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巴涅我们搬到了圣鲁普，一个在马赛郊区的大村子。在学校对面有一个村属建筑：也就是一个棚子之类的房子，在那里有两个总敞着大门的屠宰场。

在我母亲忙她的家务事的时候，我就爬到一张饭厅窗户前面的椅子上，兴致昂然地注视着宰杀牛和猪。我确信人天生是残酷的：孩子们和野蛮人每天都在证明着这一点。

不幸的牛在两个牛角间受到屠刀猛地一击，然后两腿跪地，这时，我真是佩服屠夫的力气，欣赏人战胜了牛。猪的死亡更让我笑的流出了眼泪，因为屠夫们提着猪的耳朵，猪则发出声声惨叫。更有趣的景象是宰羊。

屠夫姿态优美地隔断羊的喉咙，一面还继续和他的屠物对话，丝毫不关注他的动作。当他割了三，四下时，他就把死羊放在地上，羊爪朝上，就像一种摇篮。然后，他呼了一口气，不可思议地把死羊吹涨了起来，好方便把皮从肉上扯下来。我确信他在做气球实验，我希望死羊能飞起来：可是我的母亲总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把我从我的观测站弄下来，她一边剁着肉，为了能放在家用的烧锅里炖煮，一边对我说着关于温顺的牛肉，和善的油煎小羊肉和屠夫的恶毒那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

在她去市场采购的时候，她就把我顺路放在我父亲教学的班级里，我父亲在教6到7岁孩子们阅读。我始终坐在最后一排，很乖，非常欣赏我父亲的权威。他在手里拿着一根竹棍，：他用它来指示他写在黑板上的字母和字词，有时也用它来敲打不注意听课的懒学生的手指。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妈把我放在我的座位上，一句话没说地上街了，这时我父亲在黑板上用很大的字写下了：“妈妈惩罚了她不听话的孩子。”

就在他在句尾画上大大的句号时，我喊了起来：“不对！不是这样子的！”

我父亲猛地转过身，傻子一样地看着我，叫喊着：“你说什么？”

“妈妈没有惩罚我！你写的不对！”

他朝我走过来：

“谁说惩罚你了？”

“写着呢。”

他惊讶的一时没说出话来：

“嘿，嘿，”他终于说了出来：“你认得这些字？”

“嗯。”

“嘿，嘿-----”他重复着。

他用竹棍指着黑板。

“那好吧，你念。”

我大声地读出了那行字。

于是他又拿出一本拼法读本，我轻松地读了几页-----

我认为这一天是他最快乐的日子，是他生命中最自豪的一天。

可是我妈妈突然出现了，她发现我被四个老师包围着，那些老师把他们的学生打发去了玩耍的院子里，正在注意地听我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小母鸡》的故事------她没有赞赏我的出色的表现，而是把包放在地上，把书合起来，把我搂到怀里，一边不断地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在教室的门边站着一个做管理员的科西嘉的老太太：她不断地画着十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是她去找来的我的母亲，向她信誓旦旦地说，《那些先生们》要《弄爆我的大脑》。

在饭桌上我父亲确认是他卷入了这个愚蠢的行动，他还说，我没有使什么劲，我只是像鹦鹉学舌一样，他还说，他也没有觉察到什么。我的母亲没有被说服，她时不时地把她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不断地问我：“你头不疼吧？”

不，我的头不疼，可是直到六岁前，我不再被准许进入任何教室，还不准翻开书，就担心会发生激烈的爆炸。直到两年后，在我初级班第一季度结束时，我的老师对她说，我具有一个超强的记忆力，但是我的智力的成熟水平也就是和摇篮里的孩子一样，那时她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