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父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5月29日发布（第21714篇）

  无论我怎样搜索记忆，也想不起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什么，也就是说，父亲终其一生，没有同我对话过，期许什么、嘱咐什么、责备什么，都没有。我只是诸儿女中的一个，几可忽略不计，父亲于我严肃、疏离，我有点畏惧。连叔叔姑姑对“大哥”，祖母对长子，都心存敬畏。他留给我的印象稀薄而模糊。

  直到自己成年、以至老年，阅历人生后，才对父亲有所理解。当然也因了母亲的某些追述，父母的年寿相距成倍，父亲44岁，母亲95岁，难说是不幸还是有幸。生活如斯，只能面对。

  在旧时，子女众多而成活率低是是常态。比如外子，她母亲生了十二个而存活仅半，六个。我家属于中常，母亲说她曽流产一个，以后生了五个，我居中，有一姐一哥一妹一弟。我们的名字当然是长辈所取，不论其中曽有哪位长辈创意，最终都应由父亲定夺，依次为启端、启东、启祥、启治、启泰，并有字曰美初、明初、庆初、复初、遂初。妹妹复初幼时在抗战中逃难回余姚老家被一场时役吞噬，弟弟遂初在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因罹患脑癌救治无效英年早逝。如今只存哥姐和我三人，名字有何意涵，不得而知。记得在广州时曽依名字为兄弟姐妹四人各刻象牙图章，我有方圆各一枚，今只存方章。近时行家看了章上名款说，刻章者梁笑庵是广东牙刻高手。与章同时，还置了一套象牙筷子，上有名字，各认自筷。如今大象是保护动物，象牙制品已不可得。

    若问现今的我如何概括对父亲的印象，则可用以下六字，即敬业、廉洁、好客。

父亲终其一生供职于中国银行，先是上海中国银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曽一度去香港中行，以后则调至广州中国银行。他并未上过新式的大学，但旧学的教育应相当充分，听母亲说，外祖父与蔡东藩、吴昌硕等交好，似也识得陈其美，父亲曽在其处与众子弟一起读书。到上海入中行并不容易，除保荐外还需严格考试。他一辈子做的是文字工作，替上司如董事长、总经理之辈起草来往信件。其时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正是余姚人宋汉章，俗称宋大板，副总经理为贝祖贻即贝淞笙，就是贝聿铭的父亲。香港的中行初始只是一个小小的代表处，人员很少，负责者为史久鳌，我们呼之为史家公公，其子史季方以后成为香港董建华的儿女亲家，史家的小女儿史美珥与我曽为同班同学。当年我只知父亲早出晚归，从无闲暇。上班时间做不完往往带回家中，我们小孩子当然不懂也不问，但是他时常唸唸有词，不合适了又弃之重写，远远望去似乎有些属于“黄伞格”，即换行就要抬头那种颇多敬称和敬语的格式，总之很费心思。当然都用毛笔，楷书是自幼练就的，书信一律是恭整的小楷。父亲的手迹今已不存，母亲说还有残存的家书，却遍寻不见。

中国银行自来是一个涉外银行，对员工的外语有一定的要求。我在写有关诗人袁水拍的文中曽提及，很奇怪，不知我父亲的外文从何得来，大约是业余加自修吧，似乎是得益于上海青年会的夜校。反正他尝为正在上中学的哥姐解难，而当时中学的英文课程已经颇深了。当然他起草信件全用中文，以文言文且用典，合于上层人士的往返规范。但我想中行的业务涉洋，也得看懂关乎业务的文书吧。

    以今之金融行业观之，父亲在中国银行所从事的并非一线的业务工作，而是内部起草信件的秘书工作。在整个秘书处中他应在文书股，从员工到股长再升至管理超过文书股整个部门的负责人，属襄理级。所谓秘书部门必定是涉钱涉物的，而父亲以严格古板著称，公私分明，从不徇情，他的下属体会至深。而他的廉洁奉公、不尚私蓄，在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时充分突显了出来。父亲的病在今天看来大约是肺癌，当时只知是肺病，积劳成疾无力住院，只请了一位医生前来诊治。在我记忆中，这位穿西装、提着一个大皮包的医生据说是颇为高明的，进出我家多次，打一种叫做雷米封的针，限于当年的医疗水平也限于各种条件，终于不治。诊费当然很贵，当时尚无公费医疗或其他任何补助，全靠自己支撑。很快，病人耗尽，这个家也近乎崩塌。就如一根独木的支柱，倾倒之后的困境见证了他两袖清风，一生清廉。在生前同事好友的建议协助下，发了一份讣告以竣后事。父亲似并无遗言，母亲坚毅开明，在当时旧俗流行亦无现代殡葬设施的情况下实行了稀有的火化，那木柴劈啪的声响撕裂人心，至今回荡在我的心头。

  平心而论，中行员工的待遇是上好的， 不在于工薪，而是关心子女的教育。只要学业成绩好，就予以奖励，相当于免费就读。我们兄弟姐妹一直受惠于此，中行子弟中颇有出类拔萃者亦与此相关，最著名的当然是建筑学家贝聿铭了。今父亲逝去，不复再有这种待遇，昂贵的学费即刻成为问题，于是哥哥中止了岭南大学的学业转而考入公立的清华，我也从原来的教会学校私立培道女中转入公立的省女师，姐姐则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而进入中行工作。中行员工的住房按职级分配也很稳定，父亲逝后，母亲很快退出宽敞的原住房，搬到了青年职工厨卫公用的房子，以后索性搬出了中行别业，租了一间老同事住宅的余房。

    父亲生前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大方好客、好请客，尤其是年夜饭，必定要请单身的尚未成家或家在外埠的多半是年轻同事来家里吃饭，常常不止一桌，要分两次。这是一件十分隆重执着的事，在上海我太小无记忆，到广州后则很清晰。初到广州，“中行别业”还未盖好，住进西关十六甫大街（其实是一条长长的巷子，对着著名的“陶陶居”老店，据称为康有为题匾）的一所旧式大宅，好几家都居此，我家分得一公用的大厅和厢房前后间。大厅是请客的上佳场所，可摆下两桌。父亲这种雷打不动的规矩受累的其实是母亲，每逢年节，她劳累不仅出力而且劳心，我看到送来的买进的原装整只的火腿、硕大的干贝、上等的花菇、成包的髮菜，参、翅、银耳、红枣、腐竹、香干、千张等贵重和不贵重的食材堆在后间，哪些回礼、哪些送人、哪些请客一一分派厘定，十分费神，要分寸得宜谈何容易，所谓主内、主妇实在不是旧之家政学或今之女强人可以做得来的。请客前几天就要次第作准备，焐酒醸（江米酒）、发鱼翅、浸力筍、刮鱼丸、烫蛋饺、炸肉皮（一种干货）林林总总，一处想不到，做菜时就不凑手。母亲亲自下厨，上桌通常为一套冷盘、四热炒、四大菜（其中必有带骨的全肘一个），然后是穿心暖锅（即火锅），狮子头、蛋饺、鱼丸、粉丝是必放在热气腾腾的黄牙白菜之上的角色。菜品可以变化，规格是不变的。酒醸圆子和炒年糕几乎可以代主食，酒是绍兴的黄酒，没有烟，父亲不抽烟。

    顺便说一下，待客丰盛周到，而小人是从来不可以上桌的。母亲和孩子们从未享用过这样的盛筵，实事求是地说，残羹剩菜可以吃到一些，免得浪费，我们也习以为常，母亲尽管烹调辛苦，但从不以女主人身份现身。

平日的起居饮食，父亲较为特殊，通常晚餐烫一点黄酒，佐酒如有蛤蜊（贝类），煮到半开为度。一切由母亲料理，母亲说父亲一生不曾洗过一块手帕，这是他的福分，也是旧日知识分子的写照。在同事中，父亲是比较老派的，他极少穿西服，也来不及穿什么中山装之类，终生是一袭长衫，冬日里棉袍，夏天纺绸衫，大襟上挂一块怀錶，练在外，錶在里。我亦从未见他穿过马褂。

因为好客，父亲有一套精致的瓷器，大小盘、碟、杯、盏几十件，从背面看，是英国瓷器，不知是友人所送还是自己购置的。日后母亲曽将其中的大小盘子各四个带到北京家中，碎了一个大盘，今存七个，在我这里既实用也是一个纪念。

    以上所及的三个方面是我概括和忆及的，父亲在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其中任何内容。他是大人，一家之主；我是小孩，蒙昧微末。尽管他认为女孩也让应该读书，我的学业一向优异，期末呈上成绩单他只一瞥而已，毫无褒贬。也许在他看来微不足道，课业以外的体育运动和社会活动令他不快，虽不言却可感受到。

我的女儿未曾见过外公。父亲于我的尊卑、严冷、疏离较之她的父亲与她之间的平等、亲和、随意，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是个性使然，也是时代的不同吧。

             写于二O一九年四月十三、十四日住院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