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二、个体意识、文化遗传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理解》这本书中，尽管诺思并没有言明，但是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个体意识和文化遗传是破解经济变迁之谜的法宝。经济学研究的长河中，米塞斯肯定了“人有意识这一最基本的事实”，认为“人具备的心智让他决定目标，并采取行动争取实现这些目标”[1]，诺思的基本出发点与之几乎如出一辙；凯恩斯则认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在对的时候和错的时候，都比人们一般认识到的要强有力得多。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由这些思想统治的[2]。”凯恩斯所阐述的思想与诺思眼中的文化遗传又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问题也就恰恰出于此，当微观层面的个体意识与宏观层面的文化遗传放在同一个逻辑框架时，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只能用一个概念不清的“相互作用”来描述。这个问题在本书的第12章有如下体现：

“一旦我们考虑到意识和不断演化的文化之间复杂的、远未被

我们理解的相互作用，这种保证就不存在了。”

然而，诺思并未对这个问题给出恰当的解释，这也同样构成了他整个分析框架中最大的漏洞，甚至会威胁其理论的解释力。下面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哈耶克曾经说过，“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purpose-seeking）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rule-following）的动物”。尽管整本书中，诺思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哈耶克思想的认同。然而，诺思在对个体意识分析的过程中，却过分强调了人类活动的意向性和目的性，即减少人类生存面临的不确定性或最大限度对自身生活的控制。进而，他把经济变迁过程看作是“一个由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的过程”。这个观点中所体现的主观性，我们先不加评述，与达尔文相比，诺思俨然过分高估了个体的力量：达尔文适者生存的一个基本思路是环境对于个体生存能力（遗传或变异）的一个筛选；而诺思的观点隐含的竟是个体对于社会发展趋势的控制[3]。进而，诺思只能把文化作为一个经济变迁的背景或是作为路径依赖约束纳入其分析框架中，也许他忘记了对文化的定义时包括“所有人工物品，特别是工具、技术和人类改造环境所使用的器具”，而这些人工物品的演变与经济发展恰恰是不能分割开来的，“影响”二字怎么能简单说清楚。另外，诺思一直强调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同对理解经济变迁的重要性，但是他把不同的原因只简单的归结为人口增加带来的外部性。至于外部性的具体内容，他既没有像霍布斯那样宣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也没有像哈耶克那样总结为“个人目的的实现和手段的选择，还取决于他对与其互动的其他人的行为的预期和未来其他情势的预测”。这样，诺思对人类行为的分析就出现了机械化[4]的倾向，这导致的下一个问题是此分析框架在解释“断点均衡变迁的过程”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解释渐进的变迁过程。这相对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挑战和应战”模型，能整体性地解释文明的诞生及成长、停滞和衰落，显然有些稚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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