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个文化（包括艺术、哲学、科学、管理等）的研究范式和体制模式都存在自身的限度，这个限度必然限制其发展，希腊-罗马文明的终结也是一样，中国古代文化结构和体制也一样，文艺复兴的欧洲建立了新的研究范式和体制，从而产生了其容限内可以发展的成就，中国历史朝代的变更和文化模式的限制其发展出新的文化范式，在欧洲经历千年黑暗，可以在重新获得希腊-罗马文献和从东方文化中的学习建立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和范式、体制在我们并没有转型或学习过来，在文化（包括哲学、科学和艺术等）的研究方法、规范和体制上尚没有充分掌握这个新的模式，一旦掌握了方法、规范和体制的要诀或精神，就可形成一个对传统文化、对自然和社会研究的创新时期。一个最近的案例是系统生物学的理论、数学形态在60年代已经建立，但是这种形态的范式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许多早年研究的西方科学家论述到世纪之交形成的实验与理论再度结合的研究范式才又给这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新机，这就是21世纪系统生物学能够迅速在全球发展的基础 - 范式、方法等是影响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因。

科学研究从分析到综合，文化的研究从文化的解构，然后文化要素的重建构成新的文化模式，文明的交替就是这么一种发展历程，每一种文化模式或结构有其历史阶段或时期，当一种文化模式出现危机，可能在别的地区正在孕育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也许中国正在环太平洋地区探索、实践与形成人类的一种未来文明模式，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其中东罗马帝国到拜占廷帝国，再到奥斯曼帝国的文明交替在欧洲与中国丝绸之路的交流影响很大，后一个文明体奥斯曼帝国封锁了这条途径，于是欧洲寻求新的途径而导致了地理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