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热忱需要信仰与法治去摊薄

群体的观点往往是正确的

我们很容易就观察到，当现实问题变得庞杂浩瀚之时，群体之于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愈加彰显出智慧来。多数人的智慧超过少数人，原因在于，在群体中，与事实真相偏离的个人观点上的误差基本相互得以抵消。应该注意的是，在得出这种实证结论时，我们不能摒弃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即于群体中的个人形成其观点时应当而且只能是意思自治的。换言之，个人形成结论的意志是独立的，而不能是交互感染甚至捆绑的结果。

可以说，“群体思维”民主化在如是的情势下的气质便是，大众的意见往往是正确的。例如，我们经常从以前一档名曰《开心辞典》的游戏节目中看到，当受题者遭遇困境时，他选择“向观众求助”比之于“向熟人求助”，则更为明智，就是说，其答题的正确率会更高些。我们也注意到，此时，观众按下表决器的意志是自由的、无涉的。

19世纪苏格兰人查尔斯·麦凯在其作品《大众错觉与群体狂热》认为：“已经阐述过，人们以群方式思考。你会看到，人们会集体变得疯狂，却只能缓慢地、一个接一个地逐渐恢复正常。”与之相近的，勒庞在其经典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声称：“在群体中，累加起来的是愚昧而非天生智慧。”经过历史的涤荡，这似乎成为教条了。

诚然，群体并非总是明智的，甚至还有施用私刑的众多的暴民。特别是，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朝同一错误的方向思考时，“群体思维”便会背离其民主化的气质，而堕成“问题思维”了。反过来看，一个群体要想明智，无疑在于它自身的自治化、分散化与知识的多元化。     

我们深入下去。为什么群体会失去自身理性的民主化气质呢？主要的原因来源于权威的要挟、公众的预期与知识的单一性。

       首先，权威的要挟是就实质社会意义上而言的。翻开历史，千百次权力的折冲樽俎无不渗透着权威的统治。一旦权威的要挟与对权威的服膺相契合，应然服从与实然服从达成妥协，这种体系便密不透风，坚若磐石了，实质的群体统治着形式的个体，群体被诱导成暴民的可能性大大加强。甚至，集体发疯的概率也会存在。

其次，公众的预期是在交互式的“公心”中得以体现。例如，当“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于2003年2月1日失事时，股票市场的反映出错，尽管推进器没出问题，但是人们大量抛售推进器制造商的股票。“群体思维”得以内部整合，很容易蜕变成“负和预期”，结局的“非善效应”自然而然从一开始便产生了。公众预期没有多元因子，最后的景况要么是极至的和谐美好，要么是极至的暴力狂野。而后者通常在人性的趋利除害的作用下，概算几近是百分之百。

       最后，知识的单一性同上面所说公众的预期结合起来，会经常被祛除其实质性。换句话说，知识以一种商品模式出售时，群体思维也会生产出单一模式的产品来。这样，国民教育与创新就不可能多元与睿智化。哈耶克认为计划制度下的国民无疑是愚鲁的，是无法与民主政体相匹配的。民主化气质是与国民知识的多元化相统一的，我们的考试制度也是如此。毕竟，阻止一种倾向代替另一种倾向的趋势，其本身需要更合理的机制去建构阻止的标准，来回穿梭的标准只能是阻止方式之一。所以，一个当局要想获得政局的和谐，它不得不注意培养的是，让群体自身处于独立性状的同时，赋予群体充分而透明的信息与思考。

纵读历史，类“文革现象”不啻当然重复的人性演绎。在大众的意见被左右之时，暴民应景而出，民主的机制被颠倒过来，成为少数者凭于制人治世的器物了。这种反现象需要许多的因子作为铺垫，但应该看到，人性的不古是其滋生主要原因。或许，使我们民族葆有妥协精神的最大桎梏在于，一种自我修正、自我制衡、自我反思的力量和法治的软弱，或曰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