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青囊志异，2023-01-13 12:12 广东

我国近代具有现代性质的中医院其实在清末已经出现。最早出现在港澳地区。

01  清末中医院

1872年创立的香港东华医院，是已知近代最早的新式中医院，具社会慈善性质。其早期为仿西医院的体制，中医诊疗，设置有门诊（分科）、病房（百人）、药局、烹药房；有外雇工人清洁和看护。招收过中医学徒（8年制 学习中西医）；1930年创刊《东华医院院务报告》；1940年内部编撰《备用药方汇选》，是最早的中医院协定处方。1938年之后，基本变成了西医院。

1872年创办的澳门镜湖医院，1899年创办的广州城西方便所，情况和香港东华医院类似，都是具有社会慈善性质的医院，都是早期只用中医，后来中西医并用，最后则演变成西医为主体的医院。

香港东华医院

清末官府设立的山东官立中西医院（1900年）、北京内城官医院（1906年）、外城官医院（1908年），都是分设中医、西医两部的综合性医院，这是时代特色。民国之前的中医院还有1906年开办的上海四明医院，即现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前身。

02  民国私立中医院

民国政府一贯不热心扶持中医，基本不主动投资开办中医院，所以民国中医院以民办私立为主。民国中医界为自救，创设了很多私立中医院，多设立于各地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和南方的大城市，其中又以上海中医院最多，共有数十所。

1934年，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在《敬告全国医药界同仁书》中，倡导呼吁中医界设立中医院：“设立医院，以收改良之效果。盖有医院然后对于病症实际，乃有统计可考，如诊察、治疗、处方、用药，皆可以每日实际之经验而为综合详确之比较，无论理论实际均能有莫大之功效。”

民国时期比较知名的中医院有：奉天立达医院（张锡纯，1916年，中西医结合）；上海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丁甘仁，1917年，设有门诊、病房和药房）。杭州三三医院（裘吉生，1924年，中西医联合，中医为主）；华北国医学院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1933年，即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广东光汉中医院（即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北京养浩庐中医院（1913年左右，杨浩如，中西医联合）；上海华隆中医院（丁仲英、丁济万）。上海江湾时疫医院（1933年，蔡香荪）。

裘吉生的三三医院旧址

广东中医院

03  民国省立市立中医院

民国国立的中医院一直难以建立，但有些省却得以建立省立的中医院，尤其在民国后期。如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附属中医院（1921年）；湘省国医院（1934年，后称湖南国医院）；苏州国医医院（1939年，中西医融合）；成都市立第一中医诊疗所（1939年3月，1943年6月扩建为成都市中医诊疗所，施诊给药免费）；广西省立高等中医职业学校附属中医院（1942年）。民国后期，江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等省政府都有建设省立中医院的计划，具体是否实现尚不明了。1948年上海市参议会以75票通过设立市立中医院，不过因时局变化未能实现。

1921年，阎锡山任会长的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参照西医医院体例，设立了附属中医院，也是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的实习医院，院务由研究会理事长杨兆泰主持。医院分设中医部和西医部，采取中西医分治的方法。中医部有中医士4人，西医部有西医士3人，两部各设主任一人。医院设有待诊室、诊病室、养病室（分普通病房和传染病房）等科室，医院为住院病人提供护士（看护）和护工（医徒）。医院建立了各种详细的管理制度。医院还对招聘的看护进行为期3年的专业培训，据称是民国第一个进行护士培训的中医院。附属中医院还具有中医学术研究的性质，中西医的分治可使两者相互参证，意图以西医的方法改进中医。医院还完整记录了1922年3月至1930年12月8年间的诊疗情况，分别逐日、逐月统计中、西医部收治情况，是较早引入计量方法进行医学研究的中医院。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附属中医院的体制和管理制度均具备了现代医院管理模式。1933年12月，杨兆泰因病辞职，医院改组为川至医院。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旧址

1939年4月创办的苏州国医医院是江苏省的省立中医院，也是西医院体制，由当时江苏省长陈则民（经方爱好者）支持创办，院址初在西美巷况公祠及江西会馆内，后迁至景德路。医院院长唐慎坊，医务主任叶橘泉，有12名中医师。医院分设内科、外科、妇科、幼科、伤科、针灸科六科，有诊察室和病房（分四等，五十余张病床）。医院设有配药所（苏州国药社）和国药研究组，还设有院外名医专家组（16人），以便必要时对危重病人会诊。医院还自己编写中西教材培训专业护士。苏州国医医院是以中医科学化为宗旨的，其较早吸收采用现代的诊断技术提高诊断的客观准确性。苏州国医医院具有医学科研性质，是一个经方（中医经典方）的实验研究医院，叶橘泉先生是方证学说的一代宗师，是用实验统计方法研究经方实际疗效的先驱，他在1939年—1941年任苏州国医医院医务主任期间，就率先开展了经方的相关疗效统计研究。苏州国医医院还出版过《苏州国医医院院刊》创刊号，是民国时期出版过院刊的极少数中医医院之一。苏州国医医院因为经费等问题于1941年初停办，虽然存续时间短暂，但中医界称之为“民国中医科学化的典范”。

无独有偶，祝味菊先生也有创设公开实验医院，用现代实验统计方法来研究中医药的设想。民国中医先驱者的这些设想和实践，是意图将传统经验医学向实证医学转变的有益尝试。

况公祠，苏州国医医院旧址

04  民国国立中医院

设立国立的国医医院一直是民国中医界的梦想。虽然民国政府一贯不重视中医，但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因为战时救护和民生的需要，民国政府还是设立了国立的中医医院：卫生署陪都中医院、中医救护医院（后改名中医救济医院）以及首都首都国医院三个。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和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子桥合谋设立中医救护医院，以救治伤兵难民为宗旨。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过京难民诊疗所于1937年10月9日在南京下关中门街兆庆里成立，因就诊者日多，不能满足军民需要，后扩充为中医救护医院，院长为朱子桥，以南京老虎桥原江苏第一模范监狱为院址，扩招医护人员，设置伤外科病室、外科配药室、手科手术室和内科配药室、内科煎药室等。医务人员分为预诊组、伤外科组、内科组、针灸按摩组、X光组、检验组、门诊组等。医院分为东西两院，病床共千张。并将原来的兆庆里诊疗所作为第一分院，在中山桥又建成第二分院。中医救护医院的经费来自赈务委员会（民国行政慈善机构）、中央国医馆、军政部款以及社会捐助，所以南京中医救护医院基本算得上是国立的中医医院。救护医院主要采用中医药治疗疾病和内外伤，兼用新式器械进行救护工作。12月南京陷落后，中医救护医院随政府西迁陪都重庆大梁子磁器街62号重设，改名中医救济医院，饶凤璜为院长，陈郁为名誉院长兼会诊委员会主席。设病床200张，设备措施一如西医医院，继续服务于抗战军民，提供门诊，送诊，住院治疗，家庭顾问，机关团体学校卫生顾问等医疗卫生服务，贡献良多。医院的经费开支主要由政府赈济委员会拨给。中医救护总院还设有医疗研究委员会（即专家组，张简斋、时逸人等）。1942年，奉赈济委员会命令中医救济医院与重庆施诊所合并为“北碚中医院”， 抗战胜利后交由北碚地方政府管理，1946年，医院因经费无源停业。

南京老虎桥中医救护医院

1943年6月21日，民国卫生署委托中国医药教育社，在重庆中山一路七星岗兴隆街创办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所长陈郁，副所长高德明。当时避难重庆的著名中医，如张简斋、陈逊斋、邱啸天、胡书城、张锡君、宦世安、郑曼青、胡光慈、康昭谨、方丙寅、董立侯、邹云翔、刘郁周等，几乎都被罗致，至1944年2月15日停诊时，治疗所八个月共计诊治患者5129人。

1944年，中央国医馆1942年申请之有关创办中医院的方案及预算终于获得卫生署与行政院的同意批复。当年5月，卫生署拨款在长安寺（中正路特二号）租二楼一底民房一幢，在陪都中医内科治疗所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陪都中医院，还是陈郁任院长，胡光慈任副院长。如果说中医救护医院还不够“国立”的话，那么这狭小粗陋的陪都中医院，就完全是民国正式纳入卫生行政管理的国立中医院了。它行政上直属于卫生署，院长、副院长“均由卫生署聘任”，其他人员“均由院长派充，呈报卫生署备案”，职员共27人，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及运营经费，都由政府拨款发放。陪都中医院只开设门诊，分内、外、妇、儿四科，并设有西医一名。每日接诊约100～200人次，抗战军人家属及军警均可免费就诊，赤贫者也可酌情免费。1945年，陪都中医院迁到肖家凉亭。抗战胜利后，中央国医馆迁回南京，陈郁等人随政府返回南京，李奎安接任院长（不久意外去世），按计划陪都中医院将变成首都国医院的重庆分院。陪都中医院一直持续经营到重庆解放，后来几经合并改名，1955年3月成为重庆市第一中医院。

有用处能帮忙，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医能存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政治家对此更有认识和体会，对此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先生也有深刻认识，他在抗战前夕视察广东中医院发表演讲时就指出：“须知国际风云日急，如一旦国家有事，国医不能于战争之下，成立一后方医院，或战场救伤队，将我国医界份内之救国工作放弃，则不能帮忙国家，必为政府所轻视。”国难之时，中医界要能为国家帮忙分忧，才能让社会上下真切体验到传统医学的功用。也正因为中医药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民国政府才考虑将中医药专科学校的设立列入教育发展计划中，1938年2月，中医界提出的“拟请教育部颁布‘暂行通则’使各省市普设中国医学校案”才在教育部会议获得了通过。

中央国医馆创立后，建立国立的大型综合国医医院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目标。1935年12月，焦易堂、于右任、陈立夫等就发起了创设首都国医院的提议，此后焦易堂等就一直为此事四处活动，就在土地、资金、建筑设计、人才等各项筹设事宜基本完成之时，抗日战火中断了此项事业。抗战胜利后，中央国医馆又重启建设首都国医院的事业，1948年年底，首都国医院终于在南京毗卢寺寺西落成，于右任为董事长。但未及正式开业，南京就已经解放了，焦易堂先生去台湾前夕，还亲自到毗卢寺告别新落成的首都国医院，壮志未酬功亏一篑，当时老人何种心境不难想象，隔年（1950年10月）焦氏就在台湾去世了。 

首都国医院曾在南京毗卢寺寺西

现在有些中医人士对中医院的“西化”颇有微词，但从近代早期知名中医医院的状况来看，已经多是中西医联合或采用现代的诊断技术的，称为“中西医结合医院”也许更适合，这其实是“中医科学化”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民国中医院其实已经开始“西化”了，而且民国晚期中医院与早期中医院相比，“西化”的程度也是明显逐渐增加的，但中医的特色还是明显的。如今的中医院“西化”就更严重了，“西化”太过显然就会变质，就完全丧失中医的特色了，这也是个问题，还是应该纠正回到初衷。但不管如何，晚清民国以来，现代中医医院制度的逐步确立，都算中医学的进步，是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新中国建立后，新政府关注社会医疗卫生事业，依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条件，大力扶持中医药，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已经设立中医院330所，病床14200张。到了1966年，全国中医院发展到了1371所，这些显然都是“国立”中医院了。民国中医人的设想和追求终于开花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