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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上海图书馆藏王守仁《城守筹略》真伪考

已有 821 次阅读 2023-8-19 18:59 |个人分类:兵学|系统分类:科研笔记|文章来源:转载

摘要：上海图书馆藏署名为“王守仁”的抄本《城守筹略》，多部重要工具书和著作都将之定为王守仁的著作。经目验和考辨，可知此书是抄袭阳明后学钱栴的同名著作而加以改头换面而成的伪书，但它在军事学等方面的价值不容忽略。

关键词：王守仁钱栴《城守筹略》真伪考辨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3年第4期

作者简介：苏成爱，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王阳明军事著作校注”（18FJS009）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上海图书馆藏朱墨双色精抄本《城守筹略》五卷，题“王守仁”撰，凡8册，系孤本。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王阳明”，谥文成，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心学哲学的集大成者，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是儒家四圣之一。王守仁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与其他哲学家最显著的区别是，他同时还是一位军功赫赫、撰有兵书的军事家。关于王阳明的军功，《明史》本传的评价是：“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王守仁的论著大多收入明隆庆年间刊刻的《王文成公全书》，但所收入的军事类文章只占很少的分量；王守仁还有多种军事著作传世，大多未收入《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的传世军事著作流传不广，深藏于国内外的图书馆和文物部门，且长期以来没有整理本出版，给人们的阅读带来很大的不便。整理王守仁的军事著作，首先要辨明真伪，确定需要整理的著作。

根据国内外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和文献记载，署名为“王守仁”的兵学著作至少有15种：《城守筹略》五卷（清抄本）、《阳明先生保甲法》一卷、《阳明先生乡约法》一卷、《兵符节制》一卷、《十家牌法》一卷、《征藩功次》一卷、《王文成兵学心法》一卷、《平濠记》一卷、《阳明武编》四卷、《武录》二卷、《王阳明靖乱录》三卷、《评注武经七书》七卷、《兵志》五册（明董其昌抄本）、《阳明兵策》五卷、《历朝武机捷录》十四卷。已有学者论及上述军事著作中部分古籍的真伪问题。但对《城守筹略》的真伪问题尚未见有学者提及。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以期抛砖引玉，恭请读者诸君赐教。

多种重要工具书和专著都把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抄本《城守筹略》定为“王守仁”的作品，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兵书总目》《孙子兵法辞典》《中国军事大辞典》《诸子百家鉴赏大典》《中华文明史话》《中国战争通鉴》等。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部署名为“王守仁”的抄本《城守筹略》，是现存仅有的孤本；而明末钱栴撰写过同名著作，数家收藏单位都有收藏。这很容易启人疑窦：署名“王守仁”撰写的抄本《城守筹略》是不是依据钱栴同名著作伪造的？虽未见有学者讨论过这部抄本《城守筹略》的真伪，但我们一直心存疑问。若要弄明白这部抄本《城守筹略》是不是依据钱书伪造，必须亲见二书并加以细致比对才能最终确定。钱书原系刻本，现已影印收入刘鲁民主编的《中国兵书集成》第37册，而且国家图书馆藏本在网上也可以查阅全书图像，容易获得、阅览。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题其撰者为“王守仁”《城守筹略》却难得一见，或许因是之故至今无人论及此书的真伪。2019年3月6日，我们终于幸运地读到了这部抄本《城守筹略》。经目验、比对，可以确定此书系后人伪造。

在没有讨论这部抄本《城守筹略》的真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来了解刻本《城守筹略》及其作者的情况，顺便纠正几种流传较广的误说。

二、钱栴及其刊刻的《城守筹略》

关于钱栴及其所撰《城守筹略》，以往论者往往以“平迹不详”“钱默当刻本”将其人其书一笔带过，黄裳等学者曾对此做过很好的研究，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也有不少亟需纠正的误解，如绝大多数的古今论者竟然经常把“钱栴”之“栴”写错，或误作“旃”，或误作“梅”，或误作“枬”。

钱栴（1597—1647），字彦林，号半村、檀子，嘉善（今浙江嘉兴）人，云南巡抚钱士晋之子，万历丙辰状元钱士升之侄，抗清将领夏完淳之岳翁，其本人系崇祯癸酉经魁，明末深感世局日非，坚决摒弃沉迷声色之习，专心攻治兵书。弘光朝中授兵部职方郎中，并奉帝命视察江浙一带的城守状况，顺治二年（1645），南都失守，隐迹于乡间。后与女婿夏完淳在嘉兴、嘉善一带抗清。顺治四年（1647），与夏完淳（1631—1647）一同被捕，同日被害。

刻本《城守筹略》，现存3部，一为黄裳在苏州时购得，残本，凡2册，上钤有“瑞轩”藏书印，但黄氏未晓此是何人之藏书印，其实此印是晚年寓居苏州的藏书家莫棠（1865—1929）的藏书印；一藏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凡4册，序文已经遗失，部分正文有漫漶残损之处，后被影印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37册；一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凡4册，完好无损，上有批点，但不详为何人所为。此外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抄本《城守筹略》，凡8册，为避免混淆，以下称“抄本”均指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署名为“王守仁”的《城守筹略》。

黄裳称钱栴《城守筹略》是流传甚少而价值甚高的佳著，确非过誉；又称该书在禁书目录中不见有著录，在诸家藏书目录中只有黄虞稷（1629—1691）的《千顷堂书目》中有著录。钱栴《城守筹略》确实是流传很少而价值很高的好书，但称它只著录在《千顷堂书目》是不符合事实的。该书在清人黄澄量的《姚江黄氏五桂楼书目》、赵魏的《竹崦庵传钞书目》中都有著录。不过，此书流传不广却是事实。

《城守筹略》仅有一种刻本传世，一般目录书都著录为崇祯甲申或弘光甲申“默当刻本”，崇祯甲申年即弘光甲申年（1644），是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尽，五月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只有作者的自序作于甲申年，并不能证明该书刊刻于此年，按照版本学的惯例，应当说是“甲申序刻本”。人们称之为“默当刻本”是对序文“儿子默当为令，因付之梓，使其遍告同事地方者”的误解。钱栴只有名为“钱默”（1628—1655）的儿子，没有名为“钱默当”的儿子。

《城守筹略》是一部钱栴在辑录以往兵书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守城技术的新发展，并参以己见而编成的有关城池防守的军事专著。全书约8万字，附图112幅，共分为5卷14条。卷一《先事预备》，凡4条：保甲、仓储、训练、城堡。卷二《闻警设备》，凡2条：备城外、备城内。卷三《临敌固守》，凡3条：定志、申令、周防；卷四《凭城决战》，凡3条：战前、临战、战后。卷五《制器御敌》，凡2条：火器、杂器。

钱栴《城守筹略》首卷首条中首先抄录了王守仁的《十家牌法》，其他部分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王氏心学影响，钱氏此书可以看作是王守仁后学之作。

《城守筹略》特别注重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明显地受到王守仁心学思想的影响。多年前刘言明早已言及，《城守筹略》与同时代的兵书相比，最大的特色是讲求防中有攻、以攻为防，而不是一味单纯地死守，这与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名言“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有异曲同工之妙。该书卷四《凭城决战》告诫人们，防守当然要有“死志”，但唯有主动发动进攻战，守城之战才有“生机”，故而要“审机度变，可战即战”。待“城内调度、分布皆已得法”就要“出奇用诈，以战待守，以击突围”。卷四还用简洁而又准确的语言提出了战争不同阶段部队应该达到的具体要求：“未战贵整，临战贵锐，战后贵廉。”就单纯守城而言，作者在卷二《闻警设备》强调周密准备，“地无险夷，备周者险”，特别强调敌台等城防设施的周密准备：“有城无台亦如无城，台非其制亦如无台。”作者在卷三

《临敌固守》中强调守城要以“守心”为先，“守形为次，守心为上”，“民心既固，内变不生”，具体来说，要做到心齐、胆壮、气定、脚定、目专、静声、志坚。重视精神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是王守仁及其后学军事思想的最重要特征。

王守仁的心学之道简易直截，其文集中“简易”凡55见，“直截”凡7见，“简易”“直截”同句中凡4见。《城守筹略》内容简易直截，切于实用，这显然也是王守仁心学影响的痕迹。《凭城决战》云，“古来阵法相传甚多，大率谈兵之家支离繁琐，用兵之家简易直截”，这虽然是就阵法而说的，其实全书无论是排兵布阵还是军械制造的内容都是图文并茂，依照图文便可立即施行，即知即行。在军队建设方面，作者强调军队干部的培养与士兵的训练的重要性，该书《先事预防》云：“以不练之士战，以士予敌也。以不能战之士守，以城予敌也。”作者在卷三《临敌固守》中还强调赏罚必信，认为：“凡赏罚，军中要柄。如该赏者，即与将领有不共戴天之恨，亦要录赏，患难亦须扶持；如犯军令，即是亲侄子，亦要依法施行，决不报施恩仇。”书中还提出了很多具体而灵活的战术，诸如迎战敌人骑兵军团要避开敌人弓箭利于远射的优势，发挥步兵的优势，用盾牌遮蔽自身、用大刀砍马腿等具体战术。

《城守筹略》还记载了多种“夺心眩目，惊胆伤人”的火器，诸如“西铳”“小佛郎机”“噜密铳”“火箭”“火枪”“喷筒”“一窝蜂”“西瓜炮”“自犯炮”“炸炮”“万弹地雷炮”“木炮”“石炮”等，其中“西铳”“小佛郎机”“噜密铳”是由西方传教士传来的新式武器，这些武器比清朝鸦片战争时期清兵所用的武器都要先进得多，是研究明代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三、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城守筹略》辨伪

（一）序言辨伪

为了便于表述，本文将上海图书馆藏署名“王守仁”的抄本《城守筹略》和国家图书馆藏署名“钱栴”的刻本《城守筹略》分别称抄本和刻本。为了节省篇幅，我们打算仅比对序言和每卷的首尾二页，首尾之间的文字或图片，一律用省略号代替。

为了醒目，现将刻本《城守筹略》的《自序》与抄本《城守筹略》的《自序》列表比较（见表 1）。

表 1 刻本、抄本《城守筹略·自序》比较表

刻本

抄本

国家以科目取士，群天下异敏才捷之士，尽精竭思，相率为无用之文。一旦离绳枢，弃铅椠，佩印绶，登堂皇，其于牧民守圉、治兵理财诸事，直瞠目视而已。阛阛荒，士伍散，城隍颓废，仓廪空虚。卒然有变，贤者坐敝，不肖者委而去之。凡其……所资也。有意之士，苟率是编而精之，先为不可败，以观衅于敌，保江淮，宁徐豫，于以歼虏殄寇，光复燕秦，逾晋轹宋，何难哉！儿子默当为令，因付之梓，使其遍告同事地方者。

甲申夏日半村氏钱栴题。

国家以科目取士，群天下异敏才捷之士，尽精竭思，相率为无用之文。一旦离绳枢，弃铅椠，佩印绶，登堂皇，其于牧民守圉、治兵理财诸事，直瞠目视而已。阛阛荒，士伍散，城隍颓废，仓廪空虚。卒然有变，贤者坐敝，不肖者委而去之。凡其……所资也。有意之士，苟率是编而精之，先为不可败，以观衅于敌，用以歼虏殄寇，光复大统，何难哉！将付之梓人，使其遍告同事地方者。

戊申夏日王守仁漫识。

经比对，我们就会发现，抄本与刻本不同之处在于序文末尾，即表1中划线部分。

析言之，抄本把涉及具体地区名称的“保江淮”“宁徐豫”“逾晋轹宋”径直删去，把“于以”改为更通俗的“用以”，把涉及具体地区名称“光复燕秦”改为笼统的“光复大统”，因为王守仁主要在南方征战，从未到达过“江淮”“徐豫”“燕秦”“晋宋”诸地区，甚至也连想可能都不曾想过。但即使这样篡改，抄本中的“大统”二字还是漏出了作伪的马脚：“大统”有二义，一是指统一国家的事业，二是指皇位。王守仁所处的时代，国家是一直统一的，皇位也一直没有被篡夺，“光复大统”无从谈起。

抄本把涉及的具体人物也删改了。抄本把“儿子默当为令”径直删去。前文已揭，钱栴有子名“默”，这里的“默”指的是“钱默”。王守仁没有儿子名为“默”的，至其去世的前二年，其独子王正亿（1526—1577）方才出世，正亿幼名正聪，字仲时，号龙阳，其名、字、号皆无“默”字。抄本把“因付之梓”改为“将付之梓人”，意思没有变化，只是使语言变得更加通俗。

抄本还把其中涉及的时间“甲申夏日”改为“戊申夏日”。提起“甲申”今天的人们都会想到 1644 年著名的“甲申国难”，在这常被明代遗民称为“天崩地坼”的一年，李自成率军百万攻取明朝首都北京，崇祯帝自尽，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致使清王朝开始对全中国进行严酷的统治。“甲申”二字，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都毫不陌生。或许因是之故，抄本将之改为“戊申”，但改为“戊申”也露了马脚，王守仁一生中唯一的戊申年是弘治元年（1488），当时他才十七岁。是年，他先由京城回余姚，后又到江西南昌与诸氏完婚。据说当时守仁沉溺于道教，新婚之日竟因与铁柱宫中的道士相谈甚欢而彻夜忘归，第二日方被寻回，这一说法虽不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王守仁对道教的痴迷。当时王守仁并未对兵书感兴趣，更不用说撰写兵书了。据其年谱，王守仁直至二十六岁方才“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是年为弘治十年（1497），他若撰写兵书，应当在此年或此年之后，不可能在“戊申”之年撰成此书。

在序文之末，抄本把刻本中的《自序》作者由“钱栴”改为“王守仁”，等于把全书各部分的著作权都归到“王守仁”的名下。

（二）目录辨伪

刻本目录的首页有“王文成申谕十家牌法”，抄本改作“十家牌法”。若出现 “文成”二字就明显地露出了作伪马脚，“十家牌法”，其法系王守仁创立，其文系王守仁所撰，但“文成”是王守仁的谥号，即王守仁在去世后才有的名号，若此书为王守仁所作，他断不可能在其生前就知道自己的谥号是“文成”，更不可能将之写入他所编撰的书中。

刻本目录第2页有“曹大司农练兵纪略”“徐文定选练精兵疏”“王徵乡兵约束”“王徵乡兵训练”，抄本将其中的人物名号“曹大司农”“徐文定”“王徵”全部删去，因为这些人物的活动年代都在王守仁去世之后。

“曹大司农”，我们虽暂未确切考知他是何人，但其所作之文中言及“援辽”之事，而援辽的起因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努尔哈赤称兵反明，远在王守仁去世之后，曹氏“援辽”行动的年代在王守仁之后更是自不待言。

徐文定即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县法华汇（今属上海市）人，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明代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天主教徒，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是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先驱。

王徵（1571—1644），字良辅，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泾阳人（今陕西泾阳），科学家和发明家，天主教徒，精于西洋物理学和工程机械学。

（三）正文辨伪

前揭目录中的人物名号“王文成”“曹大司农”“徐文定”“王徵”，正文中的相应标题中也都删去了。

我们还逐一比较了刻本每卷首页。

为避烦琐，兹仅列表比较刻本与抄本卷一的首页与尾页。

我们先来看刻本与抄本卷一首页（见表2）。

表2 刻本、抄本《城守筹略》卷一首页比较表

刻本

抄本

胜负无尝(常)，第争先后着耳。备于事先则神闲气定，应于事后则支左诎右。善战者以整以暇，惟守亦然。四方难起，伤夷满地，豪杰之士，坐抚一隅，即烽火昼夜惊，域中晏如，东西筹应，从容而办，抑何丁劳势而有逸功也。则其谋之豫者备，敌间我而民终无叛志，敌困我而我蓄不啻九年，敌乘我弱而我战士有以犄至，敌攻我瑕而我地险有以扼之，则皆先事之为道得也。辑保甲、仓储、训练、城堡为先事第一。保甲：内奸不生，外寇不入。虏寇所至，名城随陷，皆我奸民为之应也。欲清内奸，先行保甲。乃行保甲于无事之时，民不以为我卫，而以为我扰。然使守土者信义素结，亦何事不可行乎！吴子曰：“民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保甲条规》（以下为第二页，内容是王守仁撰写的“十家牌法”）

夫胜负无尝(常)，第争先后着耳。备于事先则神闲气定，应于事后则支左诎右。善战者以整以暇，惟守亦然。四方难起，伤夷满地，豪杰之士，坐抚一隅，即烽火昼夜惊，域中晏如，东西筹应，从容而办，抑何丁劳势而有逸功也。则其谋之豫者备，敌间我而民终无叛志，敌困我而我蓄不啻九年，敌乘我弱而我战士有以犄至，敌攻我瑕而我地险有以扼之，则皆先事之为道得也。辑保甲、仓储、训练、城堡为先事第一。保甲：内奸不生，外寇不入。虏寇所至，名城随陷，皆我奸民为之应也。欲清内奸，先行保甲。乃行保甲于无事之时，民不以为我卫，而以为我扰。然使守土者信义素结，亦何事不可行乎！吴子曰：“民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保甲条规》（以下为第二页，内容是王守仁撰写的“十家牌法”）

由表2可见，抄本与刻本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刻本作“胜负无尝”，抄本作“夫胜负无尝”，增入一个可有可无的语气词“夫”。

接下来，我们再来比较刻本与抄本卷一末页（见表3）。

表 3 刻本、抄本《城守筹略》卷一末页比较表

刻本	抄本
此小堡图式也。外砖内土，十六方内，方住人家，并放牛羊粮草，其守具皆在城上，有飞桥通达，以便救援，城下有陷坑，以便诱敌。	此小堡图式也。外砖内土，十六方内，方住人家，并放牛羊粮草，其守具皆在城上，有飞桥通达，以便救援，城下有陷坑，以便诱敌。

由表3可见，抄本与刻本全同。下附小堡示意图，不同之处在于，抄本上的示意图略微简单一些，如刻本上的四周城门皆以线条示意其上有瓦，而抄本没有这样的线条，但这并不影响阅读和依照其图样建设相关的防御工程。

卷二至卷五每卷之首页和末页，上面都没有图，我们还逐字逐句比较了上面的文字，未发现二者在文字上有任何的差异。

（四）版式辨伪

抄本《城守筹略》，凡8册：第1册为封面、《自序》、第1卷第1—19页，第2册为第1卷第20—61页，第3册为第2卷第1—24页，第4册为第3卷第1—25页，第5册为第4卷第1—27页，第6册为第4卷第28—52页，第7册为第5卷第1—34页，第8册为第5卷第35—66页。刻本虽为4册，但每卷的页数与抄本都完全相同。

抄本正文半页九行，行廿字，白口，无鱼尾，无界格，无边框，版心题“城守筹略卷〇”及其页次。刻本正文亦为半页九行，行廿字，白口，无鱼尾，但有界格，有边框，左右单边，版心亦题“城守筹略卷〇”及其页次。

抄本正文每卷首页首行皆顶格题“城守筹略卷〇”，次行空白。刻本正文每卷首页首行亦皆顶格题“城守筹略卷〇”，但次行低12格题“武水钱栴半村氏辑”，与抄本没有题写作者任何籍贯姓名字号不同。

抄本卷首有《自序》，序文半页五行行十字，刻本《自序》行款与之相同。

总之，抄本的每卷的页数与刻本完全相同；抄本正文的每页行数、每行的字数、鱼尾的有无、版心题字内容都与刻本完全相同；抄本序文标题、序文每页的行数、每行的字数与刻本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抄本完全是依据刻本抄录并篡改而成的伪书。

四、抄本《城守筹略》伪造的原由以及作成伪书的时间

抄本所钦印鉴有：“广堪斋”（《自序》首页、卷二首页、卷三首页、卷四首页、卷五首页）、“太仓毕氏静逸庵”（《自序》首页）、“毕泷秘藏”（卷一首页、卷三末页）、“毕涧飞号竹痴”（卷一末页、卷五首页）、“毕泷涧飞秘藏”（卷五末页）、“毕泷之印”（卷四首页、卷四末页）、“太仓毕氏静逸庵图记”（卷三首页）。

这些印鉴都是著名藏书家毕泷的藏书印。毕泷（1733—1797），字涧飞，号竹痴，镇洋（今江苏太仓）人，藏书家、书画收藏家、鉴赏家，“性恬淡，无他嗜好，独爱鉴别明人手迹，凡晋魏以来法书名画，密文密简暨金石之文，抉剔搜罗，吴下储藏家群推第一。”遇到心仪的典籍书画常常不惜豪掷千金。其兄毕沅（1730— 1797）也是书画收藏家、鉴赏家，系乾隆二十五年状元、《续资治通鉴》的作者，位至兵部尚书，声名甚著。毕氏兄弟藏品中，以所得《清明上河图》真迹最为知名。但是毕氏兄弟的藏品中的赝品也有不少，如毕泷以“千三百金”购得的《王佑丞江山雪霁》便不是王维的原作，而是晚明以后的赝品。抄本《城守筹略》也是一部赝品。

抄本《城守筹略》的伪造者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毕泷本人；二是毕泷以外的人，即毕泷不是伪造者而是受骗者。制造伪书的动机不出传道、射利、炫名、争胜、逃禁、避嫌6种之外。我们先来考察毕泷伪造的可能性。毕泷家道殷富，想必不会伪造此书牟利。其次炫名与争胜的动机也可以排除，毕泷一生布衣，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与世无争。再次，避嫌的动机也无从谈起。剩下的动机只能是传道与逃禁。《城守筹略》原书中有不少地方称满清贵族为“奴虏”之处，有不少地方涉及明清易代之时的“敏感”事件，抄本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这样就可以避免遭到清廷查禁而利于本书的传播。抄本《自序》将作者署名为大名鼎鼎的军事家“王守仁”，这样也利于这本书的传播。所以说，如果抄本的伪造者是毕泷的话，其作伪的动机却是“高尚”的，是为了该书的流传。如果伪造者不是毕泷的话，那么其伪造动机可能要在“传道”“逃禁”上再加上“射利”，即伪造者伪造出这本挂着“王守仁”名字的兵书来欺骗毕泷，并从嗜书如命的毕泷那里获取数量可观的金钱。综合各方面的迹象来看，几乎可以肯定是后一种可能，即抄本《城守筹略》是某一不知名之人为了射利而有意伪造成的。

抄本《城守筹略》伪造的客观原因是，钱栴《城守筹略》虽好，但流传不广，知之者绝少。

抄本《城守筹略》具体的伪造者难以确定，伪造的具体时间也难以确定，但伪造时间的下限和上限却容易确定，因为书上有很多毕泷的印章，所以伪造时间的下限是毕泷去世的1797年，上限当然是刻本《自序》所作的“甲申”（1644）。此书最有可能的伪造时间是在毕泷生活的18世纪。

结语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署名“王守仁”的抄本《城守筹略》，显然是清人依据钱栴的同名著作抄录并篡改而成的伪书，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其价值。很多伪书的价值都不容忽视，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显然不是出自黄帝之手，是地地道道的伪书，但其价值显然是不能忽略的。《城守筹略》虽不是王守仁所撰，但把它看作是王守仁后学的著作是合适的，“读其书承其学者即其人”，其实际价值并不亚于王守仁亲撰之作，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王守仁亲撰之作，如书中提到的一些先进的西方火器就是在王守仁著作中不可能见到的。署名“王守仁”的抄本《城守筹略》除了具有刻本同名著作的军事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还具有其自身独有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这部朱墨双色精抄本，是一件值得珍惜的艺术品。该书纸佳墨浓，用“纸白如雪，墨黑如漆”形容绝不为过；抄工上佳，字大且隽秀；图用朱墨二色绘制，醒目易懂。阅之，令人不忍释卷。

“书卷多情似故人”，古人常以人喻书。如果把书比作人的话，那么作者就是这“人”的“衣冠”了。人们读书，通常都是“只认衣冠不认人”，结果致使很多价值较高而作者知名度不高的图书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人们以作者的名气、地位简单地判定书籍优劣的习气在作祟。即使是饱学之士也难免有此弊，如四库存目之书中有署名为官至江西布政使“侯一元”的《二谷读书记》，又有署名为华亭教谕“俞镇”的《学易居笔录》，四库馆臣称前书“颇有见”，而后书“终不免乡塾学究气”，其实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侯一元，两部书都是由侯一元《读书记》割裂而成，在内容上并无显著的差异。

要想使得这类图书获得应有的重视，通常的途径是“更换衣冠”，即将之改头换面伪造成名气大、地位高的名人之作。这也是伪书层出不穷的重要途径之一。上海图书馆独有的抄本《城守筹略》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