列子曰：“医乎巫乎！其知之乎？”[杨伯峻，撰．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墨子曰：“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善为舍。”[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16：574]淮南子曰：“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548]班固曰：“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 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228]......

总之，巫-巫文化-巫术医学（神灵医学）三位一体，构成了远古精神世界与物质文化的主体与客体。

（三）神灵医学何以获效

在任何时代，医生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治病救人。能否治愈疾病，不仅依赖医生的技艺、理论修养，也依赖患者的配合与运气。人类历史上，巫医长期为患者治疗各种身体和精神的疾病，甚至在当今世界也能够凭借其法术蒙混患者。他们究竟有什么成功的秘密呢？

1. 巫医联袂

巫医虽然会使用仪式和符咒，但是他们并不排斥有药理活性和效能的药物。“一般来说，在巫术治疗活动中，符咒、仪式、药物常常是不可缺少的，甚至可以说，巫术治疗方式是一种‘符咒－仪式－药物’的治疗方式。”[邹成效，何天云.论医学模式的演进.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人类社会的早期是巫、医集于一体的，巫师用巫术治病时，也懂得采用医术与方药，而医师为了迎合患者的迷信心理的需要也学会了一套巫术，巫、医是不分的。杨堑先生指出：“我国古代原是巫、医并称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巫和医才逐渐分开，但在一些地区，解放前还很流行。”“直到今天，在一些后进民族中仍可看到巫术与医术相结合的情况。”（杨堑：《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巫医和巫师往往是一职两兼的，他们治病，常常一面使用巫术驱走鬼邪，一面用原始药物进行治疗。

为了证明道教的神奇与“灵验”，宣扬术到病除，道士们在使用神秘的巫术治病的同时，也大量使用药物。至今被称之为神奇的中成药七星丹、紫金霜、红升丹等，许多就是道教炼丹术士的发明。葛洪的《服食方》四卷、《肘后急要方》四卷、《金匮药方》一百卷，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集金丹药百要方》一卷、《服云母诸石药在十六水法》一卷等，都经千百年的实践流传下来的，反映了较高的医学成就。

例如破伤方：“日山东方，乍赤赤黄。上告天翁，下告地黄。地黄夫人，交吾禁疮。仙人提水，玉女洗疮。一禁便定，两禁平伏如常。鸣马鸣疮也，不惊天雷地加疮也。莫恐我是毗沙罗摄地虫。急急如律令，敕摄。”此咒语要求：若有破伤者，诵此咒四十九遍，初头喷三喷，诵咒一七遍，唾三唾。地黄本来就是一种能治疮痔的药草，在此方中变为“地黄夫人”教（交）人禁疮了。据《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六卷“地黄”附方中说，地黄是有禁疮之效的。该附方云：“丁肿乳痈：地黄捣敷之，热即易。性凉消肿，无不效。梅师方。痈痔恶肉：地黄三斤，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煎稠，涂纸上贴之，日三易。鬼遣方。一切痈疽：及打扑伤损，未破疼痛者。以生地黄杵如泥，摊在上，掺木香末于中，又摊地黄泥一重贴之，不过三五度即内消也。王衮博济方。”另咒方中还有“仙人提水，玉女洗疮”之说，敷地黄前，先将疮口洗干净，也合乎医理（参见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9页）。

再看一则道士画符治妇女难产的处方。第一种，大型难产符，符后有一段说明：“此符难产，随年几（纪）与吞。桃汤下。以醋点汤。七立桃仁，去兴。此法极秘，勿传。”第二种：小型难产符印，符印后也有说明：“难产者吞之。儿出，手把符出。见验大吉。”为什么饮桃汤吃桃仁呢？因为在人们的迷信观念中，鬼怕桃，桃汤桃仁能驱鬼避邪。但剥开这层符篆的外衣，可以发现桃汤、桃仁本身就能够治产妇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二十九卷“桃”附方中就指出桃肉和桃仁均有治妇女难产与产后百病之功效。其中写道：“妇人难产，数日不出，桃仁一个劈开，一片书可字，一片书出字，还合吞之即生。”“千金桃仁煎；治妇人产后百病诸气。”那么桃汤里点醋有何妙用呢？原来醋也是产妇在产子时必须要用到的一种中药。《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五卷“醋”条指出：“产妇房中，常以火炭沃醋气为佳，酸益血也。”李时珍鉴定，醋具有防治难产的功效：“胎死不下月未足者，大豆煮醋服三升、立便分解，未下再服。”“胞衣不下，腹满则杀人。以水入醋少许，噀面，神效。”高国藩先生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评论说：“‘难产符’实际是以符篆形式掩盖着的一付防治妇人难产的奇妙的药方。当我们层层剥开它的鬼的画皮，居然看见了道士们在这付符篆的葫芦里卖的却是一剂良药。……中草药作为中国医学科学，其来历十分复杂，但可以肯定，道教早期画符配合中草药治病，也是中国医学科学来源之一。道士是中草药治病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奇异的画符吞符尽管无稽而荒唐，但和以中草药吞服，又有其合理因素，不能一概否定”（参见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2. 自限性疾病

自限性疾病为神灵主义医学提供了大量正面案例，使巫医在归纳证实意义上获得了较高的信誉度。所谓自限性疾病，是具有自愈倾向的一类疾病。多见于病毒感染所引起的疾病，如感冒、水痘、风疹、甲肝等，这类疾病若不发生并发症，则即使不经治疗，经过一定的病程也可自愈。当然，对这类疾病进行对症治疗可以有效地减轻病情、改善患者的主观感受、提高生活质量，更可防止并发症的发生”。自限性疾病的特点是，在不发生并发症的情况下，不实施治疗，病程结束后，患者即可依靠自身免疫力痊愈。自限性疾病与非自限性疾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特征是不实施治疗即可自愈，后者的特征是不实施治疗患者将会转为重症或死亡。感冒既是一种常见疾病，也是一种典型的自限性疾病。

以感冒为代表的呼吸系统疾病，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段，而且发病率高达30％～50％。医学史的统计数据表明，古代人寿命并不长，“在不太幸运的地方，出生人口预期寿命徘徊在25岁左右。在那些能定期供应食物，多少有一些法律和秩序的地区，这个数字可能会在35岁～40岁浮动”[沃茨.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张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因此，对远古人而言，以感冒为代表的呼吸系统疾病是比较常见的疾病，而像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基本上是古人的罕见病。一般情况下，5～7天后，感冒症状逐渐消失而痊愈。虽然感冒是一种典型的自限性疾病，但是古人并不熟知。

因此，患者感冒的“痊愈”往往发生在巫医的“治疗干预”之后，便将符咒、仪式等“治疗手段”看作是“疾病痊愈”的直接原因。巫医因其能够治愈大量自愈性疾病，很容易就可获得较高的信誉和声望。更何况还有像水痘、风疹、外伤等自限性疾病，所以神灵主义的巫医必然会收获丰富的正面的临床病例。而这一成功，甚至会使巫医成为患者心目中掌控生老病死的权威。

3. 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效应的存在，也是巫医在更多复杂的医疗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巫医治疗时所完成的一整套仪式，具有强化远古患者战胜病魔的信心和信念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这一点对于患者疾病的治愈具有决定性作用。

所谓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即治疗过程中的象征性医疗行为、医疗物品、某种语言和医疗语境，引起了患者生理和心理的改善甚至治愈作用的现象。有的情况下，安慰剂效应是一种强有力的现象，由语言、语境和社会因素构成的象征性治疗，与真正实施的药物和手术医疗，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安慰剂效应的发生，有三个特征：第一，医护人员的社会身份、医疗行为、专业语言和治疗环境，是前置性设定；第二，并未发生真正的治疗行为或并未提供有药理性能的药物，是必须缺失项；第三，经过医师假装性治疗后，患者的疾病被治愈或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是最终对照项。究其本质而言，安慰剂效应是患者与医师之间空想对空与的有效交流：空想是患者相信医师能够提供治疗，但实际上并未得到，而患者以为自己得到了；空与是医师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并未给患者提供治疗行为或者治疗药物。这个过程中，仅有的连接就是患者对医师的信念与医师的确认性回应。

是不是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为患者提供安慰剂治疗呢？答案是否定的。安慰剂效应能够有效地发生，需具备两个关键条件：真诚相信和权威强化[苏和.神秘信仰之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0-53]。真诚相信的意思是，只有患者真诚地信以为真，在其身体上才可能出现相应的安慰剂效应；权威强化的意思是，如果实施安慰治疗的人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人物，那么安慰剂的效果会大大增强，治疗的效率就会显著提高。权威人物的信誉，起到强化“信以为真”的作用：权威性越高，安慰剂效应越好；权威性越低，安慰剂效应越低。权威并不仅仅限于医学领域的权威，心理学权威、宗教权威、神秘信仰权威都能够从事治疗活动。另外，在巫医对患者实施安慰剂式治疗过程中，患者会主动地屏蔽或修改一些对自己病情康复不利的证据，产生确认偏见。因为巫医会给予患者一些正面的提示，例如好转的症状。治疗结束后，患者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寻找”那些暗示病情好转的症状，同时对那些提示病情并未发生好转的证据进行特设性修改，从而进一步强化巫医治疗的效力。所以，安慰剂效应的发生，是巫医和患者共同努力达成的良好结果，也是他们共同期望看到的结果。

神灵主义医学中所实施的治疗，很多就是巫医给予患者的安慰剂，但患者的疾病痊愈了或健康状况改善了。例如，在巫医的法坛上，身患焦虑症的土著人，接受了巫医提供的一整套“仪式-咒语-药物-符水”的治疗后，精神状态得到了明显好转。土著患者坚定地相信，拥有至高法力的巫医完全清除了自己身上的病魔，才使自己处于光明和健康的状态。因此，巫医所实施的治疗，就具备安慰剂效应的发生条件：土著患者的“真诚相信”和巫医具有“强化性的权威”。而且现代的临床医学试验表明，安慰剂“有利于慢性疼痛、运动障碍（如帕金森综合征）和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焦虑症）等患者症状的改善及功能的康复”[Colagiuri B，Schenk A，Kessler M D，et al.The Placebo Effsct：From Coneptsto Genes.Neuroscience，2015，307：171-190]。

4. 治疗失败的解释

神灵医学利用超自然力量，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恢复健康，但并不能必然成功。如果治疗失败了，巫医该如何向患者进行解释呢？

（1）外力使然说：治疗失败后，巫医会告诉患者，导致其生病的超自然力量过于强大，从而致使各种赎罪、驱魔和治疗失败。强大的超自然力量，可能来自神灵赐予的惩罚，也可能来自不怀好意的鬼魔。这一套解释，可以让巫医轻易地逃避医疗失败的问责。因为巫医所假托的神灵或鬼魔是超自然力量，是不可见的力量，从根本上拒绝公众对其进行公开地检验和检查。希波克拉底批判“神圣病”的时候，已经简述过此类解释的内在矛盾。

（2）信念不足说：治疗失败后，巫医会告诉患者，因为其对神灵力量的怀疑或对巫医权威的信念不足，从而导致治疗失败。最典型表达就是“心诚则灵”式托词，巫医可以很轻易地将治疗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患者，而且患者自己也无法单独检验自己心诚与否，只能接受这种错误归因。

（3）能力欠佳说：巫医治疗中，也会出现类似于今天的医疗事故。因为进行神灵主义治疗，需要遵循一套仪式，例如法坛、禁欲、沐浴、符咒与降神等要求。这些治疗仪式是公开性的，并且要接受土著人的监督。如果是因为巫医明显的操作不当，导致治疗失败，这类医疗事故的责任就需要巫医来承担。但巫医治病能力的高低，实际上难以判定，而巫医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怀疑自己治病能力。因此，巫医能力欠佳说也是治疗失败的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