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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庸政與昏政之一：高官應高薪，問責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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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津華
隨著媒體的興盛，人們知道越來越多的事已是不爭的事實。在各種抓人眼球的事件報導中，對為官者失誤信息的關注度似乎永遠都名列前茅。
例如去年，工信部曾規定對民用計算機安裝上網過濾軟件的“綠壩事件”，從一開始頒佈就被嘲笑，繼而隨著承辦企業爆出醜聞而被一笑再笑，最終成為笑柄，不了了之。
例如近期，新出總署規定漢語文中不得隨意夾帶英文等外文，也是博得了很多人的笑，大概也會以一笑了之收場。
爲什麽有些時候、有些部門會在施政中出昏招呢？大概與官員群體還不夠精英化有關。
剛剛經歷了“河西”的三十年，我們的吏治是否走出了“河東”的三十年的蔭影呢？好像不夠好。說起來，三十年的時間，有關制度設計的關鍵人士們沒少往外跑。可是是否如為人詬病的那樣，對境外的好理念、好制度、好思路、好做法、好措施採取了選擇性引進呢？而不幸的是，我們每個人都不是聖人和天使，都有情緒、追求和利益的多重考量在那時，在那裡。這種情境，造成了主事者會以其一己之利的角度看問題、想問題和解決問題。所以，境外有好東西而我們就是不學的現象，不說比比皆是，也是不在少數。比如，香港之交通管理，不堵車的高招就是過不了羅湖橋。
兩岸之另外三地的電視看多了，就不免受些燻陶。比如人家的公務員制度，就很不錯。人家的局長司長等高官，都被列入“問責官員”之列，同時用高薪伺候著，大約月薪為6位數港幣。這些高薪且問責官員，都是出鏡率相當高的，就是說，當發生自己職責範圍的事情，都要親自面對媒體，解讀新政思路，并接受各界的質詢。而其下屬則不必如此，大可以埋頭做事，幹好本職崗位規定的工作即可。
這樣一種安排，就在精英化這個座標上出現了很大的分野——精英者高薪，平凡者平薪。
其實，政府公務員就該是這個樣子，而不是被弄成今日中國內地這樣的人人趨之若鶩。“紅領”被寵，說明我們的制度出了偏差。
高級公務員，需要極高的綜合素質，當然要由精英來擔任，對其制約就是最高首長和公眾對其的問責；而其他公務員，就該實行非精英化，平凡之人即可擔任，薪酬福利也為社會平均水平即可，不行之以公開的問責制（其崗位職責還是要的）。如此，只是把責權利做了調整，建立了新的架構，而總的行政成本卻並不會增加，行政效率大可比原體制更高。
對高官給出高薪，并輔之以問責，就真的會為政府羅致到高端的精英人士。各把一方的決策者們優秀了，屬下的執行者們也不敢亂來了，就可以避免或少出庸政與昏政之類的事。
太理想化了吧？看看近日火了的浙江省工商局長鄭宇民先生的事蹟，挺給力的。這樣的官員不給高薪，太說不過去了。
非高級公務員們要怒了吧？且看“之二”。
201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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