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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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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孟孟
“用”和“实”通常被放在一起“用”，不称“用实”，而叫“实用”。据说，“实用”再加上“主义”便是一种很强势的哲学。美国的崛起和强大便是这种所谓的“实用主义”哲学精神之功。
中国人过去常讲“实在”。这个人很实在；住在这里实在；赶考前拜拜神，心里实在等等。现在，“实在”好像不怎么流行了，另一个关键词叫“务实”的却迅速走红。什么务实的领导，务实的干部，务实的学者，还有务实的保姆，不一而足。那么，称“务实”而不称“务用”，是不是“用”不及“实”强势呢？非也。“用”比“实”强劲多了。我们知道，“实”的对立面是“虚”，而“用”不仅能紧紧吸引住“实”，结成“实用”，还能拽住“虚”，成为很多人为很多“虚”辩护的“虚用”。由此看来，好像不管什么，只要能和“用”搭上边，它才拥有存在于天地间的资格。
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史学家布洛赫就曾遭遇到他小儿子的质问：“爸爸！历史有什么用？”为此，这位有名的史学家还写了一本《为历史学辩护》（中文版叫《历史学家的技巧》）的书。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曾被问到，“您在哲学上有这么高的成就，为什么您的几位儿女竟没有一位搞哲学”？冯先生曰：“哲学无用”。胡德海先生解释说，冯的潜台词是：无用实为大用。
刘庆昌老师也曾说到，当有人问他“教育学有什么用”时，他总是先问对方“你将要用教育学干什么”。
其实，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也谈到类似的看法：“动植物不是由于有用才被认识的，它们之所以被看成有用或有益，正是因为它们首先已经被认识了”。
也许，你会说，被人质问“有什么用”的往往是一些人文学科或形而上学的东西。事实上，是这样，但也不全是。举个例子，电很有用吧！处在今日的生活世界，看来我们是一刻也离不开它的。可在人们刚刚开始认识电现象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据说，有一次，英国首相参观法拉第的电学试验室。首相问法拉第：“电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首相，小孩有什么用”？
一次，我在读一篇很有力度（我个人认为在理论上很有说服力）的德育方面的文章，被一位老师看到，他说：“德育方面的文章啊，厉害厉害。”我接道：“是啊！这篇文章很有见地。”不料，那位老师却轻蔑地说：“我的厉害是打引号的。德育能有什么用啊？”我很想争辩，可还是放弃了，不仅因为那是我的老师，也因为我自知这样的争辩是徒劳的。
法拉第发问式的回答，是对挑衅者极大的打击。我钦佩法拉第，因为我没有他那样的勇气和智慧。我的回应只是沉默。也许我也是王小波笔下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但我坚信：这个世界上，很多事物并不是因为对人类有用才存在的，它存在价值的标准也不是简单的“有用”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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