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验证这种传统医学的临床诊疗方式，一个叫做“阿育基因组学”的研究在印度多家顶级研究机构中陆续开展，包括印度科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和海德拉巴细胞与分子生物学中心（Centre for Cellular & Molecular Biology）等，也有了“关于印度传统医学质这类表型的遗传基础”的相关文章发表。来自新德里基因组学和整合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Genomics & Integrative Biology）的细胞生物学家Mitali Mukerji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正在让印度传统医学跟上时代的步伐”。基于这一设想，印度中央政府却对此满腔热情，2007年为阿育基因组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2012年批准了五年支持计划（至2017年），拨款$1.6千万支持该类研究。“资助经费不会短缺”，前科学与工业研究局（Council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局长，阿育基因组学的拥护者Samir Brahmachari说。而且，当前执政党表示阿育基因组学处在优先资助的选项中。

尽管如此，批评意见仍然如潮而来。密歇根底特律Wayne州立大学的肿瘤生物学家David Gorski认为，“印度传统医学所持的论据本身就不是科学的，这侵蚀了所有试图基于这套理论而进行的研究（具有科学性的可能）。”“你可以拿伪科学研究采集的样本做基因组学，但别指望得到科学的结果”。事实上，在印度传统医学调制的草本混合物中获取药物所做的努力常以失败告终，新德里印度国家免疫学研究所的免疫学家Satyajit Rath也说：“其它事件还包括生物医药工业在拆分复杂的印度草本配方中遇到巨大困难”。批评者还针对Mukerji等研究论文的结论进行反驳，因为后者认为印度传统医学三种纯粹的“质”（即由单一体液主导的身体类型）与基因表达相关：不同“质”者的代谢、心血管、免疫和精神疾病相关基因的表达显著差异。Kapha“质”者其甘油三酯、胆固醇和其它心血管疾病相关标志物的水平更高，这与印度传统医学典籍所言Kapha“质”者更易患心脏病的论点完全吻合。反击者指出：所谓的Kapha“质”者多数体型肥胖，仅此即可解释易患心脏病的倾向性。

尖锐的批评并未吓阻Mukerji，他们的团队2010年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报道指出：Kapha“质”个体的一个基因变异与一型急性高空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其它变异形式多在非Kapha“质”个体中出现，因此非Kapha“质”个体能承受更高的海拔高度。质疑者认为 “质”的定义过于宽广难于据此进行基因相关研究。位于西孟加拉州生物医学基因组学国家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Genomics）的人群遗传学家Analabha Basu认为： Mukerji团队虽然做了坚实的研究工作，但是如果他们将精力用于研究基因变异与人体表型相关性上回得到更具洞察性的结果，如果你能确定、揭示kapha“质”下某一表型的某一特征基因，你将更具有预测力。

来自阿育基因组学的最新报道还引来另外一种关注：是否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匿名评阅。不久前，Manipal大学的心外科医师M. S. Valiathan发表了他的第一项试图将“质”分类与西方医学参数，诸如体重指数，关联起来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印度传统医学与整合医学杂志（Journal of Ayurveda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上，文章的一些作者也是该杂志的编辑。“难道他们就不能在其它杂志上发表吗？”印度科学院肿瘤生物学家K. Somasundaram质疑说。也许，阿育基因组学支持者已习惯于面对质疑。Mukerji坚持认为找到基于古老印度传统医学典籍的预测性和“质”的遗传学倾向性间的交汇点十分重要。在现代医学中，她说，“你不能通过观察一个健康人来预测他将倾向于患何种疾病，因为没有办法将健康人分类”。知名的基因组生物学家Brahmachari认为：越来越多的发现让他对阿育基因组学在这场辩论中最终胜出持乐观态度，“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让它成为一项运动”。

其实，以我这个经历过“中医现代化”兴起、鼎盛、衰落的全过程而事后仍然长期反思的过来人看，“阿育基因组学”难以摆脱“轰轰烈烈”开始、“了无声息”收场的尴尬。因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它们的“求真”态度。现代科学研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问题-猜测-反驳”，通过不断的证伪猜测来逼近真理；一种是“经验-假说-理论”，通过不断的证实假说来发展真理。总之，无论“证伪”或“证实”，科学检验都是重要的环节。而且另一方面，现代科学对提出假说也有要求，即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可检验性。这是严格的标准，否则就不可能通过实验来检验，也就不能上升为理论。

传统医学就没有这些限制，无论是印度医学还是中国医学，其中充满了大量的未经检验的“假说”或“理论”，甚至连概念都是虚构的（缺乏可操作性、可检验性特质）。一些似实而虚的约定性概念，一些由这种概念推演出来的理论原则，一些可此可彼的经验载体（或工具），何以验证？何须验证？由于传统没有基础研究，所有的学说一经提出就无法撼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可操作性很强的假说，科学检验自然就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基础研究也就毫无立足之地。然而，没经科学检验的假说，即使源源不绝，并演绎出严密的体系，由于其每一个网结都缺乏客观实在的支撑，如同一个折断了右翅的大雕，花费十倍气力也只能在原地拍打，它们没有向真理迈出最后而又最关键的一步。

回到“阿育基因组学”本身。气、胆及痰这三类体质是客观存在吗？他们具有各自的物质基础吗？可以通过判决性实检验证吗？正如中医的“证”，肾气不足证中的“肾气”究竟是一种物质还是功能？如何设计实验把它找出来？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不这么“求真”，就把“肾气不足证”看成是一组症状、特征的排列组合，或者按照印度医生的办法评估100多项特征指标将病人归于某种“质”。接着我们要问：这每个病人（或健康者）他们就是纯粹的某一种“质”吗？你100多项特征指标的分布就那么均匀？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他们也不可能纯粹的某一种“质”，绝大多数是各种“质”夹杂其中。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如果实验分组就不那么严格，能够出现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吗，尤其是在“基因研究”的层面上？

是的，古老民族都有其辉煌的过去并产生过早期文明，人类的民族情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我们期望早期的文明之花结出现代的文明之果的想法无可厚非。但是，科学是超越情感的东西。它不以人类情感为转移，唯一遵从的是人类的另一种品质——理性。因为理性，科学能够与情感不欢而散，也能够与自己的过去“挥泪告别”。民族的、爱国的情感尽管美好，但是如果用它武装科学工作者的头脑就可能会让我们离科学理性越来越远。想想看，基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唯一性”或“独一无二”，我们还能够通过现代科学理念和现代科学方法再造一种“现代印度医学”、“现代中医学”吗？如果不能再造这样的医学，提出“中医现代化”（包括“中西医结合”）和“印度医学现代化”的口号和推动一场运动还有意义吗？因此，在最先慷慨激昂地宣称“没有现代化就没有未来”的时候，我们严密地论证了这场运动的可能性吗？只有当我们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举步维艰的时候，才最后体会到“两边不讨好”，甚至而不得不退回到“传统医学”的老路。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隐藏在现实的表象之后，失败的教训可能来源于当年的“一时冲动”。

（待续，接下来要探讨的是“如何看待传统医学的替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