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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与中国的科普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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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穷牧师家。他的父亲是小镇上的一个传教士，但却十分关注东方，尤其热衷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还是孩提时代的傅兰雅，常随父亲去听从中国回来的商人、传教士举行的报告会。幼年的经历对他后来到中国传教有着很大的驱动力，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中国迷’（Sinophile）。”
1861年，他从伦敦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后，渡海赴华，闯荡上海滩，先做过倒卖茶叶的生意，后成为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编辑。1866年，北京同文馆因增设科学班，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发生激烈论战，终因慈禧支持改革而获胜。此事竟使傅兰雅大受鼓舞。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中国终于迎来一个新开端。她已经运动起来，加入到国家之间的竞赛中来，恭亲王发表了一个奏折，承认外国的科学技术的优越性！”1867年3月，他将恭亲王的奏折在《上海新报》公开刊登，引起轰动。
当时，中国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江南制造局已经开办，创办者曾国藩在企业里还建了一个翻译馆，因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中国许多科学家，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都进入该馆译书，并高薪聘请傅兰雅等西学人士，共主翻译之事。傅兰雅高兴地接受了聘用：“我现在开始做我想做之事了。我从来就喜欢科学，但一直未找到时间和机会研究它。我应该说，充任中国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译官，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有用。这是我的人生新纪元。”这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的新纪元。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主导的科学输入，被称为“科学启蒙第一期”；而晚清洋务派官员领导下的西方科技引进运动，是第二期。
不过，还是有人对傅兰雅表示出“蔑视”。清末吴趼人写的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回的标题是“试开车保民船下水，误纪年制造局编书”。这里说的“制造局”就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的简称，因吴研人当年在制造局供职，因此他写的东西还是可信的，但却极具讽刺之能事。书中写到：
“还有那译书的，二三百银子一月，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对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成了一部书之后，单是这笔译费就了不得。却译些甚么书呢？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化，都是全的。所译的书，我都看过，除了天文我不懂，其余那些声光电化的书，我都看遍了。若是打算看了作为谈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从这上头长学问，却是不能。这本难怪。大凡译技艺的书必要是这门技艺出身的人去译，还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不然，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病。你想，他那里译书，始终是这一个人，难道这个人就能晓尽了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化各门么？外国人单考究一门学问，有考了一辈子考不出来，或是儿子，或是朋友，去继他志才考出来的。谈何容易，就胡乱可以译得！只怕许多名目还闹不清楚呢。何况又两个人对译，这又多隔了一层膜了。” 有人对此进行过考证，书中嘲讽的“这一个人”，就是傅兰雅。
1874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倡议建立“格致书院”，以作为研习和传播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场所。倡议一出，得到了各方热烈支持。傅兰雅作为董事会董事参加了书院的创办。筹办格致书院，1875年（清光绪元年）他成功地创办了著名的格致书院。有了书院之后，他还希望创办一份科技期刊。之所以有这个念头出于这样几个因素：
首先，几年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虽多，但“已译成之书大半深奥，能通晓之者少，而不明之者多。”应办一刊物，“将格致要端以简法译成，凡初学者可藉为阶进。”（《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其次，“所虑者僻处远方购书非易，则门径且难骤得，何论乎升堂入室。”故应办一普及刊物，“先从浅近者起手，渐积而至见闻广远，自能融会贯通矣。”（徐寿：《格致汇编》第一年第一卷•序）
再次，恰在此时，北京的一份期刊《中西闻见录》即将停刊，可借此以续办的名义另办一刊物，将其编者、作者和读者争取过来，傅兰雅为此在后来出版的《格致汇编》封面写上了“是编补续中西闻见录”的字样。
最后，格致书院答应拨一间房作为新刊物的办公室。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由傅兰雅自掏腰包，办成了中国科学普及期刊——《格致汇编》。
《格致汇编》是“我国第一部”定期出版科普刊物，主编由傅兰雅亲自担纲，《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于1876年2月9日（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出版。1877年（光绪三年）傅兰雅被推举为上海益智书会干事，从事科学普及工作。至1878年3月（光绪四年二月），因傅兰雅送妻子回英国治病而第一次停刊；1879年秋，傅兰雅返回中国，第二年，即1880年4月（光绪六年三月）复刊。此次复刊，仍然每月出版一期，直至1882年1月（光绪七年十二月），因亏本较多而第二次停刊；第二次停刊后，因“数年来西国格致之学日新月异，视前辑者已成陈迹矣，苟不随时译公同好，大失辑《格致汇编》之本心，况有远近诸友怂恿劝续声不绝耳”（《格致汇编》第五年第一卷•《格致汇编馆告白》），傅兰雅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再次决定复刊。这次复刊，改为季刊，每期增加了页码。至1892年（光绪十八年），因傅兰雅要赴美参加世界博览会，《格致汇编》第三次停刊，此后再未复刊。
傅兰雅的工作意义非常重要。他的科学译著和《格致汇编》为封闭、落后的中国推开了近代化的一道门缝；二十余年的科技翻译和普及工作，产生了一批虽然不多却也引人注目的科技人才；科技术语的翻译确定原则影响至今；新科学的引进，不但引起了国人对西学的空前关注，最终还引发了教育制度的变革。他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写道：
“考中国古往今来之人性，与格致不侔；若欲通变全国人性，其事甚难。如近来考取人才，乃以经史词章为要，而格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亦必能亲睹华人得其大益。虽不敢期中国专以西学考取人才，然犹愿亲睹场中起首考取格致等学，吾其拭目望之矣。”
可以说，他的期望没有落空。
中国人不会忘记这样一位英国人为我们所作的一切。与他同时代的人便称其工作“实为先路之导”（《格致汇编》第二年第十二卷•申报馆稿）；梁启超在其《西学书目表》中称《格致汇编》为“极要”。他们都给予傅兰雅很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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