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和谐的教育发展观的思考

潘发勤

摘要  英才教育、大众教育和素质教育各有其发展的历史背景，三者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更多的是相互促进。中国强盛必须同时促进素质教育、推进大众教育和实施英才教育。

关键词  英才教育  大众教育  素质教育和谐教育

 

英才教育，又叫精英教育，指专门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的教育。早期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属于英才教育。即使到现代有了“教育民主化”和“教育机会均等” 的呼吁，这种教育模式仍未受到削弱，毕竟英才教育依靠它所培养的少数精英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美国曾有英才教育的政策和法律。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指出：“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选拔我国大批的天才儿童，并努力进行天才教育”。1973年又通过《天才教育法》，通过多种取胜，严格筛选， 好中选优，精心培养。[1]东方国家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一直存在着“英才教育情结”。日本的人才选拔考试竞争极为严酷，人称“考试地狱”。没有一个国家像新加坡那样明确提出“让最优秀的人才占据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中国20世纪90年代前的教育还不能满足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只能通过考试选拔少数优秀人才进行培养。文革中即使这种英才教育也受到影响，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开始注重提高学校教育质量。邓小平同志当时就指出“抓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2]。

英才教育和大众教育是相对而言，它保证为国家提供高质量的人才。但是，过多地注意英才教育，忽视大众教育，就会使两者之间的张力失去平衡，如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有“为数不多的科技天才与一无所知的公民之间，正在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3] 。这种现象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在 生产中的应用。而且，“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皆有成为英才、居重要岗位的欲望。在寻常百姓的眼中，进入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进而接受高等教育是“望子成龙”、“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我国，通过恢复高考制度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的初衷，不仅在选拔一些优秀人才，还在于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但是由于英才教育的这种惯性作用，加上中国有科举考试的历史和“学而优则仕”之类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在实践中我们仍然没能把握好“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张力，学校教育逐渐受到了“应试教育”的冲击，其表现为：学校把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的唯一指标，驱使学生为争夺高学历而奋斗，脱离我国社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学校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尖子身上，多数学生在学校成了陪衬，失去发展的机会，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缺乏走向社会的充分准备；置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于不顾，为追求升学率进行偏科教育，提倡死记硬背，忽视智力培养。这样即使选拔出来的少数，也存在“高分低能”、知识结构残缺的问题，或品德、体质、心理方面的缺陷，不能就说其具备了真正优秀人才所应有的素质。英才教育引发出的基础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倾向，是国家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严重影响到国民素质的提高。

英才教育思想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当它被人们不适当的扩大化之后。为了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必须加快大众教育的进程。以美国为例，它一直在提倡英才教育和群众教育相结合，而且曾一度扩充高等教育（如“赠地学院”），并率先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马丁.特罗把15%的入学率作为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的划分界线。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开始逐步推进大众化高等教育，经过多年发展，已实现这一目标，毛入学率达到40%。未来我国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4]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除了使国民的整体素质提高一个档次外，人们还期望它可以缓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进而缓解普通中小学的升学压力，使普通中小学集中精力致力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正如一些国家把“质量”、“质量保证”这类词用于教育一样，中国近十几年强调素质教育，到1999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时，以政府的文件形式正式加以确认。从词义分析，“素质”一词现既指一个人先天具有的解剖生理特点，又指后天环境教育影响下形成的基本品质。提倡素质教育就是使每一个学生先天获得的遗传素质得以充分的发展，同时使他们获得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品质。从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出发，素质教育就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全员整体素质和实现个体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其主要特点是面向全体学生，坚持全面发展，即“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后来又进一步深化，提出“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是重视素质教育概念的全民性的一面，还是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一面，还是两者兼顾，不同的理解导致不同的实践。

我们承认人的素质有差异，要通过教育考试甄选人才。但人才的分化要在适当的层次进行。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有待社会全员素质的提高，过早的选拔会使大多数人失去发展的机会；未来的社会更需要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过早偏科教育造成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利于人才的后续发展。所以基础教育阶段不宜进行分化淘汰，九年义务教育首先应该是大众教育、公平教育、素质教育。为此，一些地方开始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取消重点中学初中部，小学生就近入学，以消除应试教育的导因。一些学校开展情境教育、愉快教育、成功教育等素质教育实践，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从刚开始的兴办重点中小学到后来的取消重点，从注重升学到注重素质，反映了社会对大众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需求。

不仅如此，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教育都应重视素质教育。于是人们又把素质教育扩大到高等教育领域。有人认为真正的专业分化应在研究生阶段，大学本专科教育为了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性、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同样要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上世纪90年代末许多人士对高等教育中存在着“过强的功利主义、过窄的专业设置、过弱的文化底蕴”的问题提出批评，认为它不利于大学生的后续发展，为此要调整专业设置，拓宽专业口径，借鉴国外文理融合的“通识教育”的经验，加强大学生特别是理工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这是因为，人文素质是人的综合素质中的基础，它制约着其他素质的培养。人文科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升华人的境界，塑造有健全品格的社会人。就科技创造而言，人文如美学、艺术等可开阔工程师视野，活跃思维，激发灵感，等等。看来，如果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又能提高所培养的英才的质量。

当然，英才教育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它既有促使个人产生向上奋进的内驱力，又有使高校自动上升的内驱力。正像美国二年制的社区学院和名牌大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样，中国实施“211工程”，办好一批重点大学，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选拔一些素质较好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也是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特定条件下，它为增强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至关重要。对这一点，英国的高教部长曾在访问中国后，对中国集中研究投资于10个院校影响很深，回国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即出现《6所精英大学得到8百万英镑以模仿中国大学》这样的报道，其目的在于集中研究以便在全球竞争。[5]

人们虽然期望大众高等教育的实现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还需要相应的经济条件、文化条件作后盾。不难发现，目前有一些地方，忽略个性发展的现象十分突出，所有的学生都要完成同样的任务（作业），所有的学科都是一样重要，每门科目的老师都有相应的作业布置给学生，结果小学高年级、初一、初二学生的书包又大又沉，学生早起晚睡忙于作业，玩乐的时间少了，甚至连读课外书的时间都没有了，“全面发展”反倒成了负担。翻开书包，尽是各种各样的训练册，学生仍是做题的机器。这是素质教育背景下的现实。我们不仅要问，进行了多年的课程改革，教师也动辄接受相应培训，大家都对素质教育心知肚明。可现实怎还这么严峻呢？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的恶性循环，原因在教育之内，也在教育之外。像山东这样的人口大省、高考大省这类问题更为严重。

如果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的孩子因其升学率高，或进入次级高校也不会影响其未来生活质量，素质教育能够实实在在进行的话，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因学生所入高校不同、生存环境不同导致的升学压力，以及中小学教育资源不均衡，使择校之风盛行，择校费看涨，反过来又使优秀教师和学生等优质教育资源向重点中学聚集。目前，教育机会不均问题依然突出，财政资源分布不均、城乡之间教育不均、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均。这种机会不均势必影响到素质教育的正常进行。所以国家未来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6]

总之，英才教育、大众教育、素质教育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促进的一面。其中，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为英才选拔和教育提供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除英才教育的负面影响；而素质教育内涵的逐步丰富，为同时确保大众教育、英才教育的质量做出贡献，为英才选拔提供广阔的智力背景。重要的是如何完整的理解素质教育的概念，如何协调好其间的关系，使它们和谐发展。只有让这三匹马须并驾齐驱，方能使全民素质优良而又英才辈出，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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