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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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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13日凌晨，2万多名东德士兵用了6个小时，在东西柏林间43公里的边界上，筑成一道由铁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经过多次整修，变原为铁蒺藜围成的路障改筑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1970年又进一步把柏林墙加高到3米。
我们常常会见到各式各样的墙，比如万里长城把中国分成关里关外，西安的城墙，围起一座城市，还有大学的墙，故宫的墙，苏州地主老财家的墙等等，最小的则是农家小院，雅致无比。除了我们能看到的墙，还可以看到其它各式各样无形的墙。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在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筑造了一座高高的柏林墙。
在经济体制下，政府权力同样在市场中构筑起一道道的墙，例如保护财产权、生命权、契约执行权等等。这些墙是市场经济的框架，保证各类主体在市场这个平台之下自愿地交易。然而国家主义思想指引下，政府发现“墙”可以临时地解决更多问题。当出现社会经济问题，政府不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首先想到提 “墙”,用墙隔离起来。墙只是暂时延缓问题，而问题自身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在开始阶段，墙两边差别还非常小，随着时间变长，差距越来越大，墙也越来越结实，柏林墙从临时屏障，变为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最后加高到3米。当墙最坚固的时候，两边的差距也是最大的时候。在西德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商店里满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购买来自全球的货物。另外一些人奔向众多的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他们可以自由地买到表达各种意见的报章杂志。他们可以互相或同陌生人交谈任何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各种见解。走上几百步，排上一小时的队，填好表格，领到要交回的通行证，你就可以象我们那样去到墙的另一边。那边，街道是空荡荡的；城市灰色而苍白；商店的橱窗毫无生气；建筑物表面积满了污垢。三十多年了，战争的破坏还没有修复。在东柏林短暂的访问期间，我们发现，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唯一地方是娱乐中心。在东柏林呆上一小时就足以理解为什么当局要修建那堵墙了。东西德本是一个整体，战争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居住在两边的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文明，具有同样水平的技术和知识。
筑“墙”让人想起大禹治水用疏不用“堵”。“堵”只是暂时性解决表面问题，会使问题越积越多。“疏”类似于自由市场的思想，政府顺应人民自己的选择。西德的成功即是自由市场的奇迹。当时德国的经济部长是个经济学家，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1948年6月20日是星期天。在这一天，他下令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就是今天的西德马克，同时取消了差不多所有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在星期天采取行动，是因为法、美、英占领军当局星期天不办公。他深信，要是在其他日子采取行动，那些对管制抱赞同态度的占领军当局准会取消他的命令。他的措施象是具有魔力。几天之内，商店里便摆满了货物。几个月之内，德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奥地利学派掌门人米瑟斯指出：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是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经济繁荣以及人类幸福的基础；政府的唯一职能保护私有财产、私人产权以及实行与此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政府既不能干预和“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也不能干预和“纠正”国民教育以及教育事业，政府不应当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随时并任意地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必须贯彻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实行金本位制。
当出现一点问题时，许多人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国家”，希望政府能够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与之相反，“米瑟斯”却目光投向“自由”，他认为经济繁荣只有依靠 “自由”，政府就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暴力机器人，只会把市场弄得一团糟。1929年中美国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灾难。在1933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萧条逐渐扩及到其他国家，各国的产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人民遭受饥饿和苦难。在德国，萧条帮助了希特勒上台，铺平了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在日本，它加强了那个立志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人集团。
萧条似乎以事实说服了公众，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普通大众开始接收一种说法：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萧条也改变了经济学家认识。凯恩斯理论上升为一种主流理论，不仅俘虏了经济学专业，也为政府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措施。实际上，公众和经济学家误解了问题真正发生的原因。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而是政府在市场里插一脚造成的，而且插在了最要害的部门 ——货币发行。货币是市场运转不可缺少的中介，却被一群政客所控制和管理。可以想象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在中国，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新性造就了经济腾飞。大量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私营企业掘起，如华为、中兴、联想、海尔等。同时兴建起一大批的出口产业基地，如长三角、珠三解等。中国的山寨产业与山寨精神同样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产地。现在社会中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却来自政府的有力控制，把一些产业由自己圈起来，人们不得不忍受高昂的电话费用，不得不忍受高高在上的房地产价格。
https://m.sciencenet.cn/blog-200346-3763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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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会见到各式各样的墙，比如万里长城把中国分成关里关外，西安的城墙，围起一座城市，还有大学的墙，故宫的墙，苏州地主老财家的墙等等，最小的则是农家小院，雅致无比。除了我们能看到的墙，还可以看到其它各式各样无形的墙。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在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筑造了一座高高的柏林墙。
在经济体制下，政府权力同样在市场中构筑起一道道的墙，例如保护财产权、生命权、契约执行权等等。这些墙是市场经济的框架，保证各类主体在市场这个平台之下自愿地交易。然而国家主义思想指引下，政府发现“墙”可以临时地解决更多问题。当出现社会经济问题，政府不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首先想到提 “墙”,用墙隔离起来。墙只是暂时延缓问题，而问题自身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在开始阶段，墙两边差别还非常小，随着时间变长，差距越来越大，墙也越来越结实，柏林墙从临时屏障，变为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最后加高到3米。当墙最坚固的时候，两边的差距也是最大的时候。在西德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商店里满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购买来自全球的货物。另外一些人奔向众多的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他们可以自由地买到表达各种意见的报章杂志。他们可以互相或同陌生人交谈任何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各种见解。走上几百步，排上一小时的队，填好表格，领到要交回的通行证，你就可以象我们那样去到墙的另一边。那边，街道是空荡荡的；城市灰色而苍白；商店的橱窗毫无生气；建筑物表面积满了污垢。三十多年了，战争的破坏还没有修复。在东柏林短暂的访问期间，我们发现，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唯一地方是娱乐中心。在东柏林呆上一小时就足以理解为什么当局要修建那堵墙了。东西德本是一个整体，战争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居住在两边的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文明，具有同样水平的技术和知识。
筑“墙”让人想起大禹治水用疏不用“堵”。“堵”只是暂时性解决表面问题，会使问题越积越多。“疏”类似于自由市场的思想，政府顺应人民自己的选择。西德的成功即是自由市场的奇迹。当时德国的经济部长是个经济学家，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1948年6月20日是星期天。在这一天，他下令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就是今天的西德马克，同时取消了差不多所有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在星期天采取行动，是因为法、美、英占领军当局星期天不办公。他深信，要是在其他日子采取行动，那些对管制抱赞同态度的占领军当局准会取消他的命令。他的措施象是具有魔力。几天之内，商店里便摆满了货物。几个月之内，德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奥地利学派掌门人米瑟斯指出：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是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经济繁荣以及人类幸福的基础；政府的唯一职能保护私有财产、私人产权以及实行与此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政府既不能干预和“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也不能干预和“纠正”国民教育以及教育事业，政府不应当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随时并任意地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必须贯彻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实行金本位制。
当出现一点问题时，许多人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国家”，希望政府能够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与之相反，“米瑟斯”却目光投向“自由”，他认为经济繁荣只有依靠 “自由”，政府就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暴力机器人，只会把市场弄得一团糟。1929年中美国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灾难。在1933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萧条逐渐扩及到其他国家，各国的产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人民遭受饥饿和苦难。在德国，萧条帮助了希特勒上台，铺平了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在日本，它加强了那个立志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人集团。
萧条似乎以事实说服了公众，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普通大众开始接收一种说法：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萧条也改变了经济学家认识。凯恩斯理论上升为一种主流理论，不仅俘虏了经济学专业，也为政府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措施。实际上，公众和经济学家误解了问题真正发生的原因。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而是政府在市场里插一脚造成的，而且插在了最要害的部门 ——货币发行。货币是市场运转不可缺少的中介，却被一群政客所控制和管理。可以想象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在中国，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新性造就了经济腾飞。大量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私营企业掘起，如华为、中兴、联想、海尔等。同时兴建起一大批的出口产业基地，如长三角、珠三解等。中国的山寨产业与山寨精神同样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产地。现在社会中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却来自政府的有力控制，把一些产业由自己圈起来，人们不得不忍受高昂的电话费用，不得不忍受高高在上的房地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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