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头戏。“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三中全会决定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实质就是要搞清到底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何为“支柱产业”，何为“主导产业”，并不是简单地由产值和利润来决定的，与能否成为地方财政收入最大来源无关。没有自主创新，就会失去支撑，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短视的往往是短命的，拍脑袋的往往是要命的。

现在，人们已经直接或间接可以感受得到数值仿真软件系统，作为产业链的地位和作用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所重视。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对市场经济有敬畏之心。市场是无法驾驭的，要顺势而为。“有形之手”可以促进各类资源进入市场，而“无形之手”则调控社会资源顺应发展市场。市场经济不是比谁有钱、谁的权大，较量的是思想市场的活跃程度和商品市场的充分利用，是企业创新的市场环境。

刚开始接触CIMS时，有前辈对我说，这是“哲学”、这是“艺术”，现在我才好象有些领悟，确实是门“哲学”、是门“艺术”。软件产品是固化的，而企业是不同的，管理者是有个性的，对于承载着社会学科的先进管理方法这项工具，更多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体现管理效果的思想，要使其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更需要社会学科的完善。要使基础性软件成为新兴产业，CAE或许是个不错的切入点，因为它较贴近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实现环境，然而依然有许多共性的问题存在，值得共同去探讨:

? --  长期以来，轻视基础研究而重视成果转化，造成真正高新技术的严重缺乏，其次，知识产权保护认识不足、措施不力，更加重了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不可预见性。同样，一项科研技术的成功，需要长期基础研究的积淀。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和环境，需要走过很长的一段磨合、认识、接受和认可的路，其后才是面向市场的产业化。虽然，相比较２００６年前的软件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申请专利保护，其保护形式和力度更加充分和有利 [8]。然而并没有太多的科研人员对此改进有更多的关注，无疑是放弃了对于自身利益保护，放弃了知识产权的“价值”所属。人有所长，术有专攻，各有所用。倡导科学家下海创办企业，急功近利，无疑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大败笔，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 软件开发需要资源配置，而要达到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的，更需要企业成长和资源积累，其中重要的是要经历一场资源配置导向的变革。市场的主体是企业，软件企业要脱颖而出，占有一席之地，要解决好知识产权保护、商业化过程的权责界定、以及相关利益分配的契约精神和环境。或靠关系、熟人是难以长久的，范围不广，牵涉不少；或以代理国外软件来维持日常运转，利益轻重缓急明显，难以全力从事自主软件系统的市场化；或以体制（科研院所）编制为依托，欲进退有据，难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残酷博杀……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资金、需要人才、需要……单纯比资金来源，比不过国外投资者的大把银子；或者比人才来源，比不过软件巨头的高薪挖人……虽说政府扶植的专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的方式提供一个开放式参与平台的第一步，作为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和集聚的探索，其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都是有待定型的，然而不是“轰轰烈烈、群情振奋”就能成事业的。掌握支配资源的权利，就会产生相应的干预企业的权利，就会触及到许多大大小小官员的利益。仅从引导、扶持的口号中是难以解决培育企业发展问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包括给企业家自我调控的控制权，形成一个系列化的不是单独的下放而是要完善制度，来防止以权谋私”［９］。当做学业、做事业的满于应付、巴结各种社会关系，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搞技术、搞企业。所以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切实地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以及支持市场经济的其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口号。”［１０］。

新兴产业有其自身的新业态，需要新思维。基础性软件开发需要人才，需要有特色的技术突破，人类的智慧，在于能化干戈为玉帛的“共存共赢”的企业制度设计，更为关键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软环境的改善有所突破，那就是社会契约精神的建立。

现代的软件开发，产品模块基本上由擅长不同专长的一个小团队完成，不同领域的各个小的团队各领风骚，整合的是整个社会的资源。其实这不是希罕的事情，古代圣贤之道讲究“中庸”?“忠恕”，佛家也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然而零星和分散的知识和人力无法形成合力，共同的利益需要利益的组织化，或许专业技术的学会（协会）是合理、合法汇聚产业资源的一条途径，引导社会的参与热情和需求，也是合格专业技术学会（协会）应有的职责。

资源是共享的，世界是圆的；知识是自私的，地球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