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鬼”是怎样产生的？

鬼神观念并不是人类从来就有的，这一点早已为古人类学、考古学等做出了科学的证明。人类要产生诸如此类的观念，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思维能力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即已能够初步将自身与大自然从浑然一体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并已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带有世界观意味的问题时才有可能。

从逻辑上讲，在鬼的观念产生之前，应先产生两个前提性的观念——灵魂与灵魂不死。而这两个观念的产生，则首先是由于人类不能正确认识“梦”这一极为复杂的生理心理现象而造成的。

恩格斯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自己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这里所说的“受自己梦中景象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一是梦见自己如何如何。或遇险、或惊恐、或逢吉，而且活灵活现。可是醒来一看，却烟消云散。二是梦见他人怎样怎样。倘若这个人是已经死去的，怎么还能与之相遇？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疑惑，莫非在这血肉的躯壳中，还有一个可以离开肉体的“我”而存在的“灵魂”的“我”吗？莫非人死去的只是肉体，而灵魂是不死的？于是顺理成章，鬼的观念就产生了。

除此而外，还应有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的原因，诸如为了解除对死亡的恐惧，为了慰藉失掉亲人的悲伤，为了制约人们今世的行为等等。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经过长时期的极为复杂的演变，在“鬼”的基础上，又逐渐产生了天堂地狱、今生来世等等鬼的观念系列。

二、“神”是怎样产生的？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所决定的人类极端低下的认识能力，也就不可能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人类根本不可能控制和改变自然界对自己的影响，根本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一切听任自然界的摆布。

于是，自然界的事物及现象便成了“有心情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日月星辰，山川土地，乃至花草树木，都被人格化，成了有灵性的东西，正所谓狐仙兔妖、草精树魅，万物有灵；雷公电母、山神水伯，一切皆神。

由此可见，所谓神，就是对自然事物和现象“人格化”的结果，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恰恰是人创造了神。

应该说，人类在当时对自然界作出这种有神论的解释，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除了崇拜自然界，向它祈求保佑之外，是不可能有别的选择的。

在原始社会，在有神论产生的早期阶段，人们所崇拜的还只是由那些具体的自然力被神化而成的自然神。在这里，那种压迫人的社会力量还没有得到反映。因而，在自然神的世界里，虽然威力有大小之分，但却没有那种严格的等级关系和隶属关系，而是一种自由的、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经过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发展演变，反映社会异己力量的社会神才一一出现。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又都慢慢地转移一个万能的神身上，神的世界也就进入了等级森严的、有着严格隶属关系的秩序状态。

三、南京大学周子葳2009年硕士论文——先秦鬼神观念流变探究（摘要）

“鬼神”观念是先秦时期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横跨三大领域：宗教理论、诸子学说和民众信仰。“鬼神”不仅是先秦时期人们的信仰崇拜对象，也是统治者维系宗族、收摄人心的重要工具，更是诸子学说中关键的理论点之一。本文以时间发展为主要线索，在结合经籍资料与民间信仰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先秦鬼神观念流变的线索，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本文首先从字源学角度考释“鬼神”二字的本义，指出在原始社会到殷代中期，“鬼神”观念是相分离的。“鬼”之一字的原始意义是指巫师在祭祀活动中头戴面具起舞，而后引申为人死后的形态。“鬼”的最初内涵只有“祖先神”。而“神”则是指以山川神灵为代表的自然物神。“鬼”、“神”这两个观念并没有合并。而到了殷代中后期，“鬼”、“神”观念发生了合并。殷人的“鬼神”观念的核心内容依然是“祖先神”，但是由于在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中本身存在的自然神化因素，以及在自然物神崇拜中存在的人格化因素的双重作用，从殷代后期开始，“鬼”迅速与万物有灵论相结合而扩展至各种“物神”，形成通常意义上的以祖先神为中心，包含各种自然物神的“鬼神”观念。

其次，本文将探讨周人的鬼神观念。周人代殷之后，对殷周之变的全方位反思中也包含对殷人鬼神观念的反思。由于殷人虔诚的鬼神崇拜并没有使鬼神保住政权，所以周人指出鬼神庇佑的依据并不只在于血缘。周人对“鬼神”观念作出了第一次重大变革：将“礼”和“德”的元素引入“鬼神”，提出“鬼神飨德”，并制定了严格的礼法规范来祭祀鬼神。“鬼神”作为一个以道德为评判标准的赏罚者的形象由此确立。

在周人改造鬼神观念之后，孔子完成了对于殷周鬼神观念的一次总结和升华。本文认为孔子继承发展了殷周“鬼神”观念最核心的价值，同时强调“孝”和“德”；并且从政治教育家的角度将作为信仰对象的“鬼神”与“神道设教”的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最后还将儒家的“鬼神”观念领入形而上学的发展道路，使后来的儒家一定程度地放弃了对于实体“鬼神”的探究。

本文还将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鬼神观念。周王朝统治的衰败也使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信仰发生动摇，人们对于“鬼神”的功用和公正性产生怀疑和质问。春秋战国是诸子的时代，而诸子无不将整顿“鬼神”观念作为解决时弊的重要途径，但他们的路数不尽相同。墨子力图恢复人们“鬼神”信仰的虔诚，重新树立“鬼神”全知全能的赏罚者形象，本文称之为“复魅”。而老庄道家和荀子韩非则是对“鬼神”进行了否定性的“去魅”，但这两派的道路并不一致。道家是从“无”的意义上对于“鬼神”赏罚存在的道德基础进行了否定；荀、韩则是批判了“鬼神”迷信的虚妄，但又将“鬼神”政治工具化。此外，管子对于“鬼神”的探讨也为先秦鬼神观念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以“精气”为“原子”构建“鬼神”，本文称之为“鬼神”的物化。

除了官方宗教和诸子学说，民间信仰中的鬼神也是先秦鬼神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荆楚文化中的“鬼神”观念为代表来探讨民间鬼神观念，认为荆楚文化中的宗教色彩瑰丽多姿，楚人对于“鬼神”的态度也与中原大不相同。而了解此时期楚人的“鬼神”观念是研究整体先秦鬼神观念流变不可获缺的一环。

本文认为，先秦时期是整个鬼神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膨胀期。在此时段中，“鬼神”由最初的单个体概念发展为复合概念，由绝对的、以血缘为区分标准的至上神变为以道德为评判标准的赏罚者，由单纯的祭祀崇拜对象转变为包含崇拜、教化、政治功用和虚妄迷信的复杂对象。先秦时期鬼神观念的流变也为其后整个中国鬼神观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