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眼里的哲学

（本文刊《粤海风》杂志2013年第3期）

                      潘小松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是我闲了的时候常常翻阅的读物，时不时发现里面有些新鲜文章。

2012年11月8日，《纽约书评》刊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教授、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文章“你能真正知道什么？”，是为哲学家吉姆·霍尔特（Jim Holt）的书《世界何以存在：一部存在主义式的侦探故事》（Why does the World Exist?：An Existential Detective Story）专门写的书评。戴森教授（1923年生人）可是九十高龄了；九十岁的人写的东西多少值得一读。考虑到直接翻译原文的版权障碍，我这里只好望文述其大旨了。中文风格虽然是我的，但文章的框架我一点也没敢僭越，因为这是哲人的思考，我一介翻译是没有权力改动的。

文章开篇说《世界何以存在》是一组现代哲学家画像；作者霍尔特拜访了每一帧画像的主人并事先告诉他们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世间何以存在什么而非虚无？”采访人绘声绘色地报导了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连习惯动作和个性都不放过。

“他们的回答给人留下讲话人的瞬间表情，然而并不解决‘存在’的谜团。”

戴森教授说：哲学家比哲学更有意思。哲学家大抵偏执，在所从事职业里高高在上；在巴黎或者牛津这样的花柳繁盛地、温柔富贵乡里思考着深沉的问题。他们是学术等级古老传统的继承人。门生们坐在圣人的跟前，圣人们则循循然诲人不倦。巴黎和牛津的大学维持这个传统已经有八百年了。

“大学和宗教是人类制度最耐久者。”

戴森教授说，按霍尔特的说法，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有两个：一个是海德格尔；另一个是维特根斯坦。

海德格尔在欧洲大陆至高无上；维特根斯坦则在英语世界里驰骋哲学疆场。

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的鼻祖之一；法国知识界对这一哲学流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维特根斯坦没有建立“主义”，也写得很少。他写的一切既简洁又明澈。生前只发表了一本书《逻辑哲学论》，那是1918年在维也纳写的。罗素1922年为这本书的英文版写了长序。这是本两百页不到的小书。

戴森教授说他上高中时读《逻辑哲学论》是一夜竟读的，怀着青春的激情。“书的大部分是讲数理逻辑的，只有最后五页谈到人类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的文字是这样的：“生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此问题的消失。”维式文体最有名的句子是：“一个人无从谈起之处，则必须沉默。”

戴森教授认为《逻辑哲学论》的启发意义、思想解放意义在于：维特根斯坦觉得哲学很简单；哲学的视界也有限。哲学关乎逻辑与正确使用语言。这一有限视界之外的任何臆想都是神秘主义。第6522节说：“世上的确有不可解的东西。不可解本身就显示了不可解。这就是神秘的东西。”既然神秘不可解，也就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霍尔特说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区别在于：维特根斯坦勇猛却禁欲；海德格尔奸诈而虚荣。

戴森教授接着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禁欲对英语世界的哲学家影响很大。英语世界的哲学因此把伦理学和美学排除在哲学门外。

“1946年我来到剑桥大学，维特根斯坦刚结束六年的医院[帮工]工作回到这里。我对他怀有很高的敬意，并且兴奋地发现他居然就住在我楼上。我常见他上下楼，但自己害羞，没跟他说话。我几次见他喃喃自语：‘我越来越蠢了，每天都变得更蠢。’

终于行将结束剑桥的一天，我贸然跟他说话了。

我告诉他，我很喜欢读《逻辑哲学论》；问他28年后观点有无变化。

他沉默了片刻说：‘你代表哪家报纸？ ’……”

戴森教授说维特根斯坦对前往听他课的女生就更不客气了。假如课堂上出现一位女生，他能沉默到人家离去。

“我恨他的粗鲁。

五十年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早晨，在剑桥镇郊外的一个教堂后院里，我偶然撞见他的墓石。巨大的石块略覆盖着新下的雪。石头上简单地写着几个字：‘维特根斯坦’。

我惊奇地发现，往日那恨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深一层的理解。

他安息着，我也平静了，在这白色的寂静里。

他不再是坏脾气的伪哲学家。

他是灵魂受折磨的人；是有着悲剧历史的家族最后一个幸存者。他在陌生人群里过着孤独的生活；终了想解释不可解释的事物。”

戴森告诉我们霍尔特访问的哲学家们研究的领域很广泛。他们讨论的主题是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属于唯物主义，另一种属于柏拉图主义。“唯物主义想象世界是原子构成的；柏拉图主义想象世界是观念构成的。”如同分类学家把植物和动物的种类归类命名，哲学场景的观察家们也可被归类命名为条分理析派和归里包堆派。条分理析派喜欢命名许多物种；归里包堆派喜欢只命名几种。

物理学家的戴森教授自认是归里包堆派；哲学家霍尔特在他看来则属于条分理析派。戴森以为哲学家大抵是条分理析派。他们把思维的方法划分成狭窄专门的领域：泛神论啊一神论啊，人文主义啊泛心论啊……戴森教授说他自己则喜欢只分两类：一类执迷事物，另一类执迷意念。霍尔特问哲学家们世界何以存在：在唯物主义看来，这问题关乎空间和时间的起源，关乎粒子和磁场；与其相关的科学分支是物理学。在柏拉图主义眼里，这个问题关乎意义、目的和意识的起源；与其相关的科学是心理学。

戴森教授接着例举柏拉图主义哲学令人印象很深的信徒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此公曾在大学里教授哲学，目前退休加拿大西海岸。莱斯利称自己为极端的“价值决定论”者。价值决定论的核心是：世界是由观念构成的；柏拉图“善”的概念赋予世上存在的一切以价值。莱斯利很认真地对待柏拉图的人类生活如洞穴的形象比喻。我们住在洞穴里，看到的只是洞穴入口投进的光照在墙上的影子。洞穴外面的真实事物只是观念；我们在洞内看见的是不完美的观念的意象。“恶”之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意象被歪曲了。我们看不见的终极真实是“善”。善是一股强力，是它把宇宙拽进现实存在的。戴森教授认为莱斯利明白这种存在解释是诗意的幻想，而不是逻辑推论。“当逻辑不管用的时候，诗来救场。”柏拉图的全部思想都收在他的对话录里了。柏拉图对话录是“他老师苏格拉底谈话的戏剧性重构。这些对话基于想象而不是逻辑。”

1996年莱斯利出版了一本书《世界的末日》。这书对人类处境的看法阴郁。哥白尼原理表示人类作为宇宙的观察者，其处境并不例外。莱斯利以此为依据计算人类未来能维持多久。哥白尼的日心说把地球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中心挪走了，把它放进了一个较谦和的位置，让它成为围着太阳转的行星中的一个。

莱斯利说哥白尼原理不仅应该用到人类的空间处境上，也应该用到人类的时间处境上。作为时间过程的观察者，人类不该在自身历史的开端就把自己放在特权物种的位置上。作为哥白尼信徒的观察者，我们应该置自己于历史均值处境，而非靠近开端的特权处境。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人类未来的可持时间会超过以往。我们知道人类存在大约10万年了；从现在算起，人类灭亡的时间也就还有10万年。

戴森教授认为莱斯利的预期是对概率理论在技术上的错误运用。“事实上，莱斯利的说法在技术上是正确的；我不喜欢这说法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喜欢他的结论。我当时觉得宇宙有自己的目的；人类的头脑是宇宙目的的组成部分。既然宇宙的善是通过我们观察者的存在来揭示的，人类就应该依赖宇宙的善来允许自身继续存在。”此段结尾处，戴森表示自己反对莱斯利的论点，“因为跟他相比，我是个更好的柏拉图主义者。”

戴森教授例举的第二个人物叫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多伊奇的论点跟约翰·莱斯利正好相对立。他写过一本书叫《无限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戴森在《纽约书评》2011年11月10日那期评论过这本书）。多伊奇的家离牛津只有四英里，霍尔特在那儿访问了他。描述此次访问的那章叫“多元宇宙的占星术士”。多伊奇是职业物理学家，戴森说他的哲学思想的根基是物理学。跟大多数哲学家不同，多伊奇懂得量子力学：“他在量子宇宙的时空里感觉很自如。”他喜欢量子力学的多元宇宙解说。上世纪5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休·艾维瑞特（Hugh Everett）创量子力学多元宇宙说。在艾氏的想象里，量子宇宙是同时存在的各寻常宇宙的无限聚合。他称此聚合为“多元宇宙”（Multiverse）。

戴森教授说量子物理学的基要是不可预测（Unpredictability）。在每一个瞬间里，人类生存的物理环境里的客体——肺脏里的原子和眼睛里的光——都在作不可预测的选择，决定着下一步要做什么。按艾氏和多伊奇的说法，多元宇宙包含一个宇宙，这个宇宙为每一种选择的复合（every combination of choices）的存在而存在。宇宙的数目众多，每一种可能接续的选择会发生在至少一个宇宙里。每一个宇宙又不断分裂成许多交替更迭的宇宙；交替更迭者又重新组合，殊途同归。多元宇宙是“（有可能发生的）历史的巨大网络，随时间进程演变重组。”

戴森说物理学家在原子行为里观察到的“量子怪异”亦即爱因斯坦不喜欢的“一段距离外的神经兮兮的举止”是宇宙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重组的结果。

按多伊奇的理论，我们每个人都作为可识别生物群里的一员在多元宇宙里存在。大家一起穿越时间旅行，所经历的历史都密切相关，像构成我们躯体的原子一样永远分分合合。这个个体不声称自己有“多元宇宙何以存在？”的答案；也不声称能回答简单问题如“意识的本质是什么？”

“他看见的东西远在我们能见之前，是人类缓慢探索的遥远未来；他回答的哲学问题我们还不知怎么提问呢。”

我们知道如何问却不知如何答的题之一：“量子计算在我们的意识里扮演基要角色吗？”在多伊奇看来，量子计算物理学是深入理解人类存在的最有望的线索。“多元宇宙里所有平行宇宙”都能“经简单计算被诱导入合作状态。”

艾氏版之外也另有许多“版本”多元宇宙。“多元宇宙模式在近年的宇宙学理论界很时髦，”戴森教授如是说。

霍尔特采访的对象还有俄罗斯宇宙学家阿列克斯·维楞金，此人在波士顿塔夫茨大学。与多伊奇不同的是，维氏把多元宇宙看成是相互无关联的分离体。每一个宇宙从虚无中诞生，其过程即所谓“量子隧道”。宇宙自发跨越不存在和存在之间的障碍，并不费所谓能量。宇宙以零总能量一跃而入“存在”，事物的正能量等同于地心引力的负能量并与之对立。能量是零，质量也就自由了。

维楞金章访谈的题目是“终极免费午餐？”霍尔特写了物理学家之间的一段对话。对话的人是年青物理学家乔治·伽默夫和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时两人都在普林斯顿。伽默夫是“量子隧道”的始作俑者。他向爱因斯坦解释免费午餐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听得很吃惊，差点让车压着。可惜戴森教授没写细节，此不得已而从略。

戴森教授说，“科学的界限”众说纷纭。在他看来，多元宇宙属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关乎可检验的事实，关乎可以探索的神秘事物。“我看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检验多元宇宙的假设。”哲学关乎观念，观念可以想象；也关乎故事，故事可以讲述。“我给科学划定的界限很窄，但我认识到科学彼岸的人类智慧的其他源泉是存在的。”这“其他源泉”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和哲学。“多元宇宙在哲学和文学里都有位置。”

戴森说他最喜欢的多元宇宙“版本”是哲学家奥拉夫·斯戴普顿（Olaf Stapledon）跟他讲的一则故事。这位哲学家曾在利物浦大学教授哲学，上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1937年，斯戴普顿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星辰的创造者》（Star Maker）。在小说里，他描述了自己眼里的多元宇宙。这本书是当科幻小说卖的，然而却“语涉神学处多过科学”。小说的叙述者幻想自己在宇宙中旅行，造访过去和未来的外星文明。他与外星人“灵异”融合，一起旅行。最终，这“宇宙心灵”遇上星辰创造者——“永恒而绝对的精灵”，星辰就是大写的“他”在一系列实验中创造的。每一个实验就是一个宇宙。每一个实验失败“他”就汲取教训改善下一个设计。“他”的第一个实验只是一段音乐，一节有韵律的击鼓，旨在探索时间的肌理。接着是其他艺术形式。最后是越创造越复杂，于是有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探索。

斯戴普顿笔下的我们自己的宇宙在此过程的中段产生。比“前辈们”要完善得多，但仍然命定会失败。其瑕疵会导致自身悲剧性地终结。以后的实验远超出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并且能避免星辰创造者在创造我们这个宇宙时犯的错误，能达终极完美。

戴森教授说斯戴普顿的多元宇宙孕育于二战前夕，有恐怖的阴影。他的多元宇宙论是用想象来应对善恶的问题。

戴森教授在文章的结尾评价说：霍尔特采访的哲学家属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跟历史上的哲学巨人相比，他们是一帮“可怜的侏儒”。从十九世纪开始，哲学家就从公共生活里淡出了。“像刘易斯·卡罗尔诗歌里的蛇鲨怪物，他们突然悄然消失了。就公众所知，哲学家隐身了。”

十九世纪的时候，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叫自然哲学。如今，科学在公众生活里占着上风，而哲学却萎缩了。“哲学从宗教和文学那儿分离后萎缩得更厉害。”戴森教授说，从前的哲学家写的是文学经典如《约伯书》和圣奥古斯都的《忏悔录》。在他看来，最后的哲学家写的文学经典是尼采的《苏鲁支语》和《善恶的彼岸》。

“现代大学哲学系里不容神秘。”

物理学家眼里的哲学

（本文刊《粤海风》杂志2013年第3期）

                      潘小松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是我闲了的时候常常翻阅的读物，时不时发现里面有些新鲜文章。

2012年11月8日，《纽约书评》刊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教授、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文章“你能真正知道什么？”，是为哲学家吉姆·霍尔特（Jim Holt）的书《世界何以存在：一部存在主义式的侦探故事》（Why does the World Exist?：An Existential Detective Story）专门写的书评。戴森教授（1923年生人）可是九十高龄了；九十岁的人写的东西多少值得一读。考虑到直接翻译原文的版权障碍，我这里只好望文述其大旨了。中文风格虽然是我的，但文章的框架我一点也没敢僭越，因为这是哲人的思考，我一介翻译是没有权力改动的。

文章开篇说《世界何以存在》是一组现代哲学家画像；作者霍尔特拜访了每一帧画像的主人并事先告诉他们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世间何以存在什么而非虚无？”采访人绘声绘色地报导了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连习惯动作和个性都不放过。

“他们的回答给人留下讲话人的瞬间表情，然而并不解决‘存在’的谜团。”

戴森教授说：哲学家比哲学更有意思。哲学家大抵偏执，在所从事职业里高高在上；在巴黎或者牛津这样的花柳繁盛地、温柔富贵乡里思考着深沉的问题。他们是学术等级古老传统的继承人。门生们坐在圣人的跟前，圣人们则循循然诲人不倦。巴黎和牛津的大学维持这个传统已经有八百年了。

“大学和宗教是人类制度最耐久者。”

戴森教授说，按霍尔特的说法，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有两个：一个是海德格尔；另一个是维特根斯坦。

海德格尔在欧洲大陆至高无上；维特根斯坦则在英语世界里驰骋哲学疆场。

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的鼻祖之一；法国知识界对这一哲学流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维特根斯坦没有建立“主义”，也写得很少。他写的一切既简洁又明澈。生前只发表了一本书《逻辑哲学论》，那是1918年在维也纳写的。罗素1922年为这本书的英文版写了长序。这是本两百页不到的小书。

戴森教授说他上高中时读《逻辑哲学论》是一夜竟读的，怀着青春的激情。“书的大部分是讲数理逻辑的，只有最后五页谈到人类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的文字是这样的：“生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此问题的消失。”维式文体最有名的句子是：“一个人无从谈起之处，则必须沉默。”

戴森教授认为《逻辑哲学论》的启发意义、思想解放意义在于：维特根斯坦觉得哲学很简单；哲学的视界也有限。哲学关乎逻辑与正确使用语言。这一有限视界之外的任何臆想都是神秘主义。第6522节说：“世上的确有不可解的东西。不可解本身就显示了不可解。这就是神秘的东西。”既然神秘不可解，也就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霍尔特说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区别在于：维特根斯坦勇猛却禁欲；海德格尔奸诈而虚荣。

戴森教授接着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禁欲对英语世界的哲学家影响很大。英语世界的哲学因此把伦理学和美学排除在哲学门外。

“1946年我来到剑桥大学，维特根斯坦刚结束六年的医院[帮工]工作回到这里。我对他怀有很高的敬意，并且兴奋地发现他居然就住在我楼上。我常见他上下楼，但自己害羞，没跟他说话。我几次见他喃喃自语：‘我越来越蠢了，每天都变得更蠢。’

终于行将结束剑桥的一天，我贸然跟他说话了。

我告诉他，我很喜欢读《逻辑哲学论》；问他28年后观点有无变化。

他沉默了片刻说：‘你代表哪家报纸？ ’……”

戴森教授说维特根斯坦对前往听他课的女生就更不客气了。假如课堂上出现一位女生，他能沉默到人家离去。

“我恨他的粗鲁。

五十年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早晨，在剑桥镇郊外的一个教堂后院里，我偶然撞见他的墓石。巨大的石块略覆盖着新下的雪。石头上简单地写着几个字：‘维特根斯坦’。

我惊奇地发现，往日那恨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深一层的理解。

他安息着，我也平静了，在这白色的寂静里。

他不再是坏脾气的伪哲学家。

他是灵魂受折磨的人；是有着悲剧历史的家族最后一个幸存者。他在陌生人群里过着孤独的生活；终了想解释不可解释的事物。”

戴森告诉我们霍尔特访问的哲学家们研究的领域很广泛。他们讨论的主题是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属于唯物主义，另一种属于柏拉图主义。“唯物主义想象世界是原子构成的；柏拉图主义想象世界是观念构成的。”如同分类学家把植物和动物的种类归类命名，哲学场景的观察家们也可被归类命名为条分理析派和归里包堆派。条分理析派喜欢命名许多物种；归里包堆派喜欢只命名几种。

物理学家的戴森教授自认是归里包堆派；哲学家霍尔特在他看来则属于条分理析派。戴森以为哲学家大抵是条分理析派。他们把思维的方法划分成狭窄专门的领域：泛神论啊一神论啊，人文主义啊泛心论啊……戴森教授说他自己则喜欢只分两类：一类执迷事物，另一类执迷意念。霍尔特问哲学家们世界何以存在：在唯物主义看来，这问题关乎空间和时间的起源，关乎粒子和磁场；与其相关的科学分支是物理学。在柏拉图主义眼里，这个问题关乎意义、目的和意识的起源；与其相关的科学是心理学。

戴森教授接着例举柏拉图主义哲学令人印象很深的信徒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此公曾在大学里教授哲学，目前退休加拿大西海岸。莱斯利称自己为极端的“价值决定论”者。价值决定论的核心是：世界是由观念构成的；柏拉图“善”的概念赋予世上存在的一切以价值。莱斯利很认真地对待柏拉图的人类生活如洞穴的形象比喻。我们住在洞穴里，看到的只是洞穴入口投进的光照在墙上的影子。洞穴外面的真实事物只是观念；我们在洞内看见的是不完美的观念的意象。“恶”之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意象被歪曲了。我们看不见的终极真实是“善”。善是一股强力，是它把宇宙拽进现实存在的。戴森教授认为莱斯利明白这种存在解释是诗意的幻想，而不是逻辑推论。“当逻辑不管用的时候，诗来救场。”柏拉图的全部思想都收在他的对话录里了。柏拉图对话录是“他老师苏格拉底谈话的戏剧性重构。这些对话基于想象而不是逻辑。”

1996年莱斯利出版了一本书《世界的末日》。这书对人类处境的看法阴郁。哥白尼原理表示人类作为宇宙的观察者，其处境并不例外。莱斯利以此为依据计算人类未来能维持多久。哥白尼的日心说把地球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中心挪走了，把它放进了一个较谦和的位置，让它成为围着太阳转的行星中的一个。

莱斯利说哥白尼原理不仅应该用到人类的空间处境上，也应该用到人类的时间处境上。作为时间过程的观察者，人类不该在自身历史的开端就把自己放在特权物种的位置上。作为哥白尼信徒的观察者，我们应该置自己于历史均值处境，而非靠近开端的特权处境。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人类未来的可持时间会超过以往。我们知道人类存在大约10万年了；从现在算起，人类灭亡的时间也就还有10万年。

戴森教授认为莱斯利的预期是对概率理论在技术上的错误运用。“事实上，莱斯利的说法在技术上是正确的；我不喜欢这说法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喜欢他的结论。我当时觉得宇宙有自己的目的；人类的头脑是宇宙目的的组成部分。既然宇宙的善是通过我们观察者的存在来揭示的，人类就应该依赖宇宙的善来允许自身继续存在。”此段结尾处，戴森表示自己反对莱斯利的论点，“因为跟他相比，我是个更好的柏拉图主义者。”

戴森教授例举的第二个人物叫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多伊奇的论点跟约翰·莱斯利正好相对立。他写过一本书叫《无限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戴森在《纽约书评》2011年11月10日那期评论过这本书）。多伊奇的家离牛津只有四英里，霍尔特在那儿访问了他。描述此次访问的那章叫“多元宇宙的占星术士”。多伊奇是职业物理学家，戴森说他的哲学思想的根基是物理学。跟大多数哲学家不同，多伊奇懂得量子力学：“他在量子宇宙的时空里感觉很自如。”他喜欢量子力学的多元宇宙解说。上世纪5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休·艾维瑞特（Hugh Everett）创量子力学多元宇宙说。在艾氏的想象里，量子宇宙是同时存在的各寻常宇宙的无限聚合。他称此聚合为“多元宇宙”（Multiverse）。

戴森教授说量子物理学的基要是不可预测（Unpredictability）。在每一个瞬间里，人类生存的物理环境里的客体——肺脏里的原子和眼睛里的光——都在作不可预测的选择，决定着下一步要做什么。按艾氏和多伊奇的说法，多元宇宙包含一个宇宙，这个宇宙为每一种选择的复合（every combination of choices）的存在而存在。宇宙的数目众多，每一种可能接续的选择会发生在至少一个宇宙里。每一个宇宙又不断分裂成许多交替更迭的宇宙；交替更迭者又重新组合，殊途同归。多元宇宙是“（有可能发生的）历史的巨大网络，随时间进程演变重组。”

戴森说物理学家在原子行为里观察到的“量子怪异”亦即爱因斯坦不喜欢的“一段距离外的神经兮兮的举止”是宇宙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重组的结果。

按多伊奇的理论，我们每个人都作为可识别生物群里的一员在多元宇宙里存在。大家一起穿越时间旅行，所经历的历史都密切相关，像构成我们躯体的原子一样永远分分合合。这个个体不声称自己有“多元宇宙何以存在？”的答案；也不声称能回答简单问题如“意识的本质是什么？”

“他看见的东西远在我们能见之前，是人类缓慢探索的遥远未来；他回答的哲学问题我们还不知怎么提问呢。”

我们知道如何问却不知如何答的题之一：“量子计算在我们的意识里扮演基要角色吗？”在多伊奇看来，量子计算物理学是深入理解人类存在的最有望的线索。“多元宇宙里所有平行宇宙”都能“经简单计算被诱导入合作状态。”

艾氏版之外也另有许多“版本”多元宇宙。“多元宇宙模式在近年的宇宙学理论界很时髦，”戴森教授如是说。

霍尔特采访的对象还有俄罗斯宇宙学家阿列克斯·维楞金，此人在波士顿塔夫茨大学。与多伊奇不同的是，维氏把多元宇宙看成是相互无关联的分离体。每一个宇宙从虚无中诞生，其过程即所谓“量子隧道”。宇宙自发跨越不存在和存在之间的障碍，并不费所谓能量。宇宙以零总能量一跃而入“存在”，事物的正能量等同于地心引力的负能量并与之对立。能量是零，质量也就自由了。

维楞金章访谈的题目是“终极免费午餐？”霍尔特写了物理学家之间的一段对话。对话的人是年青物理学家乔治·伽默夫和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时两人都在普林斯顿。伽默夫是“量子隧道”的始作俑者。他向爱因斯坦解释免费午餐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听得很吃惊，差点让车压着。可惜戴森教授没写细节，此不得已而从略。

戴森教授说，“科学的界限”众说纷纭。在他看来，多元宇宙属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关乎可检验的事实，关乎可以探索的神秘事物。“我看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检验多元宇宙的假设。”哲学关乎观念，观念可以想象；也关乎故事，故事可以讲述。“我给科学划定的界限很窄，但我认识到科学彼岸的人类智慧的其他源泉是存在的。”这“其他源泉”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和哲学。“多元宇宙在哲学和文学里都有位置。”

戴森说他最喜欢的多元宇宙“版本”是哲学家奥拉夫·斯戴普顿（Olaf Stapledon）跟他讲的一则故事。这位哲学家曾在利物浦大学教授哲学，上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1937年，斯戴普顿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星辰的创造者》（Star Maker）。在小说里，他描述了自己眼里的多元宇宙。这本书是当科幻小说卖的，然而却“语涉神学处多过科学”。小说的叙述者幻想自己在宇宙中旅行，造访过去和未来的外星文明。他与外星人“灵异”融合，一起旅行。最终，这“宇宙心灵”遇上星辰创造者——“永恒而绝对的精灵”，星辰就是大写的“他”在一系列实验中创造的。每一个实验就是一个宇宙。每一个实验失败“他”就汲取教训改善下一个设计。“他”的第一个实验只是一段音乐，一节有韵律的击鼓，旨在探索时间的肌理。接着是其他艺术形式。最后是越创造越复杂，于是有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探索。

斯戴普顿笔下的我们自己的宇宙在此过程的中段产生。比“前辈们”要完善得多，但仍然命定会失败。其瑕疵会导致自身悲剧性地终结。以后的实验远超出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并且能避免星辰创造者在创造我们这个宇宙时犯的错误，能达终极完美。

戴森教授说斯戴普顿的多元宇宙孕育于二战前夕，有恐怖的阴影。他的多元宇宙论是用想象来应对善恶的问题。

戴森教授在文章的结尾评价说：霍尔特采访的哲学家属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跟历史上的哲学巨人相比，他们是一帮“可怜的侏儒”。从十九世纪开始，哲学家就从公共生活里淡出了。“像刘易斯·卡罗尔诗歌里的蛇鲨怪物，他们突然悄然消失了。就公众所知，哲学家隐身了。”

十九世纪的时候，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叫自然哲学。如今，科学在公众生活里占着上风，而哲学却萎缩了。“哲学从宗教和文学那儿分离后萎缩得更厉害。”戴森教授说，从前的哲学家写的是文学经典如《约伯书》和圣奥古斯都的《忏悔录》。在他看来，最后的哲学家写的文学经典是尼采的《苏鲁支语》和《善恶的彼岸》。

“现代大学哲学系里不容神秘。”

物理学家眼里的哲学

（本文刊《粤海风》杂志2013年第3期）

                      潘小松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是我闲了的时候常常翻阅的读物，时不时发现里面有些新鲜文章。

2012年11月8日，《纽约书评》刊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教授、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文章“你能真正知道什么？”，是为哲学家吉姆·霍尔特（Jim Holt）的书《世界何以存在：一部存在主义式的侦探故事》（Why does the World Exist?：An Existential Detective Story）专门写的书评。戴森教授（1923年生人）可是九十高龄了；九十岁的人写的东西多少值得一读。考虑到直接翻译原文的版权障碍，我这里只好望文述其大旨了。中文风格虽然是我的，但文章的框架我一点也没敢僭越，因为这是哲人的思考，我一介翻译是没有权力改动的。

文章开篇说《世界何以存在》是一组现代哲学家画像；作者霍尔特拜访了每一帧画像的主人并事先告诉他们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世间何以存在什么而非虚无？”采访人绘声绘色地报导了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连习惯动作和个性都不放过。

“他们的回答给人留下讲话人的瞬间表情，然而并不解决‘存在’的谜团。”

戴森教授说：哲学家比哲学更有意思。哲学家大抵偏执，在所从事职业里高高在上；在巴黎或者牛津这样的花柳繁盛地、温柔富贵乡里思考着深沉的问题。他们是学术等级古老传统的继承人。门生们坐在圣人的跟前，圣人们则循循然诲人不倦。巴黎和牛津的大学维持这个传统已经有八百年了。

“大学和宗教是人类制度最耐久者。”

戴森教授说，按霍尔特的说法，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有两个：一个是海德格尔；另一个是维特根斯坦。

海德格尔在欧洲大陆至高无上；维特根斯坦则在英语世界里驰骋哲学疆场。

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的鼻祖之一；法国知识界对这一哲学流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维特根斯坦没有建立“主义”，也写得很少。他写的一切既简洁又明澈。生前只发表了一本书《逻辑哲学论》，那是1918年在维也纳写的。罗素1922年为这本书的英文版写了长序。这是本两百页不到的小书。

戴森教授说他上高中时读《逻辑哲学论》是一夜竟读的，怀着青春的激情。“书的大部分是讲数理逻辑的，只有最后五页谈到人类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的文字是这样的：“生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此问题的消失。”维式文体最有名的句子是：“一个人无从谈起之处，则必须沉默。”

戴森教授认为《逻辑哲学论》的启发意义、思想解放意义在于：维特根斯坦觉得哲学很简单；哲学的视界也有限。哲学关乎逻辑与正确使用语言。这一有限视界之外的任何臆想都是神秘主义。第6522节说：“世上的确有不可解的东西。不可解本身就显示了不可解。这就是神秘的东西。”既然神秘不可解，也就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霍尔特说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区别在于：维特根斯坦勇猛却禁欲；海德格尔奸诈而虚荣。

戴森教授接着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禁欲对英语世界的哲学家影响很大。英语世界的哲学因此把伦理学和美学排除在哲学门外。

“1946年我来到剑桥大学，维特根斯坦刚结束六年的医院[帮工]工作回到这里。我对他怀有很高的敬意，并且兴奋地发现他居然就住在我楼上。我常见他上下楼，但自己害羞，没跟他说话。我几次见他喃喃自语：‘我越来越蠢了，每天都变得更蠢。’

终于行将结束剑桥的一天，我贸然跟他说话了。

我告诉他，我很喜欢读《逻辑哲学论》；问他28年后观点有无变化。

他沉默了片刻说：‘你代表哪家报纸？ ’……”

戴森教授说维特根斯坦对前往听他课的女生就更不客气了。假如课堂上出现一位女生，他能沉默到人家离去。

“我恨他的粗鲁。

五十年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早晨，在剑桥镇郊外的一个教堂后院里，我偶然撞见他的墓石。巨大的石块略覆盖着新下的雪。石头上简单地写着几个字：‘维特根斯坦’。

我惊奇地发现，往日那恨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深一层的理解。

他安息着，我也平静了，在这白色的寂静里。

他不再是坏脾气的伪哲学家。

他是灵魂受折磨的人；是有着悲剧历史的家族最后一个幸存者。他在陌生人群里过着孤独的生活；终了想解释不可解释的事物。”

戴森告诉我们霍尔特访问的哲学家们研究的领域很广泛。他们讨论的主题是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属于唯物主义，另一种属于柏拉图主义。“唯物主义想象世界是原子构成的；柏拉图主义想象世界是观念构成的。”如同分类学家把植物和动物的种类归类命名，哲学场景的观察家们也可被归类命名为条分理析派和归里包堆派。条分理析派喜欢命名许多物种；归里包堆派喜欢只命名几种。

物理学家的戴森教授自认是归里包堆派；哲学家霍尔特在他看来则属于条分理析派。戴森以为哲学家大抵是条分理析派。他们把思维的方法划分成狭窄专门的领域：泛神论啊一神论啊，人文主义啊泛心论啊……戴森教授说他自己则喜欢只分两类：一类执迷事物，另一类执迷意念。霍尔特问哲学家们世界何以存在：在唯物主义看来，这问题关乎空间和时间的起源，关乎粒子和磁场；与其相关的科学分支是物理学。在柏拉图主义眼里，这个问题关乎意义、目的和意识的起源；与其相关的科学是心理学。

戴森教授接着例举柏拉图主义哲学令人印象很深的信徒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此公曾在大学里教授哲学，目前退休加拿大西海岸。莱斯利称自己为极端的“价值决定论”者。价值决定论的核心是：世界是由观念构成的；柏拉图“善”的概念赋予世上存在的一切以价值。莱斯利很认真地对待柏拉图的人类生活如洞穴的形象比喻。我们住在洞穴里，看到的只是洞穴入口投进的光照在墙上的影子。洞穴外面的真实事物只是观念；我们在洞内看见的是不完美的观念的意象。“恶”之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意象被歪曲了。我们看不见的终极真实是“善”。善是一股强力，是它把宇宙拽进现实存在的。戴森教授认为莱斯利明白这种存在解释是诗意的幻想，而不是逻辑推论。“当逻辑不管用的时候，诗来救场。”柏拉图的全部思想都收在他的对话录里了。柏拉图对话录是“他老师苏格拉底谈话的戏剧性重构。这些对话基于想象而不是逻辑。”

1996年莱斯利出版了一本书《世界的末日》。这书对人类处境的看法阴郁。哥白尼原理表示人类作为宇宙的观察者，其处境并不例外。莱斯利以此为依据计算人类未来能维持多久。哥白尼的日心说把地球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中心挪走了，把它放进了一个较谦和的位置，让它成为围着太阳转的行星中的一个。

莱斯利说哥白尼原理不仅应该用到人类的空间处境上，也应该用到人类的时间处境上。作为时间过程的观察者，人类不该在自身历史的开端就把自己放在特权物种的位置上。作为哥白尼信徒的观察者，我们应该置自己于历史均值处境，而非靠近开端的特权处境。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人类未来的可持时间会超过以往。我们知道人类存在大约10万年了；从现在算起，人类灭亡的时间也就还有10万年。

戴森教授认为莱斯利的预期是对概率理论在技术上的错误运用。“事实上，莱斯利的说法在技术上是正确的；我不喜欢这说法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喜欢他的结论。我当时觉得宇宙有自己的目的；人类的头脑是宇宙目的的组成部分。既然宇宙的善是通过我们观察者的存在来揭示的，人类就应该依赖宇宙的善来允许自身继续存在。”此段结尾处，戴森表示自己反对莱斯利的论点，“因为跟他相比，我是个更好的柏拉图主义者。”

戴森教授例举的第二个人物叫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多伊奇的论点跟约翰·莱斯利正好相对立。他写过一本书叫《无限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戴森在《纽约书评》2011年11月10日那期评论过这本书）。多伊奇的家离牛津只有四英里，霍尔特在那儿访问了他。描述此次访问的那章叫“多元宇宙的占星术士”。多伊奇是职业物理学家，戴森说他的哲学思想的根基是物理学。跟大多数哲学家不同，多伊奇懂得量子力学：“他在量子宇宙的时空里感觉很自如。”他喜欢量子力学的多元宇宙解说。上世纪5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休·艾维瑞特（Hugh Everett）创量子力学多元宇宙说。在艾氏的想象里，量子宇宙是同时存在的各寻常宇宙的无限聚合。他称此聚合为“多元宇宙”（Multiverse）。

戴森教授说量子物理学的基要是不可预测（Unpredictability）。在每一个瞬间里，人类生存的物理环境里的客体——肺脏里的原子和眼睛里的光——都在作不可预测的选择，决定着下一步要做什么。按艾氏和多伊奇的说法，多元宇宙包含一个宇宙，这个宇宙为每一种选择的复合（every combination of choices）的存在而存在。宇宙的数目众多，每一种可能接续的选择会发生在至少一个宇宙里。每一个宇宙又不断分裂成许多交替更迭的宇宙；交替更迭者又重新组合，殊途同归。多元宇宙是“（有可能发生的）历史的巨大网络，随时间进程演变重组。”

戴森说物理学家在原子行为里观察到的“量子怪异”亦即爱因斯坦不喜欢的“一段距离外的神经兮兮的举止”是宇宙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重组的结果。

按多伊奇的理论，我们每个人都作为可识别生物群里的一员在多元宇宙里存在。大家一起穿越时间旅行，所经历的历史都密切相关，像构成我们躯体的原子一样永远分分合合。这个个体不声称自己有“多元宇宙何以存在？”的答案；也不声称能回答简单问题如“意识的本质是什么？”

“他看见的东西远在我们能见之前，是人类缓慢探索的遥远未来；他回答的哲学问题我们还不知怎么提问呢。”

我们知道如何问却不知如何答的题之一：“量子计算在我们的意识里扮演基要角色吗？”在多伊奇看来，量子计算物理学是深入理解人类存在的最有望的线索。“多元宇宙里所有平行宇宙”都能“经简单计算被诱导入合作状态。”

艾氏版之外也另有许多“版本”多元宇宙。“多元宇宙模式在近年的宇宙学理论界很时髦，”戴森教授如是说。

霍尔特采访的对象还有俄罗斯宇宙学家阿列克斯·维楞金，此人在波士顿塔夫茨大学。与多伊奇不同的是，维氏把多元宇宙看成是相互无关联的分离体。每一个宇宙从虚无中诞生，其过程即所谓“量子隧道”。宇宙自发跨越不存在和存在之间的障碍，并不费所谓能量。宇宙以零总能量一跃而入“存在”，事物的正能量等同于地心引力的负能量并与之对立。能量是零，质量也就自由了。

维楞金章访谈的题目是“终极免费午餐？”霍尔特写了物理学家之间的一段对话。对话的人是年青物理学家乔治·伽默夫和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时两人都在普林斯顿。伽默夫是“量子隧道”的始作俑者。他向爱因斯坦解释免费午餐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听得很吃惊，差点让车压着。可惜戴森教授没写细节，此不得已而从略。

戴森教授说，“科学的界限”众说纷纭。在他看来，多元宇宙属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关乎可检验的事实，关乎可以探索的神秘事物。“我看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检验多元宇宙的假设。”哲学关乎观念，观念可以想象；也关乎故事，故事可以讲述。“我给科学划定的界限很窄，但我认识到科学彼岸的人类智慧的其他源泉是存在的。”这“其他源泉”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和哲学。“多元宇宙在哲学和文学里都有位置。”

戴森说他最喜欢的多元宇宙“版本”是哲学家奥拉夫·斯戴普顿（Olaf Stapledon）跟他讲的一则故事。这位哲学家曾在利物浦大学教授哲学，上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1937年，斯戴普顿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星辰的创造者》（Star Maker）。在小说里，他描述了自己眼里的多元宇宙。这本书是当科幻小说卖的，然而却“语涉神学处多过科学”。小说的叙述者幻想自己在宇宙中旅行，造访过去和未来的外星文明。他与外星人“灵异”融合，一起旅行。最终，这“宇宙心灵”遇上星辰创造者——“永恒而绝对的精灵”，星辰就是大写的“他”在一系列实验中创造的。每一个实验就是一个宇宙。每一个实验失败“他”就汲取教训改善下一个设计。“他”的第一个实验只是一段音乐，一节有韵律的击鼓，旨在探索时间的肌理。接着是其他艺术形式。最后是越创造越复杂，于是有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探索。

斯戴普顿笔下的我们自己的宇宙在此过程的中段产生。比“前辈们”要完善得多，但仍然命定会失败。其瑕疵会导致自身悲剧性地终结。以后的实验远超出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并且能避免星辰创造者在创造我们这个宇宙时犯的错误，能达终极完美。

戴森教授说斯戴普顿的多元宇宙孕育于二战前夕，有恐怖的阴影。他的多元宇宙论是用想象来应对善恶的问题。

戴森教授在文章的结尾评价说：霍尔特采访的哲学家属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跟历史上的哲学巨人相比，他们是一帮“可怜的侏儒”。从十九世纪开始，哲学家就从公共生活里淡出了。“像刘易斯·卡罗尔诗歌里的蛇鲨怪物，他们突然悄然消失了。就公众所知，哲学家隐身了。”

十九世纪的时候，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叫自然哲学。如今，科学在公众生活里占着上风，而哲学却萎缩了。“哲学从宗教和文学那儿分离后萎缩得更厉害。”戴森教授说，从前的哲学家写的是文学经典如《约伯书》和圣奥古斯都的《忏悔录》。在他看来，最后的哲学家写的文学经典是尼采的《苏鲁支语》和《善恶的彼岸》。

“现代大学哲学系里不容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