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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化与权力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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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几天前的一件事情，又开始关注“去行政化”。
某办公室主任一直从事行政工作，前次因为相关事务某领导让我找他咨询，其态度很好且将市里的行政关节说的头头是道，让我五体投地。这次我又遇到问题前去请教，不料完全是另一面孔，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我终于明白，这些被称之为“人民”公仆的人，原来只是“领导”的仆人，或者说是权力的仆人。我们这些所谓“老专家”，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因为你既不能决定他的升降又不能带给他实际利益，他当然可以“视而不见”、“敬而远之”。
网上搜索，在《百度百科》的“去行政化”中，他们把大学“去行政化”浓缩成“取消行政级别”，而且“意见不一”（大约是摘自某次政协会议）：
【观点一】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没有活力的症结之一。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结果，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看成追求的目标。
【观点二】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委员：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教授的声音，现在成员多为各个系的主任、院长甚至校长。
【观点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代表：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从学术评价看，任何学术权力都是行政权力，把两者截然对立是不对的。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名流，但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
【观点四】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代表：有人说高校行政人员太多，什么事情都是行政人员说了算，这不符合事实。高校工作有学术和行政两大类，行政为学术服务，大学里的行政工作必须要有，这些工作包括人财物的分配、安全保卫、后勤等。
通过这件事，我的感受是：不同意“去行政化”的官员，是因为他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于是就有了一大批仰慕权力的仆人“为权力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那是“相当滋润”的。难怪曾几何时，作为接班人的林彪还深切地感叹：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
我再搜索什么是“行政”？原来是指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其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活动的总称，即行使管理职权的活动（Administration）。《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原来“行政”有“善”、“恶”之分，而且孟子很早就认识到，“恶政”相当于“率兽而食人”，其根源难道是“为民父母”？看来，对于“父母官”的说法，孟子早就提出异议。《中国百科大辞典》称“行政”：①政治学指三权分立中与立法、司法相区别的政府部门，即国家意志的执行部门以及它的活动和职能。②行政管理学通常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的管理活动。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采用三权分立而实行议行合一制，行政范围比采用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远为广泛，涉及整个政治体系的全部管理活动。
进一步搜索什么是“行政化”？竟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只有“教育行政化”、“事业单位行政化”、“医院行政化”等等。我想，行政化一定不是个好现象，应该属于“恶政”之一，否则为什么加一个“化”字，大概也是中国特色。例如，所谓“教育行政化”，就是教育官化、教育权力化。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它，追捧它？因为行政权力往往代表真切的利益和特权。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行政人员无形中变成了“权力的奴仆”（孟子称之为“兽”，所谓“率兽而食人”），他们无所专长只知道一心“为权力服务”、“为领导服务”，于是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他们熟悉“权力场”里的每一个环节，能够得心应手地巧妙地把不能办的事情替领导办好，把群众该办的事情拖延不办。在一个行政化的单位，往往是权力越界，不受制约，缺乏规范，它就会放弃自身的服务职能，明火执仗谋取私利，甚至会成为伤人的猛兽。
因此，长期的行政化管理，就形成了一种倾向、一种模式、一种惯性：要想出成果、业务好，必须做领导。因为只有领导，才能利用权力调动一切资源“为己所用”，因此在高校、医院或科研单位，行政权力不仅掌握科研项目、经费分配，还可以判定学术水平的高低。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缺少制衡，整个社会自然要按照行政化的逻辑来运转。
事实上，在权力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权力奴仆。因为权力是名誉、利益等等的主宰，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现实里，过现世的生活，因此随时都可能向权力“俯首称臣”。做领导的，希望获得更大的权力，需要向决定自己命运的人卑躬屈膝；做奴仆的希望权力给予更多的照顾。如果要改变这种现实，或许只有通过法治制约和舆论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解决利益制度化问题。当权力不是决定一切的时候，当权力真正成为“服务”的时候，人们对权力的追逐、仰慕才会放慢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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