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巫医分家”与范式冲突

1. “分家”还是“走出”

“巫医分家”似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但笔者在《中国知网》输入这个关键词，没想到检索结果竟然为“0”，真是大大的出人意料。前面提到陈邦贤的观点，“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离。”[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37：7]这是“巫医分家”的最早版本吗？“巫医分家”的标志是什么？

一般而言，“巫医分家”的文献依据源自《周礼·天官》和《周礼·春官》。前者将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还有管理医事的官员——医师；后者记载与巫相近的官职有典祀、内宗、外宗、大卜、卜师、龟人、占人、簭人、占梦、眡祲、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男巫、女巫等等，各司其职。

《周礼·天官》将宫廷医生分为以下几科：“食医，中士三人”，主要职责是“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食医，是管理饮食的专职医生，是宫廷内的营养医生，主管帝王膳食，是为王室贵族的健康长寿而专设的。“疾医，中士八人”，相当于内科医主，主要职责是“掌养万人之疾病”。疾医已经不仅为王室服务，而且施治万民疾病。“疡医，下士八人”，相当于外科医生，主要职责是“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专管治疗各种脓疡、溃疡、金创、骨折等。疡医在宫廷医生中地位低于食医、疾医，属下士。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兽医主要治疗家畜之疾病或疮疡。据考，《周礼》成书的年代较晚，它不可能是西周职官情况的真实记录，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曲折地反映了西周职官的情况。古文学家在全面清理西周铭文中职官材料之后，以西周当时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重新对《周礼》作了研究。认为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就《周礼》而言，文中明显看不到神灵医学的痕迹，完全可以看成是“巫医分家”文献依据：即巫术开始专门承担通鬼神，医术专门承担治病救人。

但仔细推敲，“巫医分家”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首先，作为文化遗产的神灵医学是巫医结合的产物，尽管有些荒谬，却是人类最早的理论思维，也是存在至今的早期医学，二者分家意味着否定这一历史形态的医学，事实上它至今仍有市场。其次，《周礼》中对巫和医进行了职业分工，但神灵医学（即巫术医学）仍然在那个时代占据重要地位，因为作为自然医学创建标志的《黄帝内经》还远远没有问世，人类医学还没有抛弃它的本钱。总之，所谓“巫医分家”，本质上是巫术医学与自然医学范式之争，或者说是“认识论”之争更为切合实际一些。关于这一点，相信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在此抛砖引玉。

1994年初，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的《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在文汇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系统研究中医与巫术关系最深入的一部专著，从书名可以看出，他用“走出”而不是“分家”的说法，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二者的相互关系，即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的演变历程。事实上，尽管神灵医学与自然医学分属于不同医学观指导，所建构的不同的医学范式，但它们之间并非“分家”那样“一刀两断”，也并非“走出”那么“一走了之”，甚至不是像古代医学（即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那样界限分明（关于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相互关系，笔者在后面还将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以及思维特征方面详细介绍，此处不展开）。

《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一共分为四章，脉络非常清楚：一是“进化历程中的必由之路”，阐述巫术是科学与宗教的共同源头，以及巫文化在中国成为一个连续文明的范例；二是“发源于巫术丛林的中医”，从巫师、巫技、巫文化观念等角度探讨了中医理论的核心构成，如阴阳五行、精气学说、象数崇拜、病因病机等学说等，与巫术文化的相互关系；三是“中医的发展：巫术不断被排除的过程”，从先秦、秦汉、晋唐以降等不同时代探讨了理性医学（中医学）不断发展壮大，巫术逐渐被排除的过程；四是“磨不去的胎记”从深层的“基因”、带有巫韵的“符号”系统、解开谜团的“钥匙”、原始思维加经验、药学知识获得的途径、医技操作中的巫术痕迹等方面，介绍了中医学与巫术观念及技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藕断丝连”关系。

2. 范式之争与就医选择

前面提到，巫术医学（神灵医学）与“自然医学”是两个不同的方式，主要是指二者对疾病原因的认识论差异。一个是把疾病看成是“超自然力量”所致，一个是在自然界寻找疾病的原因。一方面，二者在思维模式上并没有根本差异，因为都处于轴心时代，混为一谈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的冲突也是十分尖锐的，因为服务对象是相同的。

神灵医学的衰落是必然的，其在古埃及，不会晚于史密斯外科纸草书；在古希腊，不会迟于荷马时代，荷马史诗中已经有了有独立于巫、受人尊重的专职医生；在我国，周代不仅出现了大量专职医生和世界上最早的医学分科（《周礼》），医生逐渐受到整个社会，包括统治阶层的尊敬（《左传》载晋侯杀桑田巫而厚礼归医缓），医和提出了强调自然因素的“六气致病说”（《左传》），自然医学日益成长起来。

在古希腊，自然医学的成长以对巫术医学的批判为前提。希波克拉底坚决地反对巫术，反对将神和医学联系起来。他在《希波克拉底文集·神圣病论》”中提到“最早把一些疾病赋予神圣含义的人，是那些诸如术士、精炼者、江湖骗子和庸医等……他们宣称自己能够摘星夺月、偷天换日、呼风唤雨，能使海枯石烂、天崩地裂，这是迷信仪式还是精巧的戏法，抑或是某些人的特异功能，无论属于何种情况，我认为他们都是不敬神的。神既然不能制止这些极端错误的行为，那么我们也就不能相信神的存在或神的某种力量。”希波克拉底在否定巫术和迷信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很坚定，他让医学脱离巫术的努力得到后世的极大肯定。

希波克拉底进一步论述，“‘神圣病’。依我看，它同样由自然的原因引起，一点也不比别的病‘神圣’、‘非凡’。它最初被视为‘神圣’，乃是由于人的无知，人们不知道此病的特点。现在还有人相信它的神圣性，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对它不了解。人们用涤罪剂和咒语来治疗它，恰恰证明它的神圣性是假的。”[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文集. 赵洪钧，武鹏，译.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希波克拉底认为，神圣病并不神圣。如果这种病是神圣的，那么巫医仅仅通过斋戒沐浴、忏悔和符咒，就不费力气地解除了神的惩罚，那就自相矛盾了。另一方面，神圣病掩饰了巫医的无知。“这些人自称极虔诚，而且知识渊博。其实是知识不多，又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于是他们用迷信来掩盖自己，诡称这种病是神圣的，为的是他们不露马脚。他们添油加醋地编些似是而非的故事，于是确立了巩固自己地位的疗法。……患者可能恢复，于是他们获得通神的荣誉。假如患者死亡，他们也一定能找到借口，而不受谴责，谁要谴责，那就去找众神吧！”[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文集.赵洪钧，武鹏，译.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希波克拉底批评的主要目的是，将庸医和骗子驱逐出医生行业，强调医生凭借经验和技艺治病。

《礼记》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我国在批判巫术医学的时候，也是强调古代经验医学的重要性。在《吕氏春秋·尽数》中，有人视巫医如“毒药”，主张将其“逐除治之”[见李小红. 以医治巫—宋代地方官治巫刍议. 科学与无神论，2004，3：7]。另外，从“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史记·扁鹊传》）及“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素问·五脏别论》）。可以看出经验医学与巫术医学之间的冲突性。一方面反映了医学信念的不同，另一方面提示就医人群的不同构成了两种医学竞争的势态。赵洪钧在《内经时代》第十章“《内经》与卜筮、巫祝、风角、星占”中曾经戏谑地指出，“古代的太医院直到清初才取消咒禁科，真不知古之医与古之巫怎样共事。大概是扁鹊的话有漏洞，他没说既信巫又信医者治不治。”看来，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医疗市场的竞争，因为既信巫又信医的人太多，甚至包括受过系统教育的皇室，更不说普通芸芸众生。

历史上，朝廷出面干涉巫术医学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有人就宋朝廷及官吏针对广南西路、川峡四路等地信巫不信医之风炽盛的情况，实行了禁巫兴医的举措[李玉清. 宋代禁巫兴医原因之分析.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29（12）:58-59]。因为中国巫术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其中尤以吴楚等地为甚。如《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禨。”《汉书·地理》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迨至宋代吴楚及岭南等地，尤其是边远地区，山峦迭障交通极为不便，限制了其地与中原的沟通，信巫尚鬼的习俗仍盛。作者分析了宋代禁巫兴医之原因：一是巫觋所为，有悖儒家伦常之举；二是防止有人利用巫术生事，有碍社会安定及威胁其政权；三是基于拯救百姓之性命的考虑，实行禁巫兴医之举。在《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中可以看出，有关巫医的禁约达十几条。

但尽管如此，巫术医学在民间并未消停。释继红在《岭南卫生方》中曾对此作了阐述，其分析非常深刻。其谓“俚俗生有病，必召巫觋，而祭鬼神。士大夫咸笑其信巫不信医。仆曾思之，此殆可悯恻而不可以为笑也，夫民虽至愚而孰不能趋利避害，况性命所系，晓然易见。若医者能愈人疾，彼何苦不用。盖岭外良医甚鲜。凡号为医术者，率皆浅陋，又郡县荒僻，尤乏药材，会府大邦，间有医药，且非高价不售，岂闾阎所能辨，况于山谷海屿之民，何从得之。彼既亲或有疾，无所控告，则不免投诚于鬼，因此而习以成风者也。”[8]由上可知，医药卫生知识的缺失、无有良医及缺乏药材等是巫术横行的原因。此外，皇权对长生不老的渴望，也是巫术医学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不相信巫医的所谓神仙巫术。朱元璋“颇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之，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而又谬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为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惩忿室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理，当痛绝之’”[赵轶峰. 明代国家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2]。明朝是一个绝对专制主义的政体，统治者的态度和意愿决定了整个政策的走向，巫医从一开始就被打压。直至明朝灭亡，每一任的皇帝都基本继承了明初对巫医的批判的态度，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巫医巫术进行批判和制裁。

明代禁巫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巫医数量的减少和医生人数的增多。据《中医辞典》所载，明代有籍贯可考的医人在苏南一隅达489人之众，而元代以前不足百人。医生数量的增多无疑对医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其次，明政府为了改变民众的迷信观念，大力发展医学教育，加强医学知识的普及。早在明元年，朱元璋即在应天府设国子学；永历初，又增设北京国子监，学生多达万人，洪武二年，令府州县遍设学。均官给俸褥，乡里则三十五家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此外，禁巫行为还衍生出很多其他成果，比如明政府对炼丹行为加以取缔，使得很多巫医道士把注意力放在了药学方面，推动了外科丹药的发展，为枯痔剂、砷汞等化学药品的炼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在 16 世纪中叶就使用砷汞等药品治疗性病，比西方早出300多年[朱敏为，王繁可，赵晶晶，李柳. 明朝对巫医的批判研究.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15（6）：44-45]。

（五）古老医学的枯树新芽

20年前（2000年），协和医科大学袁钟教授的一篇文章[袁钟. 从医学看巫术、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医学与哲学，2000，21（7）：6-8]，揭示了神灵医学在我国抬头的现象。他认为，当人们无法面对疾病伤害或主观感到医学无奈时，很容易向科学之外求助，从而让巫术、伪科学有了市场。

事实上，即使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仍然离人类的健康需求还有巨大的差异，各种巫术应运而生的情况从来没有停歇过。现实与历史昭示于人的是：一方面是不同的人群存在不同的医学，另一方面急功近利的天性，人们在危难的时候往往会尝试各种不同的医学。尤其是当今之世，神灵医学、自然医学和实证医学并存，困惑与选择无时不在，冲突与矛盾在所难免。

毫无疑问，袁钟教授是带着自己的科学素养与价值观念，介入到这一场不同寻常的“医学之争”的。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那时候出现的五花八门的特异功能、伪气功，以及各种邪教，指名道姓的有张香玉的“自然中心功”，张宏堡的“中华养生益智功”，庞鹤鸣的“中华智能功”，严新的“带功报告”，张宝胜的“特异功能”，沈昌的“人体科技”，胡万林的“运动疗法”，李洪志的“法轮功”等等。

他指出，大师们鼓吹的各种神功并非他们自己的发明，几乎都是古代巫术的沿袭或发展，如所谓“预测学”就是古代的占卜术；所谓信息水、信息茶源于古代炼丹术；所谓带功报告是古代祝由术的发展；所谓祛邪驱魔来自古代驱鬼术。而当代神功中的群谷术、招魂术、服石术、房中术、导引术等都是原汁原味的古代巫术。

这些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如拥有众多信徒，信徒中以老人、妇女和患者居多，其中不乏领导干部、大学教授、研究生和机关干部。这些大师都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组织，或有基地，或有辅导站，或有什么中心等。通过这些组织，他们还办小报、杂志，或出版图书和音像制品，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功夫。当然，他们也有很实际的目的，如通过卖信息茶、卖宣传品、或办辅导班、或诊疗疾病收钱。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宣称自己的功夫能强身健体，而且能治各种疑难绝症。

大师们最蛊惑人心的是敢于公开向现代医学挑战。最初，他们只是与正规医院争夺病人，鼓吹自己有治这种病或那种病的秘方或绝活。后来、他们逐渐吹嘘正规医院不能治的病都能治，甚至狂妄地称自己的“医院”为“天下最后一座医院”。最后，他们公开煽动患者不看病、不吃药，只跟他们练功就行。

......把矛头直指现代科学、现代文明，如以“眼见为实”的各种表演宣称自己推翻了物质守恒守律、能量守恒守律等；有的大师猖狂地“藐视人类已有的全部科学”，要破除“科学的迷信”，准备打倒“四科学”，建立“新体系”；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使人类走到末日，他们的任务是拯救人类“是否真的是上帝在人类的生存末日来临时，安排了一个人来拯救人类，而且恰恰安排了我们身边的‘他’”。

......他们认为人类的两性结合会产生“新生命力”，不断获得这种“新生命力”就能长生不老，于是就有获取“新生命力”的房中术。他们认为人之死是因为灵魂出窍，出窍的灵魂就是进出口鼻之窍的呼吸之气，控制呼吸之气就能防止灵魂出窍，所以有“闭气”、“深息”等练功方法（所谓“深息以为寿”）。他们认为凡人只有成仙方能长生，而成仙就不能有凡人食谷等特性，应有食气等仙人的特性，所谓“食谷者知而夭，食气者神而寿”，人们想长生就该放弃“食谷”而“食气”，这就有了群谷术......

......巫术出现在当今社会，也往往烙上时代的印迹，表现出一些新特征。如披上科学的外衣称自己是“人体科学”、“新医学”、“第四医学”、“人体科技”等。正常编造各种新名词，如运动疗法、信息疗法、生命化、人体学、生命综合、解放药性、健康药、思维态、性能力、意念力……并宣称自己具有现代特点的超凡能力，如能说宇宙语，写洛文，能与外星人对话，能用外气改变水分子结构。不仅如此，现代巫术很善于利用现代媒体，但主要是非专业的大众媒体、利用大众媒体缺乏专业科技人员，宣传伪科学。并善于影响老干部、领导干部和其它专业的权威人士。

综上所述，一方面显示现代的神灵医学也有与时俱进的现实特色，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另一方面说明，医学科学的普及与大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