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江晓原，刘兵. 其实，萨顿比李约瑟更重要. 中国图书评论，2007（11）：110-113

江晓原：刘兵兄，我们为之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和心思的“萨顿科学史丛书”终于面世了。用科学史界同行的眼光来看，这也算一件小小功德。但是许多媒体朋友却总是问我：萨顿是什么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重温这些半个多世纪之前的经典呢 当他们被告知，萨顿是国际上公认的“科学史之父”时，他们又问：那么李约瑟呢？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了我们推出这套《萨顿科学史丛书》是多么必要。看来这些问题还真应该谈一谈。

刘兵：萨顿对今天的意义，可以在几个不同的层次上作分析。

首先，是从科学史学科的发展、建制化的角度来看。因为，虽然早在萨顿之前，就已经有了科学史的雏形，但那正像西方近代科学被建制化之前，只是一些业余研究者的消遣一样。科学史在很长的时间内，也只是一些人的业余兴趣，科学史甚至被说成是科学家晚年退休后的一种消遣。这种说法的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而通过萨顿的努力，科学史这门学科开始规范起来，走上了建制化之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相应的，萨顿所确立的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史，所要求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规范、评价标准等，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科学史这门学科，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所谓某个学科的建制化，通常是指一些象征性的事件，比如有大学为该学科设立了教授职位、培养出了获得该学科学位的博士、建立了国际性的学会、创办了国际性的专业刊物等等，而这些事情萨顿一个人生前全都做到了。萨顿虽然是比利时人，但他的不朽事业是在美国成就的。哈佛大学为他设立了科学史教授的职位，他培养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史博士，他创立了国际科学史学会，创办了作为这个学会会刊的国际性科学史刊物《爱西斯》（I-SIS），这个刊物一直出版至今，成为国际上权威的科学史专业刊物。

这里我们谈科学史的建制化问题，也许只有少数专业科学史研究者会感兴趣，但是实际上萨顿的意义却不仅仅只限于科学史学科本身。例如，作为他研究基础的新人文主义，也即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立场，在今天看来就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甚至比提出了“两种文化”问题的斯诺更早关注到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危害。在萨顿的许多文字中，就对那些无视人文、只迷恋于自己专业作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甚至认为，在德国纳粹时期，那些为希特勒政权效力，鼓吹“雅利安科学”的科学家、设计毒气室与焚尸炉的工程师们，就具有这样的典型特征。

江晓原：这就看到重温经典在今天的现实意义了。萨顿的科学史，不是那种只知道简单地为科学歌功颂德的科学史。你前面说的作为“科学家晚年退休后的一种消遣”的科学史，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也不是那种只充当促使人们如何更加热爱科学的教育工具。萨顿的科学史，是要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

萨顿确实比斯诺更早关注到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危害，但是他的立场，应该和斯诺有明显的不同。斯诺那时还未看到科学主义的危害，他1954年的著名演讲，还在为科学争更多的名分和更高的地位。我倒是觉得，萨顿的思想与哈耶克更为合拍——哈耶克在斯诺之前就已经预见到科学主义的危害，已经在极力批判“理性之滥用”了。当然，哈耶克是哲学家，和科学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尽管他的预见是极为天才的。要是当年萨顿和哈耶克能够“合兵一处”，那恐怕将是非常精彩的一幕吧。

刘兵：确实，在萨顿那个时代，能够对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有如此的认识，能够站在人文的立场上对科学有那样的反思，确实是要很有洞察力才行的。尽管，我们今天再看萨顿时，也会发现在他身上也还有一些科学主义的典型特征，例如把科学这种“实证的”“真理”性知识的发现的历史当作唯一真正代表人类进步的历史等，但毕竟我们不能超越时代地过分要求萨顿。而且，我们说重温经典，在萨顿这里，其实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因为在我们这里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没有经历过与西方一样的建制化过程，而对于西方科学史的经典，我们学习和介绍的又相当不够，但某些必要环节是无法绕过的，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补上这些课。像在这套丛书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那本书，尽管是整个丛书中最不好读的一本，但却又是在我们的科学史传统中，很少被阅读的那种类型的经典文献的代表。而且，比起萨顿的代表性著作《科学史导论》，它甚至已经算是某种“简本”了。

江晓原：《萨顿科学史丛书》中这“最不好读的一本”，其实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可以反映出萨顿做“正经学问”的风格。中译本的推出，或许可以视为推出萨顿《科学史导论》等鸿篇巨制前的热身，说两句题外话，想推出那些鸿篇巨制，需要出版社和译者具有更大的献身精神。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翁经义社长有名言曰“以消费的心态出书。”这和一个人赚了钱之后应该用于消费否则就是守财奴了，道理是一样的。至于我们口头常说的“亲近经典”，其实是要有代价的，有时甚至可能是相当奢侈的。除了要有出版社愿意出，国外的经典还得要有人愿意译为了译这本《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师生花费了许多心血，出版之后还得要有人愿意读。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窗外红尘万丈，这种时候要让人静下心来阅读经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刘兵：就萨顿的著作对今天科学史建制化的意义来说，除了上面提到的对其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和阅读的意义之外，我想，萨顿的一些关于科学史学科的价值、标准和意义的讨论，也是极为值得我们关注的。例如，在《科学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所选译的萨顿关于科学史研究发展的历史，关于科学史教学的若干问题等，在今天读来，也依然是很有针对性的。在萨顿那个时代，他就已经在深刻地反思那些过分计划、过于官僚的学术规划发展管理了，而在他对于科学史教学的讨论中，我们在今天同样可以看到他所抨击的那些不良现象的影子。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科学与人文分裂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像科学史这样的“无用”的学科的文化与现实意义，也并没有理解对于像科学史这样一门学科的职业化研究，会与那些以科学家的常识来看问题有什么不同，以及这样的研究对于科学家的意义何在。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却是科学史学科在中国顺利成长的必要条件。

江晓原：说起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成长，就必然要联想到李约瑟了。有人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李约瑟就是科学史的全部”。而这实际上是多年来某些片面宣传所造成的误导。

关于李约瑟与科学史的关系，当年他的亲密伴侣、后来成为他夫人的鲁桂珍博士，有过最恰如其分的说法。鲁桂珍说“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也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而对于西方科学史界和自己的关系，李约瑟本人直到晚年还耿耿于怀。1979年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第二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做演讲，他感叹“先驱者的孤独”，备述汉学界和科学史界在他毕生执教的剑桥大学所受的冷遇时说“东方研究院从未打算与我们多加往来……更有甚者，同样一堵墙也把我们拒于科学史系门墙之外，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足见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并未得到如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高的认同。

刘兵：也许，这里面确实有学院体制和职业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然，李约瑟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科学史家，在就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问题上，或许确实没有人比他的影响更大。但长期以来，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整个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领域中，也还只是一个很小的边缘地带，如果查一查像每年的文献索引，就可以有这样的印象。但也许正是因为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贡献，所以在我们这里被宣传、评介的比较多，影响也相对要大得多，像“李约瑟问题”这种在新的职业科学史家视野中并非是核心问题的争论，也因我们对中国科学史的特殊关注和我们对中国科学以及相关发展的特殊热情，而一直被众多的人进行着其实很少有实质结果的研究讨论。

因为我们这里谈的是体制化的科学史的发展，在这方面，国内一直是有着很大的欠缺的，因而前些年，有人会提出“再建制化”的呼吁。就此来说，也许我们就需要更多地关注像萨顿以及萨顿之后更多西方职业化科学史共同体中的重要人物了，这可能是我们更为迫切地需要的补课。

江晓原：你提到的“补课”，确实是太重要了。我们现在很喜欢一个概念叫做“跨越式发展”，许多人天真地以为，我们“跨越”某些阶段，或者说省略某些“课程”，直接进人高级阶段——就好像小学中学不念，直接念大学那样——居然是可能的。其实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种“跨越式发展”都只是一相情愿而已。缺掉的课如果不补，早晚会有不良后果显现，到时候该补的课还是得补。

回到科学史上来，萨顿就是我们缺掉的重要课程之一。李约瑟当然非常伟大，他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要说到西方主流的科学史，那李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路偏锋。而萨顿这一路才是主脉的源头，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将萨顿这一课补起来。在补完这一课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将此后西方科学史的发展和成果更多地翻译、介绍进来。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已经陆陆续续做了一些，但是还远远不够。

刘兵：我们已经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萨顿的重要性了，包括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和科学文化研究需要补上萨顿这一课的必要性，但说到此处，我们似乎也可稍微谈谈萨顿的局限性了。当然，这里所说的局限性，并不是像有些八股式的历史评价所惯于说的那种局限性，因为，如果说所有的人都在历史中，那么当然所有的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不过，我们这里却是要实实在在地讲一点萨顿的历史局限性，也即萨顿固然在他那个时代在对科学的人文思考上颇有超前之处，但今天看来，他的基本立场其实还是很有些“科学主义”的。例如，他曾强调，科学这种实证的知识的获得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因而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而且这种进步在任何其他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如此等等。像这样的观点，当然我们现在是不会完全认同了。

江晓原：我发现实际上持类似观点的人非常多，包括我们身边的许多人。这正是刘华杰所说的科学主义“缺省配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只有科学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取得辉煌成就，同时又尚未明显表现出某些负面作用的18、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形成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历史局限性”这一老生常谈的词汇，也是可以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萨顿尽管有着你上面所说的局限性，却并不妨碍他提出要认识科学技术的局限性、要用科学史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等等深具远见的思想。这样一看，从整体上说，恐怕不能说他的基本立场是科学主义了。

刘兵：我前面用的词是“基本立场”，而你讲的是“从整体上说”，这两者间也许还是有些区别的。其实，萨顿能够在他那个时代有某种对于“科学主义”的部分超越，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但我还是认为，他的“基本立场”，也即科学观，还是科学主义的。当然，这样说也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形象。还可以提到，即萨顿的研究范式，也已不再是当下国际科学史界的主要范式了，在萨顿之后，各种新的科学史观念、方法纷纷被人们提出和应用。因而，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曾说“科学史家和由于去世不久的乔治·萨顿在建立科学史专业中的作用，对他极为感谢，但他所传播的科学史专业的形象继续造成了许多损害，即使这种形象早就被摈弃了。”此话说得可能过重了些，但他所指出的，恰恰是当今科学史专业的新范式与萨顿那种范式的区别。

不过，在任何领域，虽然都会随着时代而有新的发展，但领域的创立者的功绩永远是不可低估的。正如一位西方科学史家所言，萨顿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现在科学史已是一个稳定的学术领域，乍一看来显不出萨顿影响的痕迹，然而他不仅通过英雄般的劳动业绩创造并收集必要的建筑材料，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将科学史建成一个独立的和有条有理的学科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建筑师，他的确是科学史的第一位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