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胜生教授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已经由齐鲁书社于2019年12月出版。

（一）编辑推荐

“伐乱，伐疾，伐疫，武之顺也。”瘟疫灾害，自古以来就是威胁人类生命和文明发展的重大灾害；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瘟疫灾害仍然是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总结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瘟疫流行的历史事实以及古代人们与瘟疫斗争的智慧，《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5卷本）》应该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它的出版，有利于文献史料科学价值的发掘，有利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有利于历史文献学学术视域的拓宽，有利于今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近十多年来，有关流域性的和地方性的自然灾害史料的汇编出版了不少，但类似《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这样大时空尺度、专门针对瘟疫灾害的还没有见到。该《汇编》与相关项目比较，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一是体系的系统性。该《汇编》对中国过去近三千年的疫灾史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罗和整理，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空间地域广。该《汇编》对于疫灾史料信息的摘录也很系统，对于每一次疫灾事件，注重从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情、疫种等六个维度来进行记录。

二是史料的丰富性。该《汇编》是作者团队积20年之功完成的，史料来源广泛，尤为突出者，是该《汇编》搜罗了6000多种明清地方志、3000多种现代方志和卫生志，以及《申报》《大公报》和其他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

三是应用的广泛性。瘟疫灾害与自然生态和社会治乱密切相关，历史疫灾的研究可作为历史社会研究的窗口，该汇编可为人口史、地方史、灾害史、医学史、经济史、环境史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二）内容简介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厘为五卷（先秦至明代卷、清代卷、民国上卷、民国下卷、畜疫卷），共计280万字。全书史料丰富翔实，除正史、档案、实录、文集中的疫灾史料外，更是广泛搜罗了古今10000多种地方志和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全书以编年体方式排列自西周末以来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有确切年份的疫灾事件，每一次的疫灾史料尽可能保持原文风格，同时尽可能摘录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情、疫种等信息。明清方志记述汉唐时期的疫灾事件，大多本自正史中的记载，如有与正史不符者，则加“按语”予以说明；不同史料记载同一疫灾事件时，如有疫灾发生月份或季节上的出入，则一并摘录。各疫灾年份根据当时行政区划，以县为单元排列。

（三）作者简介

龚胜生，男，1965年10月生，湖南涟源人。1992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毕业，获史学博士学位。1992年6月至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工作，1997年7月晋升教授，1998年9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暨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委、武汉市政府参事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暨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旅游学会副会长等。长期致力于历史医学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级课题二十多项，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湖北省自然科学创新群体负责人。研究成果多次获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湖北省科技进步奖、湖北省发展研究奖、谭其骧优秀历史地理论著奖等学术奖励，并获得湖北省十佳青年提名奖、湖北省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等荣誉称号。

（四）张九龙：《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在历史数据库里检索战“疫”之方

自人类诞生以来，疫病就成了人类的影子，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疾病。医学进步、社会发展的同时，疫病也在不断进化，变着花样偷袭人类的尝试日渐频繁。

鉴古而知今，从历史沙海中筛出来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就像一个疫灾数据库。当开启检索模式时，疫灾的规律便会逐渐浮现，人们应对疫灾便可更加从容。

为疫灾记录“拼图”

唐诗是唐朝社会的大百科全书。从唐诗里寻找古人的蛛丝马迹，为历史“拼图”，成为近代学者屡试不爽的研究方法。

30年前，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龚胜生还是个研究生，正师从历史地理学名家史念海先生，进行唐史方面的研究。当时，他由白居易的《卖炭翁》想到，柴是古人必不可少的生活能源，那么唐代首都长安城里的薪炭供销就是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唐诗里很可能有更多线索。

于是，他便想知道《全唐诗》中，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描述终南山樵采和长安城贩薪的诗篇。结果，相关题材的唐诗没有找到，一个“瘴”字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杜甫有“春生南国瘴，气待北风苏”，白居易有“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王维有“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韩愈有“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柳宗元有“瘴痾扰灵府，日与往昔殊”……根据龚胜生的统计，《全唐诗》中，乌烟瘴气的“瘴”字反复出现了376次。

他便将《全唐诗》中所有含“瘴”的诗句摘录出来，然后根据诗句的内容确定其描绘的地点，进而用地理学的方法，绘制出了一幅唐代“瘴地”空间分布图。

经过进一步查阅历史文献，龚胜生知道了中国古籍所谓的“瘴”主要是指恶性疟疾，而“瘴地”就是恶性疟疾流行之地。于是，他又在更漫长的时间维度里去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对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瘴病的分布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

这次尝试后，龚胜生又带领团队，用20年做了一件大事。

2019年12月，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首发式举行。这是一部280万字的皇皇巨著，包括“先秦至明代卷”“清代卷”“民国卷(上)”“民国卷(下)”“畜疫卷”，以编年体的方式，分年度、分地域辑录了我国自西周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2700余年的疫灾史料。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疫灾的防治，有丰富的疫灾记录史，形成了世界上最长的疫灾时间序列。除正史、档案、实录、文集中的疫灾史料外，《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还广泛搜罗了古今10000多种地方志和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

除尽量保持史料原文风格外，《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尽可能摘录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情、疫种等信息，是迄今为止中国疫灾最详备的史料汇编，填补了我国一直没有专门、系统、全面的疫灾史料汇编的空白。

防疫重点在于人

对于“疫”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民皆病”，也就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一旦这种病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开来，就会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所以疫病也就成了疫灾。

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受自然和社会条件影响，不同区域往往存在一些高发的疫灾，对历史上的各种疫灾进行摸底式排查，便能找出隐藏在其中的奥秘。

如果用更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就是一个疫灾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从中读出人口发展、灾害、医学、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很多信息。

比如瘴病，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并且主要发生在气候湿热的区域和时节。龚胜生研究发现，战国西汉时期，瘴病在秦岭、淮河以南广大区域流行；隋唐五代时期，瘴病在大巴山、长江以南区域流行；明清时期，瘴病主要在南岭山地流行；时至今日，瘴病流行区域已经退居至云南西南部一带。

因此，早期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越往南，瘴害越严重，土地开发也越晚。而瘴病不断南退，又反映出这两千多年来中国气候的变化趋势。

瘴病只是众多疫病的一种。根据龚胜生的统计，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720年间，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也就是平均不到3年就有1年发生疫灾，而且越来越多。特别是北宋至今，疫灾频发，是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第二个疫灾高峰期。

通过长期对中国疫灾发展情况的研究，他从中找到了一些规律，这对今天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仍有参考意义。

疫灾和水灾、旱灾、蝗灾一样，当对人类造成影响时，才称得上是“灾”，受到人类关注。因此，自古以来，城市疫灾要多于乡村，京畿是疫灾多发区。

中国古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之间不仅人们活动方式不同，而且致病环境也有明显差异。农村人口密度低，流动人口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集聚程度不高，一般不易流行大规模的疫病。城市则正好相反，不仅人类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而且还容易会集外来流动人口。

同时，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城市，由于人口规模扩大，生活垃圾增多，水源污染日趋严重，环境的致病能力也在增强。这样，城市往往成为疫病的多发点。周秦西汉的长安，东汉的洛阳，魏晋南北朝的长安、洛阳、建康，唐朝的长安、洛阳，宋金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都曾是疫灾的重灾区。

这种基于历史地理学的判断，与现代医学研究是一致的。如今，人们已经知道瘟疫流行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致病力较强的病原体、足够数量的易感人群、有利的疫病传播途径。其中，易感人群和传播途径都受人口密度影响。

那些开发程度强，人口密度、城市化率、交通密度高，贸易和交往频繁的地区，往往是疫病的高发地。由此，龚胜生建议，疫病防控的重点要放在城市地区，集中有限的防疫资源，重点做好县级以上中心城市的防控。

人口流动堪称疫病流行的“加速器”，便利的交通使现代社会防控疫情面临空前挑战。不过，龚胜生认为，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各类交通工具并不是传播疫病的载体，交通管控的对象是流动的人口，而非交通工具和道路本身。加强流动人口管控，不必以交通线路的破坏为代价。

不断织密的防护网

医学日益进步，但是从数据上看，疫灾“捣乱”反而越来越频繁，并变得越来越“狡猾”。比如1820年以前，天花、鼠疫多单独流行，1820年以后，天花、鼠疫和霍乱汇流，三大烈性传染病轮番攻击。这一切，似乎陷入了怪圈，让“万物之主”的现代人很难接受。

龚胜生认为，人口密度不断提高，人员的流动性不断加强，近代以来，疫病的流行确实越来越容易。另外，生产力提高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越来越深入，使得疫病的致病力越来越强，疫病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不过，在他看来，“疫灾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作用的结果，疫灾就像是人类的影子”。因此，人们也没有必要谈“疫”色变，过度恐惧。

疫病在进化，人类也在进化，人类医学进步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与疫灾不断斗争并战胜疫灾的历史。东汉名医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名号可谓家喻户晓，而张仲景所说的伤寒，并非常见的伤风感冒，而是瘟疫。

东汉末年，长江以北地区暴发瘟疫，死亡人数多达2000多万。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失败，除了周瑜用火攻之计外，也与当时曹军军中瘟疫横行有关。蜚声文坛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早亡外，其他五位诗人均死于这场大瘟疫。

当时，人们对于瘟疫的防治，还处在迷信阶段。一有瘟疫，专业的驱鬼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连跳带唱故弄玄虚，结果不仅耽误了病人的治疗，还因民众看热闹聚集，加速了瘟疫的传播。

针对“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的情况，张仲景潜心钻研，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他对伤寒病人的症状，发明了一种“驱寒娇耳汤”，把辣椒和羊肉及发热驱寒的药物，用面皮包起来，煮熟之后给病人吃下，开“饺子”之先河。

面对升级换代的疫情，老药方未必总是管用，这就倒逼医学有新探索。

明朝末年，一场大规模瘟疫再次席卷中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那时，人们对瘟疫还缺乏认知，仍是根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来诊断，却药不对症，导致“枉死者不可胜记”。名医吴又可潜心研究，依据治验所得，撰写成了《瘟疫论》一书，创立了瘟疫学说，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

龚胜生认为，我们在看到其巨大破坏性的同时，也要看到疫灾冲击下，所激发的人与社会的创造力。早在秦代，湖北就有“厉迁所”的设置，清代东北也有“避痘所”的设置，隔离传染源历来都是控制疫病流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在上海建立的第一所传染病医院“中国传染病医院”，就是疫灾流行激发的产物。

疫病来袭并不可怕，关键是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织密疫病的防护网。两千多年来，每逢疫灾大规模流行，政府、民间积极应对，推动了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政府防疫制度的完善。同时，全民战“疫”的过程，也是民间防疫习俗形成以及公众卫生意识养成的过程。

“伐乱，伐疾，伐疫，武之顺也。”回顾中国的疫灾流行史，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为现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提供决策咨询。鉴古而知今，这也正是龚胜生带领团队编纂《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研究历史医学地理学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