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干什么吆喝什么。50年代末到60年代，有一句话很流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们去除这些话里的商业或政治含义，“就话论话”，应该说都是不错的。社会的各色人物，开口自然有他们各自的语言。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语言，大学教授有大学教授的语言，农民有农民的语言，市民有市民的语言，街痞流氓有街痞流氓的语言。

自古以来，人们讲话总是有所避忌。两个极端的事物都在应该避忌之列。一个是某些极端尊敬的事物，人们因尊敬而不敢提及。另一个极端是最下贱、肮脏之物，人们因嫌肮脏而不屑说出。只有街痞流氓无所顾忌，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可以被尊敬的，更没有什么可以嫌弃的，所以，他们什么都说。

一般人们嫌脏而不愿意说出口的，一个是排泄物，但是，排泄这又是每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于是，就有了种种取代的说法，如称更衣、方便、洗手、解手等等，称排泄的地方为厕所（古代厕、侧二字多假借，至今北京四合院之西南角多为厕所）、茅房、洗手间等等。

另一个人们不愿意说出来的，是生殖器。这是人们的隐私之物，同时，这又是排泄之器，古人认为是肮脏之物，说这些是很羞耻的事情，所以也不说它。即使粗鲁的人说了，写书的人也要换一个同音字。例如，《水浒》里鲁智深这样的粗人说嘴里能“淡出个鸟来”，这个鸟字即是写书人用的同音字。即便这样，人们还是顾忌这个音，以说出这个音为耻辱，于是大多数人把鸟字的声母从原来唐宋时的d改为了现在的n。

这是千百年来文明人的习俗。小孩子不懂事，说了粗话，大人就会去纠正。不听劝告的就会受到惩罚。成年人说粗话，就会被人看不起。不小心说了，会感到羞耻。当然，地痞流氓不管这些，因为他们早已经在正常社会之外，他们没有羞耻。

现代网络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社会，特别在匿名的网络中，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因此，有人在网络上便失去了羞耻之感，他们随便的发牢骚、骂人、说粗话，甚至做无耻之事。对于有些话语，无知的和好奇的小孩子、年轻人便去模仿(这是一个通例，大人在家中说了不好听的，小孩子都会兴趣盎然地模仿)，一来二去地就流行开来了。现在网络上就是有不少不上台面的语言，被《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引用的x丝就是其中之一。

本来，像这种网络上的语言，流行一阵子，小孩子们和年轻人的新鲜感一过，往往也就渐渐消亡了。正经的作者，用不着去正眼相看，但是，偏偏有那么一位，在《人民日报》这样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里面用了x丝一词，致使有人以为这是主流媒体对于此词的肯定。这样的作者和编辑，无疑是做了一件蠢事。

但是，这件事也就是一件蠢事罢了。偏偏还有文人出来为之辩护。一个什么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x丝’这个词没什么不雅观的，如果它不雅观，那‘厕所’更不雅观。”如果说，小孩子和年轻人用这样的不雅之词只是无知，《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和编辑只是愚蠢，那么，这位副总编辑就是无耻了。

古人不屑发这个音，把鸟字的读音都做了改变，《新华字典》不屑收这个字，那都是有耻，以说这个字为耻。而身为一个出版社副总编辑的，不会没有读过书，不会没有受过家庭教育，小时候说粗话不会没有父母教导。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这个词“没什么不雅观的”，我不知道这位副总编辑平时口中吐出的会是怎样的语言。既然连那玩意儿都“没什么不雅观的”，这位副总编辑领导下的出版社所出书的语言，想必也雅观不到那里去了。

如果说，大言不惭地宣称那东西“没什么不雅观的”，可以说仅仅是不知羞耻，严重点说是无耻，那么，对着《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还这样的宣传，那就不是一般的无耻了，可以说是无耻之尤。

出现这种无耻之尤的副总编辑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不以说粗话为耻反以为荣的并不只是该副总编辑一个人。多年以来，痞子话语从未受到过认真的对待。解放初期，一部分干部身居高位，却常常粗话连连。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不说粗话就算不上革命。最近一些年，粗俗的“文化作品”大流行，就是堂堂电视媒体上的电视剧特别是所谓小品也常常从民间文化中挖掘出近似黄色的粗俗笑料，更不说那些流行在网络和饭局上的黄段子了。所有这些的结果，就是引起流氓语言的大泛滥。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某些知识分子也是流气十足，他们出口粗话、出手打人，哪里像教授、像编辑，完全不像读过书、受过教育的样子。也正因为他们有文化，读过书，还能够为自己的流氓语言和流氓行为振振有词地辩护、找说法。这些人，身居宣传和教育岗位要职，危害就更大。

语言会影响自己和别人的思想和行为，长期浸泡在流氓语言之中，必然会滋生出流氓行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能听任流氓语言肆行。