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初级师范学校都是隶属初级修道院的，可是反教权主义的课程已经取代了理论课。

这些课程给年轻人暗示，其实教堂不过就是一种压抑人的工具，牧师的任务和工作目标就是在人们的眼睛上蒙上无知的黑布，整天唱着地狱、天堂和寓言神话的圣歌。

此外，本堂神甫最糟糕的教规就是使用拉丁文，那是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对于无知的信徒们，这种语言是让人崇信的恶毒的魔术药方。

罗马教皇理所当然地由两名大主教（Borgia）代表，各地的国王也不比神父们更好一些：那些好色的暴君要么忙于战争，要么就在不玩小棒球游戏的时候玩女人，在那个时代，他们手下的《帮手们》，拼命地课收重税，其中也就10%能入国库。

也就是说，历史课程是按照民众的理解进行了精心的编撰。

我不是在糟蹋共和国：全世界的历史都是为了政府的需要编写的宣传册子。

于是，刚毕业的的初级师范生们深信大革命是一个理想的时代，是平等、博爱直至温情脉脉的黄金岁月，总之，是一个人性善良的大爆发。

我不了解学校是怎么对他们讲述，而又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到：世俗的天使随着升天，在杀了2万个人之后，自己也被置身在断头台上。

另一方面，这也是事实，我们村子里绝顶聪慧的神父，他从来不拒绝做任何一件善事，可是他却认为宗教裁判就是个家庭会议：据说，不论是制裁一个犹太人还是一位智者，他们都会眼含热泪，这是为了在天堂里给他们留一个位置。

瞧这弱智劲儿的：对我们的信仰很少论证它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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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初级师范生的学习并不只限于反教权主义和政教分离的内容。他们有第三个敌人，这个敌人还在逞凶：那就是酒精。

从那个年代起，在教室的墙上印着“下等酒店”的字样和一些吓人的的大图。

大家可以看见红色的肝脏已经几乎无法辨认，那是由于浮肿变色和复杂的梗阻，成了洋姜的模样：为了使这种灾难更加醒目，艺术家在系列大图的中间部位，画上了让人舒坦的优质柠檬，用柠檬作为对比加上醒目的红色更加衬托出周边黑色大字书写的灾难。

师范生们怀揣着恐怖的内脏形象（这里还不说阿基米德的胰腺形状和变了形的主动脉），在回宿舍的一路上慢慢地舒缓下来，最后只看见一个葡萄酒杯，这能让他们从抑郁中解脱出来。

在正餐前的开胃品酒时刻，街边的咖啡馆就像是自杀候选者们的一次集会。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一天，烂醉如泥，把宣传画板给周翻了，就活像一个世俗的Polyeucte（法国戏剧家皮埃尔·考奈尔写的悲剧中的一个人物）。他们认为不幸马上就会随着在墙上爬动的老鼠而降临，或者他们会在米拉波庭院里遇见一群长颈鹿，人们向那位醉汉证实，说是一位天才提琴手，因为脊髓浸泡在苦艾酒里而引发可怕的痉挛，只能沦落为一个曼陀林演奏者。可是他们最最讨厌的的是所谓的《餐后酒》，甜烧酒，查尔特修道士甜酒和皇帝特许，这些东西形成三位一体：教会，酒精和皇权

出于和这三种祸害作斗争，为培养人民教师的学业大纲的覆盖面是很宽的，构思得令人叫绝。他们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们几乎全是工农子弟。

学生们接受一种通用型的文化教育，无疑是宽而不深，但是都是最新的知识；正因为他们总是看见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在地里，在船上，在脚手架上天天工作多达12个小时，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就感到很满意，因为他们可以在周日外出，一年有三个假期，他们用这个时间和家人团聚。

    他们的父亲和祖父，还常常有邻居们（他们都是除了用手之外再没有学过什么），会向他们提问，询问一些小消息，这些问题是村子里没有人能给出答案的。学生们回答，老人们神色庄严地听着，一边不住地点着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三年期间埋头苦读这些教材，就像吞噬美味的食品，他们认为这是专属于他们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娱乐的时候，校长先生会绕着大厅追逐三名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惩罚他们玩小气球。

学业结束时，必须颁发精美的文聘，见证他们的学习成绩，说明他们《晋升了》，已经合格，达到标准。

就这样，就像良种已经出苗张开，植入在了躯体的四个角落，可以战胜愚昧，歌颂共和国，在宗教仪式上戴稳头上的帽子 。

在世俗教育的几年寒窗苦读之后，年轻的教师沿着山路进入乡村，在那里他或者做教师或者成为邮递员。之后，他在几个山道上辗转，每次休假的标示就是有一个孩子出生。三年或四年之后他来到位于平原上的专区政府里，之后，他终于进入省会，生命变得显赫，头发却也变白。他开始在一所有8到10个班的学校里教书，管理高等法院，有时还兼管补习课程  。

一天他庄重地庆贺自己收到了一枚教育勋章，说是三到四年之后他《可以退休》，也就是说，他到了规定的年限。他快乐地微笑，说：“我终于可以解甲归田了。”

再后来，他卧床，然后死了。

我对这些了如指掌，特别是他们的职业。

他们在他们的美好职业生涯中有一个总的信仰，在与人未来的角逐中有一个光彩照人的信念。他们轻视钱财和豪富，他们不会为了谋求提升而把工作让位给别人，会继续在贫困山村开始的工作。

我的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了在马赛的一个小区工作：一个赤贫，凄惨无比，无人敢在夜晚出行的小区。他从开始工作直至退休，40年在同一个班级里，40年在同一张椅子上。

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对他说：

“你就没有过一点雄心？”

“哦，我有啊！”他说：“我有雄心啊，我确认我成功了啊！想想看，在20年里，我的老师看见了他的6个学生被绞死。我呢，在40年里，我只有2个，还是因为公正的审判。这就使留在这里遭受苦难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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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不起的是这些反教权主义者们具有的使命感的精神。为了给神父大人（这些大人的道德是虚伪的）以震撼，他们自己活得就像一个个圣者，他们的道德和他们的先行者清教徒们一样是同样不屈的。学校的校监大人是他们的主教，大学校长是大主教，他们的神父就是教育部长：他们只用好纸按规定的格式给部长先生写信。

“和牧师一样”我的父亲说：“我们为未来的生活工作：不是我们的，而是其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