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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子弟也有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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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科学网9日14时举办‘寒门子弟没有春天？’访谈， 欢迎网友提问或谈谈您的奋斗经历。”我的反应是寒门子弟也有春天，并联想到《野百合也有春天》，它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罗大佑所创作的歌曲，里边写到：“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我生长在湖坪村，地处江西中部，抚州西南部，距抚州市区140多公里，离乐安县城40多公里，村庄方圆25平方公里，一万多人口的王氏聚居大村庄。相距15华里的流坑村时下被誉为“千古一村”，该村从宋初到清末，书塾、学馆，历朝不断，明万历时有26所，清道光时达28所。全村曾出文、武状元各1人，进士34人，举人78人，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尚书，下至主簿、教谕，超过百人。据《流坑古时婚俗 》，“湖坪王氏，谱载也称系宋代中期由吉水王氏迁来开基。数百年间，形成乐安县人口第一多的强宗大族，历代官宦不断，而且以很强的武装力量著称。故从人口、宦历、声望几个方面比较，湖坪王和流坑董都是显居一二的比肩大族。董燧的母亲就是湖坪王氏，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之一。从明中期以来，至少有五百年以上世婚的历史。”
我查阅自己的家谱，近200年的情形大致如下。32世，大兴（农历1726.9.10-1791.1.25），以子家爵（家禧的哥哥，农历1763.4.11-）考授州司马职，道光葵未年（1823）蒙恩貤儒林郎。33世，家禧（农历1778.6.27-1831.4.8），国学；34世，邦卿（农历1803闰二月20-1859.1.18），议叙登仕郎、邑庠（其兄弟4人，邦卿为议叙登仕郎，邦仁为国学，邦纯为议叙云骑尉，邦达为附贡生。）。35世，奕捷（农历1822.4.7-1873.6.10），国学；36世，昌弟（农历1868.9.11-1922.7.17），国学；37世，永丰（农历1906.6.25-1960.10.17）；38世，金生（农历1942.3.25-），1962年高中毕业生。家禧子、孙、曾孙登仕郎10位（其中曾孙辈7位），云骑尉1位，登仕佐郎2位。
我是70后，回忆自身跳农门的经历是无比心酸的。我15岁以前都是在湖坪村，印象中其时有特困县特困乡特困村的帽子。我还算幸运的，父亲是乡村教师（1987年被聘为高级教师，全县为数不多。），母亲算是农村特别能吃苦的农村妇女（于今依旧）。一家六口人，其实只有相当分散的3间屋子（分布在两所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屋），每间不超过15平方，其中一间为两面墙开裂的厨房（逢下雨就提心吊胆）。我算吃苦不多的，但各式农活也算体验过，窘迫的时候曾有过将发霉的薯渣（原本是储藏来喂猪的）做成丸子救饥，现在每每回想起来还很恶心。我四兄妹，两位通过上学跳出“农门”，两位只上完初中。我大哥比我大六岁，他的高中是在农村中学上的，其实考学特别不易。我中考考了两回，高考考了三回。中考头一年是懵懵懂懂，成绩差的一塌糊涂，差点失去学习机会，那年的暑假，非常惨烈的哭过一场。经过父母的努力，争取复读一年，那一年是格外发奋，考上县里的“尖子班”（那时乡镇高中撤销了，高中要到县城上）。高中阶段是因为严重偏科，一次次落榜，但整个高中生涯是特别俭朴（上高中时，几乎是每花一分钱都有记录下来，我知道凭父亲微薄的工资供我们上学特别不易，记得高一第一学期包括学杂费、房租、生活费等在内花273元），格外勤奋的（六年间，基本都是晚12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只是自己学习不得法、加上期间有几位老师教学水平也确实存在问题，期间走了不少弯路。期间有段时间是自学的，最后那年换了一所学校，成绩进步比较快。）。上大学期间，我是“特困生”（申请了二等贷款，每年800元。毕业时还70%。这笔钱对我的帮助很大。），此外我的妹妹因为供不起，上完初中（15岁）就外出四处打工，数年间直接将所挣不多的钱汇给我。本科毕业那年我进入我现在就职的高校工作。我选择工作后再上研究生，不过上研究生也不顺，考了两次。
“我的春天”自认为算我考上大学（1995年）就开始了。我2005年登记结婚，2006年买房，2007年11月办婚礼，2011年1月得子。我爱人200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2009年上博士研究生），她家境况较我好很多，但亦属“寒门”。大概我们算是比较彻底的“裸婚”，登记结婚时，双方父母都没见过，办婚礼时双方父母亦未能参加。买房、办婚礼等是靠我们自己想法子，结婚戒指至今未买。父母供我们上学不易，其后的路我们携手自己走，“白手起家”的感觉挺充实。双方父母对我们当前的境况颇为欣慰。
过去家乡很多家庭的奋斗目标是“一幢房子、一个才子”。故乡的同龄人中，有数十位硕士、博士（博士后）了，有的做官也做的比较大了。近10多年来，给农村的孩子提供的另外一条出路是打工（或曰劳务输出），凭着自身再学习的能力（或者体力），其中相当部分人不仅解决了温饱，甚至发家致富。而通过读书跳农门的少数人，令人羡慕之处不多，其中有些人上完大学毕业之后，同样是打一般的工，较昔日村里的同龄人并无优越感。读书无用论在很多地方的农村盛行，好些农村孩子9年义务教育都没完成就打工去了，另一方面也许与教育资源及教育方式相关，农村孩子能通过中考上高中的比例不大，而上职高、技校之类，费用高昂，而且其教学质量亦倍受质疑。
近10多年来，给农村的孩子提供的另外一条出路是打工（或曰劳务输出），凭着自身再学习的能力（或者体力），其中相当部分人不仅解决了温饱，甚至发家致富（同生产队同村民小组有一位比我年龄小些，没上过大学，但家乡盛传其相当富有，在某沿海城市开公司，资产过亿元。）。而通过读书跳农门的少数人，令人羡慕之处不多（偶有回家乡，不少房子堪称乡间别墅，我等“工薪”族无法企及。但别墅更多的是“标志性建筑”味道，因为其主人多半并不在农村生活。），其中有些人上完大学毕业之后，同样是打一般的工，较昔日村里的同龄人并无优越感。读书无用论在包括我的家乡等很多地方的农村盛行，好些农村孩子9年义务教育都没完成就打工去了，另一方面也许与教育资源及教育方式相关，农村孩子能通过中考上高中的比例不大，而上职高、技校之类，费用高昂，而且其教学质量亦倍受质疑。还有一个感慨，这些年家乡的生态是变好了，但是实质是“空巢”了，一点也看不到“新农村”的迹象，如同我一般跳出农门的人，跻身城市，日渐远离家乡，而作为打工一族，或只身背井离乡走四方，或举家南征北战忙生计。另有部分人一旦有机会则在城市置房产，另谋发展。
寒门子弟也有春天，然而春天的脚步有几分凝重与蹒跚。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期待春风吹度“寒门”，春满人间！
我生长在湖坪村，地处江西中部，抚州西南部，距抚州市区140多公里，离乐安县城40多公里，村庄方圆25平方公里，一万多人口的王氏聚居大村庄。相距15华里的流坑村时下被誉为“千古一村”，该村从宋初到清末，书塾、学馆，历朝不断，明万历时有26所，清道光时达28所。全村曾出文、武状元各1人，进士34人，举人78人，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尚书，下至主簿、教谕，超过百人。据《流坑古时婚俗 》，“湖坪王氏，谱载也称系宋代中期由吉水王氏迁来开基。数百年间，形成乐安县人口第一多的强宗大族，历代官宦不断，而且以很强的武装力量著称。故从人口、宦历、声望几个方面比较，湖坪王和流坑董都是显居一二的比肩大族。董燧的母亲就是湖坪王氏，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之一。从明中期以来，至少有五百年以上世婚的历史。”
我查阅自己的家谱，近200年的情形大致如下。32世，大兴（农历1726.9.10-1791.1.25），以子家爵（家禧的哥哥，农历1763.4.11-）考授州司马职，道光葵未年（1823）蒙恩貤儒林郎。33世，家禧（农历1778.6.27-1831.4.8），国学；34世，邦卿（农历1803闰二月20-1859.1.18），议叙登仕郎、邑庠（其兄弟4人，邦卿为议叙登仕郎，邦仁为国学，邦纯为议叙云骑尉，邦达为附贡生。）。35世，奕捷（农历1822.4.7-1873.6.10），国学；36世，昌弟（农历1868.9.11-1922.7.17），国学；37世，永丰（农历1906.6.25-1960.10.17）；38世，金生（农历1942.3.25-），1962年高中毕业生。家禧子、孙、曾孙登仕郎10位（其中曾孙辈7位），云骑尉1位，登仕佐郎2位。
我是70后，回忆自身跳农门的经历是无比心酸的。我15岁以前都是在湖坪村，印象中其时有特困县特困乡特困村的帽子。我还算幸运的，父亲是乡村教师（1987年被聘为高级教师，全县为数不多。），母亲算是农村特别能吃苦的农村妇女（于今依旧）。一家六口人，其实只有相当分散的3间屋子（分布在两所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屋），每间不超过15平方，其中一间为两面墙开裂的厨房（逢下雨就提心吊胆）。我算吃苦不多的，但各式农活也算体验过，窘迫的时候曾有过将发霉的薯渣（原本是储藏来喂猪的）做成丸子救饥，现在每每回想起来还很恶心。我四兄妹，两位通过上学跳出“农门”，两位只上完初中。我大哥比我大六岁，他的高中是在农村中学上的，其实考学特别不易。我中考考了两回，高考考了三回。中考头一年是懵懵懂懂，成绩差的一塌糊涂，差点失去学习机会，那年的暑假，非常惨烈的哭过一场。经过父母的努力，争取复读一年，那一年是格外发奋，考上县里的“尖子班”（那时乡镇高中撤销了，高中要到县城上）。高中阶段是因为严重偏科，一次次落榜，但整个高中生涯是特别俭朴（上高中时，几乎是每花一分钱都有记录下来，我知道凭父亲微薄的工资供我们上学特别不易，记得高一第一学期包括学杂费、房租、生活费等在内花273元），格外勤奋的（六年间，基本都是晚12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只是自己学习不得法、加上期间有几位老师教学水平也确实存在问题，期间走了不少弯路。期间有段时间是自学的，最后那年换了一所学校，成绩进步比较快。）。上大学期间，我是“特困生”（申请了二等贷款，每年800元。毕业时还70%。这笔钱对我的帮助很大。），此外我的妹妹因为供不起，上完初中（15岁）就外出四处打工，数年间直接将所挣不多的钱汇给我。本科毕业那年我进入我现在就职的高校工作。我选择工作后再上研究生，不过上研究生也不顺，考了两次。
“我的春天”自认为算我考上大学（1995年）就开始了。我2005年登记结婚，2006年买房，2007年11月办婚礼，2011年1月得子。我爱人200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2009年上博士研究生），她家境况较我好很多，但亦属“寒门”。大概我们算是比较彻底的“裸婚”，登记结婚时，双方父母都没见过，办婚礼时双方父母亦未能参加。买房、办婚礼等是靠我们自己想法子，结婚戒指至今未买。父母供我们上学不易，其后的路我们携手自己走，“白手起家”的感觉挺充实。双方父母对我们当前的境况颇为欣慰。
过去家乡很多家庭的奋斗目标是“一幢房子、一个才子”。故乡的同龄人中，有数十位硕士、博士（博士后）了，有的做官也做的比较大了。近10多年来，给农村的孩子提供的另外一条出路是打工（或曰劳务输出），凭着自身再学习的能力（或者体力），其中相当部分人不仅解决了温饱，甚至发家致富。而通过读书跳农门的少数人，令人羡慕之处不多，其中有些人上完大学毕业之后，同样是打一般的工，较昔日村里的同龄人并无优越感。读书无用论在很多地方的农村盛行，好些农村孩子9年义务教育都没完成就打工去了，另一方面也许与教育资源及教育方式相关，农村孩子能通过中考上高中的比例不大，而上职高、技校之类，费用高昂，而且其教学质量亦倍受质疑。
近10多年来，给农村的孩子提供的另外一条出路是打工（或曰劳务输出），凭着自身再学习的能力（或者体力），其中相当部分人不仅解决了温饱，甚至发家致富（同生产队同村民小组有一位比我年龄小些，没上过大学，但家乡盛传其相当富有，在某沿海城市开公司，资产过亿元。）。而通过读书跳农门的少数人，令人羡慕之处不多（偶有回家乡，不少房子堪称乡间别墅，我等“工薪”族无法企及。但别墅更多的是“标志性建筑”味道，因为其主人多半并不在农村生活。），其中有些人上完大学毕业之后，同样是打一般的工，较昔日村里的同龄人并无优越感。读书无用论在包括我的家乡等很多地方的农村盛行，好些农村孩子9年义务教育都没完成就打工去了，另一方面也许与教育资源及教育方式相关，农村孩子能通过中考上高中的比例不大，而上职高、技校之类，费用高昂，而且其教学质量亦倍受质疑。还有一个感慨，这些年家乡的生态是变好了，但是实质是“空巢”了，一点也看不到“新农村”的迹象，如同我一般跳出农门的人，跻身城市，日渐远离家乡，而作为打工一族，或只身背井离乡走四方，或举家南征北战忙生计。另有部分人一旦有机会则在城市置房产，另谋发展。
寒门子弟也有春天，然而春天的脚步有几分凝重与蹒跚。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期待春风吹度“寒门”，春满人间！
寒门子弟没有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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