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研管理而言，无论中外，科研选题的依据一直是被视为是：判断该选题是否值得支持的重要指标。

       这样，就有两种极端：1）单纯的、为获得支持而组织科研选题的依据；2）单纯的、以自己的实际情况为基准，实话实说。

       大多数是二者的某种比率的混合物。

       但是，很遗憾，这两种选题的最终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研究人员虽然在得到资金上是成功的，在名利上是成功的，但是，到了“闹剧“结束后，他所有的成功都会转化为：内心的悔恨、或无尽的遗憾。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观察到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对管理人员，资金支持和内心的期盼都打水漂了。自己无能的感觉会深入骨髓。

       原则上，双方都不愿出现这种结局。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做出实在的科学贡献而选题，则科研选题能否最终走向成功就是唯一的依据。为了论述成功的必然性，他首先是在内心论证给自己听。如果他的推理依据是主观想象的、或无视自身的条件及环境条件，则失败是必然结果。

       对管理者而言，如果该选题的结果是早就现成的东西（如重复性的），劳而无功的无能感也是心理上挥不去的阴影。

       用句哲学上的话说就是：打赢了一大堆与战略目的无关的战斗。这比前面的：战斗失败导致战略失败，表面上看起来是强一点。但是，在战略层面，无非是：半斤八两。

       上述两大类现象在我国是太普遍了。开药方的人多如牛毛。

       客观上，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做出实在的科学贡献而选题，则科研选题能否最终走向成功就是唯一的依据。为了论述成功的必然性，他首先必须是在内心对研究对象有本质性认识。而要想获得这种认识：1）他必须有相应的科学研究训练（注：这是管理者搞学历、职称论的依据）；2）在写作可行性报告时，他的推理依据是客观的（注：引入专家评审的依据）；3）自身的条件及环境条件是具备的（注：引入个人论文评价及挂靠单位评价的依据）。

       但这，还是不能保证成功。但是，从管理者角度看，至少是值得一试。

       就个人来说，良好的科学训练、客观性的推理、及良好的环境条件只不过是必要条件。这是大多数研究人员可以达成的。是战术性条件。

       战略性条件，也就是说：成功的充分条件，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思想性。思想性的正确如何达到？

       那么多的哲学论著都力图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吸收、消化与所选科研论题有关的思想及其演化，对照实践证明来整理出来的思想具有很大的成功概率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选题的哲学高度是致命性的因素。而这一块恰恰是当前及长期以来被我国科学研究界所忽视的。

       我感到遗憾的是：把哲学赶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专著、论文等的现象是全球性的普遍存在。因而，在基础科学上的进步无法满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技术需求。

       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敌视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拿走了资源，但是没有让阿拉伯世界得到所希望的技术进步。只不过是得到了：大量的技术产品。

       但是，科学本身是开放性的，因而：阿拉伯世界的和平取决于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科学，并与全球技术进步一起，得到自身的发展和生存空间。按照我国的发展历程，估计这需要一百年的时间。结论是：世界进入了动荡不安期。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强烈的提示我们：科学研究的最直接的战略目的就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离开这一目标的美国式的、以武器装备为中心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漠视，也是阿拉伯世界动荡的根源之一。

       事实上，我国面临类似问题：技术进步主要是外来的。一旦全球动荡起来，如果没有科学研究成果储备，则技术进步可能停顿。这是现实性的危机。

       因而，以历史为诫、以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为诫，历史还留给我们多少时间来建立我国的新技术体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科学进步到底有多快？

       我想，解答这类问题的根本在于：行动，而不是厌倦。我们应该有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